朝鲜难民

1960年代后期开始朝鲜展开了国家性生育政策。 当时朝鲜社会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多产文化。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每天晚上都要来到人民班召集刚下班的人们解说多产文化的不合理性。 60年代为止多产文化占统治地位 幼儿园时期的我拉着母亲的裙角去人民班会议上听到的解说内容要点如下。 说多产文化是旧社会的遗留物。说医院少、医疗设施也不齐全的社会上女性一旦怀孕只能分娩。因此很多家庭都有7-8名子女，说为了照顾那么多子女人无法过文明的生活。 还发表了计算了养育每名子女的费用，子女越多维持生计费用就越多。 记得来演讲的医生说子女多的家庭没有生活富裕的，子女少的家庭没有贫穷的。拼命地说明了低生育的优越性，但听众中想起了无可奈何的无对策的笑声。 把顺从自然视为原则的当时人认为拒绝自然的低生育文化是不可阻挡的。 80年代形成低生育文化 朝鲜当局的低生育政策和对此漠不关心的群众之间相悖现象持续了10多年。 朝鲜出台了“洞、里人民医院化”政策让洞和里也建立军队医院体制的人民医院，让这些医院优先设立了妇产科。 这些医院从女性怀孕初期开始进行管理和实施定期检查的同时，半强迫半劝解有两名以上子女的女性流产。 在朝鲜当局坚韧的低生育政策下，1970年初开始大部分朝鲜女性认为生育2-3名子女是“常识”。 1980年中期开始就算国家不特别奖励低生育，女性们自觉地少生了。部分女性只愿意生一名孩子，有的干脆不想生孩子的也逐渐多了。 由于粮食危机人口不正常减少 由于1990年代发生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人口的急速减少有目可见，因此政府就把低生育政策转变成急进性的多生育政策。 下达了所有医院停止流产手术的法律措施。设立了若发现手术事例就处罚相应医生或者取消医师资格证的特别条款。 已经尝到了低生育甜头的女性和接到国家严令的医生之间发生了冲突。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因为生计问题不能生孩子的女性想尽办法想做流产手术，医生为了避免成为非法手术的替罪羔羊而使尽了力气。 活人都无法维持生计，所以怀上孕的妇女只能尽全力向医院提供礼物，而得不到国家供应粮食的医生靠患者们的这种礼物维持了生机。 没有能力提供礼物的女性们只好剩下孩子，还时常发生生活更困难的妇女把刚生下的孩子丢弃在火车站或者市场等地方的情况。 生下孩子也无法养育的社会 朝鲜女性对政府非现实性多产政策的反抗心开始变大。 我刚从平壤驱逐到清津市停留两个月的时候，去了市内的一个市场。看见了在市场入口处卖面包的中年妇女向在周围徘徊的五六名花燕子（乞丐）突然发火的场面。 “不要要求妇女多生孩子，国家是不是应该好好照顾已经出生的孩子呢？活着的人都变成乞丐饿死的情况下，又生下孩子该怎么照顾呢？” 我静静地望着那女人的脸。虽然穿着和打扮比较褴褛，但分明是教员出身。好像比谁都关心无家可归到处流荡的孩子。自己也因粮食危机离开了讲台成为一名微不足道的卖面包的人，但好像还没有失去对跟自己学生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的关心。 突然，我从心里对她产生了尊敬并低下了头。没有关心过儿童问题的自己感到很羞耻。 朝鲜女性对当局的多产政策不满并不只是因为单纯的生活贫困。是对没能提出符合现实的增加健康人的对策，只想通过人口数的增加来补充减少人口数量的朝鲜当局的愤怒。

记得在报纸上读过一则报道称随着韩国年轻人失业率的增高，女军人的人气也随之升高。朝鲜与韩国相同，女兵是自愿服役制。但是与韩国不同的是朝鲜女军人的前途不够明亮。 首先在朝鲜选择当女兵的人都是无法成为高级人力的人。虽然与男性军人相比服役年限短了3 - 4年，大约5 - 6年，但是到了退役的时候年龄也到了结婚年龄。 区区人民班长，要当上也要服役10年以上 朝鲜社会里有一个非常顽固的固定观念，就是已婚的女性绝对不应该读大学，所以退役后结婚又读大学的女性在朝鲜绝对不会有。 然而没有大学毕业的女性无法升任高级人力。她们至多也就是能当个人民班长或班组细胞秘书（类似于中国的支部书记）。这也得是在军队入党后退役的人才有可能。 