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难民

周边学校的学生之间结成帮派打架斗殴并不只是出现在韩国的问题。 气势汹汹的控制和监视下的朝鲜也会发生学校暴力和结伙打架事件。 中学生（15-17岁）们的学校暴力和结伙打架也一度成为朝鲜社会的深刻社会问题。 其规模和暴力程度也超出了韩国人的想象。我到韩国观看的电影“朋友”中的暴力，跟朝鲜的学校暴力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朝鲜的学校暴力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曾达到顶峰。参加暴力斗殴的少则数百名，多则千余名。 我生活过的城市（咸兴）中的所有高中都有“组织（派）”，这些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包括各学校派别的几个大组织。 青春期“小英雄心理”扩大了暴力 1990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咸兴市回想区虎连川水坝的两侧各汇集了数百名学生（15-17岁）。其中一些人拿着锣和鼓，其他的学生手里拿着棒球棒、石头、木棍等。 过一会儿，在锣鼓声中，两边的阵营同时喊出“冲啊！”的口号。小石头飞满了天空，飞向对方的阵营。当时正是中学生的我和我的朋友也在其中。 我朋友明日因打架出了名，他特有的韧劲是回想区内同龄人中最有名的。那天，明日戴着人民军过冬用的棉帽，一手拿着棒球棒，在我们派别的前头尽显“勇猛”。 正面相遇的双方相隔1米左右距离，向对方挥起了棒球棒和木棒。站在右边的朋友们拼命地向对方阵营扔着小石头，扔得手都发麻了。经过10多分钟的拉锯战后， 我们派终于占据了优势，把对方推出了500米左右距离。 一进一退的攻防战中被击退一方的过半数以上人员会受伤，伤势惨重。 我们的组织在第一次