即使是在军队入了党也不能直接担任人民班长或细胞秘书，需要在军队时有过领导经验。而这种经验只有人民军军官以上才能具有。 也就是说，区区人民班长或细胞秘书职务也只能由人民军军官出身才能享有。在朝鲜，女性想要成为人民军军官，至少要有10年以上的服役经历。 朝鲜女性在军队里能够提拔为军官的比率大约在2%左右。也就是说50名退伍女兵中只有一两个人有机会担任人民班长或细胞秘书职务。 朝鲜军队没有女将军的理由 当然偶尔也有一生在军队中服役的女性。例如人民武力部11号医院护士长。但是她也不是逐级晋升的，而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特别指示下授衔的。当是金日成和金正日大为光火：为什么国外有女将军我国却没有。于是下边就急忙“提拔”了一批女兵。 当是朝鲜军队在具有军官服役经验的女性中选拔有意重新服役者，哪怕她们是家庭主妇，只要本人愿意就实施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就给晋升为校级军官。可是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因为朝鲜军队本身不具有培养女将军的能力。 军队经历在社会得不到认可 偶尔如果是在军队里从事护士或通讯兵的人退役后可以直接与社会职业衔接。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退役后为了发挥在军队里掌握的专业知识还要在接受护士培训学校等机关的培训后在接受分配。 即使如此，除非有相当可靠的关系，否则也很难分配到医院。军队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存在无形的隔阂，所以可以同时疏通军队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人也极少。 也就是说在军队服役时掌握的护士技能和通讯技能到了社会也难以施展。 退役军人“第一人生目标”就是嫁人 也有一些女性在退役后经过统计学校等简短的课程后就成为职业女性。但是这也许要以学习结束为止推迟婚期为条件。但是对于退役女兵来讲嫁人是首要的“第一人生目标”，所以这也不是好做出的抉择。 因为父母等周围的人都不会允许你以推迟婚姻为代价选择就业所需的专业学习，也没有几个退役女兵有勇气不顾这一切开拓自己的未来。 所以大部分退役女兵只能安分地满足于婚姻生活，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自甘平庸地生活在没有未来的世界里。

上个月末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的米价为1400元朝币。还传来由于洪灾粮食生产剧减而居民们感到不安的消息。 虽然“苦难的行军”已经过去了10年，但朝鲜还没能解决粮食问题而向国际社会乞讨。朝鲜没能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因中也有金日成（照片）-金正日父子不合逻辑的指示的一份。 在朝鲜只要是金氏父子的指示就要无条件地去贯彻，所以就算出现弊端也很难改善。可是如果不听从指示就会被拉到收容所，所以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1992年金日成访问两江道三池渊郡时发生的事情。 1993年出版的“朝鲜中央年鉴”118页记载着，1992年8月16日至9月3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现场指导了咸镜北道内人民经济的各部门工作。”对咸镜北道工作进行了长达20多天的现场指导。 可是没有具体记录金日成现场指导的具体行程。因为当时金日成是在三池渊郡炮台工人区的招待所（金日成专用别墅）度假。 1992年8月在炮台里专用别墅度假的金日成查看了周边的土豆地。 在专用别墅内的小耕地里护卫总局军官家属们为解决副食品耕种了土豆。可是那年由于降雨量较多土豆收成不太好。 查看土豆地的金日成问道：“今年炮台农场的土豆收成怎么样？”金日成周围只有护卫总局军官和书记们，所以没有人能回答。 金日成当场指示道：“马上叫炮台农场场长和初级党秘书来。” 当时炮台农场是国营农场，采用场长制。 意外地听到金日成召唤的消息后炮台农场场长（他当时是劳动英雄）和初级党秘书怀着激动的新登上了护卫总局的车。 金日成在土豆地向炮台农场场长询问了今年的农事情况。 听到因为天气原因土豆收成不好的情况后，金日成就对炮台农场场长说种点别的看看。 炮台农场场长说：“领袖，在这里的白头山气候除了土豆不能种别的。”金日成就说：“为什么？不是有紫豆吗？它好像很适合这里，种它看看吧。” 炮台农场场长郑重地回答说：“领袖，紫豆虽然收成较好但不能用做主食或副食品。到目前为止紫豆都用做了饲料。”就想场长说得那样，紫豆虽然能吃但不能代替土豆或者当主食食用。 “为什么？听说紫豆蛋白质很多比土豆好啊。种种看吧！”金日成用命令口吻说到。 迟疑了一会儿后，炮台农场场长回答道：“目前为止两江道居民们的生活中还是土豆好。” 金日成不耐烦地说：“那也种种看。蛋白质不是比土豆多而且好吗？”说着看了炮台农场场长。炮台农场场长耐心地说：“…慢慢种种看吧。” 金日成当场大发雷霆了。 大吼道：“喂！你是从哪儿滚来的家伙！让你种就种！简直像是个宗派分子嘛。你怎么能会是厂长呢？” 就这样炮台农场场长的命运就结束了。当场被金日成的负责秘书受到了严厉的斥责。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 被道党组织部送上了思想斗争舞台，在那里被撤了职。 而且瞬间就被剥夺了劳动英雄称号，从豪华的房子流放到了一般农场员居住的房子里。 党籍处分结束后保卫部就开始了调查。国家保卫部以金日成的“像宗派分子”的话为根据，给炮台农场场长扣上了“现代宗派”的帽子，最后不到一个月就跟家人一起送到了政治犯收容所。 两江道三池渊郡出身脱北者金仁实（假名，55岁，女）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金日成去世以前有过那样的事情。当时炮台农场场长作为劳动英雄把一切献给了农业生产。所以农场员们的威信也很高。可是因为一句话被送到了政治犯监狱。” 接着说：“这件事情后少种了土豆而主要种植了紫豆。两江道其他农场也大量耕种了紫豆。可是没有把紫豆加工成食物的方法，所以金日成死后所有的耕地又重新种上了土豆。” 代受因为金日成-金正日的无能而发生的粮食危机责任而受害的干部还不止一两个人。1997年诬陷朝鲜农业负责秘书徐官希和肃川郡协同农场管理委员长（劳动英雄）为间谍枪毙的事件，对金万金农业委员长的开棺鞭尸，把皮昌林农业研究所初级党秘书关进收容所并杀害的事件等。 高层干部这样被肃清的条件下，无声无息地死去的人就更数不胜数了。 ◆ 紫豆。豆类的一种。耐寒，产量多，主要种在高山地区。高1米左右，曾浅绿色，枝干为三角形。脱北者们说紫豆虽然产量高，但没有加工成食品的方法。

2000年8月，韩国媒体社长团访朝当时曾发生韩国所不知道的秘密事件。 看着在此次南北首脑会谈中自由地进行采访的韩国记者们，想起从一位两江道保卫部出身、曾担任朝鲜媒体干部的人士那里听到的故事。 当时， 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官朴智元担任团长的韩国媒体社长团一行对朝鲜进行访问，日程中有一项内容为与金正日见面并登白头山。 接到韩国媒体代表团将访问两江道（在行政区域上，白头山属于两江道三池渊郡）的消息后，两江日报社长及两江道广播委员会委员长一同去迎接代表团。两江日报就是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两江道版”，刊登劳动党的主要新闻和两江道新闻。 韩国媒体代表团到达几天之前，两江日报和广播委员会便被叫到道党宣传部学习注意事项和行动守则。 两江日报社长和广播委员长虽在三池渊机场迎接了韩国代表团，却未能与之共同登白头山。这是由于国家保卫部为阻止他们与韩国媒体人士进行接触而出面干扰的结果。 两江日报社长等人要满足于参加韩国代表团回国之前将在三池渊休养阁（音）召开的宴会。 酒兴正浓的时候，两江日报社长向韩国媒体的诸社长发问道：“先生们，我们去首尔也会如此款待我们吗？” 韩国代表团立即表示“如果朝鲜代表团进行访问，我们将盛情款待”，并表明正式邀请意向。 就在那一瞬间，端盘子的男服务员走过两江日报社长旁边时用手指捅了他的后背。这位社长吓了一跳抬起了头，在周围来回走动的保卫部要员充满怒气的眼神飞进眼帘，感觉身上的酒意霎那间消失殆尽。 旁边就坐的广播委员会委员长见此景敏捷地接过话来表示，“我们去首尔做什么？ 先生们这次来登白头山时机没选好，看白头山应在2月份（金正日诞辰日所在月份）过来，那样才能感觉得到朝鲜的气象。2月份欢迎再来白头山。到时我们的招待会比现在更周到。” 韩国媒体代表团以为说的意思是冬天的白头山更壮丽，便点头回应。代表团回去后，第二天便刮起了台风。 两江日报社长以“说话傲慢且无思想性”为理由，被叫到道党宣传部接受思想检讨达一个月，最终被撤职。 刚开始时，两江日报社长被降职当记者，一个半月过后再次被撵到不知名的工厂去当工人。两江日报社的所有记者也彻夜遭受到思想斗争会议和大讨论（让其站在舞台上批判思想缺点的会议）的折磨。 另一方面，说欢迎2月份再次光临白头山这句话的广播委员会委员长却受到了表扬，认为他“很好地逆转了局面，突出地刻画并表现出了将军的生日和白头山”。他就因这一句话被授予2级国旗勋章。命运就因一句话之差而发生了天壤之别。 投入到南北首脑会谈的朝鲜记者们的命运，说不定也会面临相似的情况而错开。

2004年5月8日，全世界被朝鲜的核试验所震惊。当时朝鲜解释那是为“三水发电厂开工仪式”而实施的大爆破。 3年后的今年8月，朝鲜中央电视台集中放映了题为“先军时代纪念碑性的创造物三水发电厂”的宣传节目。 三水发电厂是从朝鲜劳动党第五次大会时开始探讨的。但是因为堤坝选址的地址结构不合适而迟迟未能开工。 此后三水发电厂的建设突然再次成为科学家和设计人员们激烈争论的焦点，原因是组织指导部和宣传宣动部的权利暗斗。 1999年6月18日，力图扭转“苦难行军”局面的金正日在视察两江道一带时做出了建设三池渊的指示。这一任务交由宣传宣动部负责。 当时组织起来的正式“党思想宣传人员突击队”（简称“6.18突击队”）。 从2000年12月开始强制召集的“党思想宣传人员突击队”于2001年4月15日正式举行成立仪式，人数超过5万人。 6.18突击队对于金正日来讲是命悬一线的机会，他要借此机会展现“我们没有死，而且更加强大了！”而对于宣传宣动部来讲，这是彻底击败组织指导部，掌握中央党内基本权利的决定性契机。 1970年金正日开始掌管文化艺术部门以来，宣传宣动部在中央党内成为最具实力的部门。但是从1980年劳动党第六次大会上金正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组织秘书后权利结构的顶点由宣传宣动部变成组织指导部。 让宣传宣动部再一次回到权利顶点的决定性契机便是上世纪90年代让无数人因饥饿而丧命的“困难行军”。 拯救走投无路的金正日以及团结居民等方面宣传宣动部发挥了基本的作用。他们动用所有媒体和宣传手段鼓吹所谓帝国主义者们和国内外的敌人正在实施反共和国的鼓励灭绝阴谋。并且欺骗居民们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才导致“一时的难关”。 当时一跃成为主要人物的是宣传宣动部第一副部长崔春煌和2000年升任宣传宣动部部长的中央广播委员长郑河澈等。 原本在朝鲜权利内部不知名的两人随着“苦难行军”一夜间成为金正日最忠实的弟子和最信任的亲信。他们仅在1999年一年就陪同金正日视察多大40多次。此外在金正日及亲信们的秘密聚会等从未缺少过他们两人的身影。 但是在此过程中组织指导部为夺回中央党内部权利而开始磨刀霍霍。 当宣传宣动部提出三水发电厂建设问题后，组织指导部马上出来反对。他们甚至派遣开采工业省和探测管理局的调查团试图证明因地质结构的问题无法建设三水发电厂。 宣传宣动部也根据自己的主张实施周边调查和修改设计图纸。他们要利用法国式砂石堤坝（用土石浇筑的堤坝）大大接受费用，并通过在石灰岩地面浇灌水泥和水以及1M以上厚度的泥浆，以充分防止渗水。 正在寻找能够提高居民们的士气和加强内部团结的刺激效果的金正日最终选择了要强行建设发电厂的宣传宣动部。 于是在2004年2月兮山市云丛江和许川江的交汇处聚集起3万多名“党思想宣传人员突击队”，5月份举行了开工仪式。 但是组织指导部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不可能坐视自己权利被他人夺去。况且当时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正是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 2004年3月，崔春煌的女儿和朝鲜体育指导委员会某干部的儿子举行婚礼。以此为契机组织指导部开始了“打反击”。背离组织部而投靠宣传部的干部们争先恐后地聚集到这场婚礼上。据悉每人都送去了1000美元的红包。 其实这在实权人士们的婚丧嫁娶上属于常事。但是视宣传宣动部为“眼中钉”的组织指导部却没有轻易放过它。 组织指导部开始对婚礼的参加者们实施了调查。结果送去1000美元以上红包的30多名干部被撤职，下放到农村。 组织指导部为继续加大这一事件的影响力从2004年3月到5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吃喝风的活动。许多干部们以渎职、“修正主义玩乐风”等罪名被撤职。 2004年5月，击败组织指导部，打下宣传宣动部权利基础的崔春煌被扣上“违反党内秩序，拉帮结派（在自己周围纠集亲信以形成一定势力的行为。朝鲜将此类行为视为宗派行为和反党行为，属于严加惩处的对象）”的十恶不赦的罪名被撤职。 宣传宣动部的沉默并没有就此结束。从中央广播委员长升任为宣传宣动部部长的郑河澈2005年因未被公开的政治事件而送入收容所。 在中央党内部享受最高权力的“党思想宣传人员突击队”的实权就此从宣传宣动部的手转到组织指导部的手中。 经历史上罕见的“困难行军”的过程中苦苦撑起衰败的朝鲜政权的实权人物们，每年随行金正日数十次，誓死效忠社会主义的忠臣们也就此走到了命运的终点。

来到韩国已经6年了。此间见过不少脱北者，尤其是不少女性们说：“韩国别的不说，没有人干涉人民班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每当听到那些话我就会再一次明白朝鲜的人民班制度其实是对社会的作者女性实施的压制。 来到韩国的男性脱北者们很少说“讨厌人民班”，即使说出来也不会像女性们那样深切。 屡次不参加人民班会议就被除名 正如韩国的社区有通和班，开“班常会”，朝鲜有所谓“人民班”的家族生活领域的具体单位，开“人民班会议”。 与韩国不同的是朝鲜的人民班制度不过是监视和控制居民的手段。在那里受苦的只有女性们。因为朝鲜的男人们几乎不参加人民班会议。他们说什么“娘们儿们聚在一起的地方男人参与会没面子”，强烈地拒绝参加。 女人们也没有“勇气”即使“损毁”丈夫的“面子”也要让丈夫替自己参加人民班会议。 人民班会议通常每周开一次。但是面临举国性的活动或中央下达最新方针时就几乎每天都要开会。那时人民班张挨家挨户大声督促“无必要参加人民班会议”。 刚刚劳累一天回到家里做饭或吃晚饭的女人们只能放下手中的一切跑去人民班长的家里开会。 人民班长会坐在家里对照人民班员名单一一确认出席情况。没有适当的理由累计几次缺席会议是该家庭就会被认定为是“对人民班和社会怀有反抗心理的家庭”，被通报到保卫部和安全部受到种种磨难。 这些报告如果累计多次，该家庭就会受到保卫部的秘密监视，最后有一帮人突然拿着“发配令”用车把这一家人拉到无人知道的地方去。 来到家里的客人也要向人民班报告 人民班会议上主要下达需要女人动手的公寓及周边清洁、收买、储蓄、副产品收集、淘米水的收集、支援军队或工地、支援农村肥料的生产、战备用品的准备等任务。 女人们需要在工作之余完成这些任务。 所以只能比男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好不容易盼来的星期天，男人们可以在家睡大觉，女人们却要完成人民班布置的任务片刻也无法休息。 人民班给女性们下达的任务不仅这些。 来到自己家里住宿的客人或亲戚要详细如实地向人民班长报告。 在地方居住的亲戚们因为很难得到平壤市通行证所以只能用周边地区的旅行证悄悄到平壤在亲戚家里借宿。 通常都是女性的人民班长无法在户主男性面前唠叨，只能拿“好欺负”的女人撒气。 一辈子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的朝鲜女性们甚至会产生心理的不安症状，哪怕得到一把人民班长不知晓的勺子都会有负罪感。严重时男人们不知不觉间在自己的心理装下无形的人民班长，自己主动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 在那样的社会里一辈子受到“心理不治之症”的女人们来到韩国后的感触当然会比男人们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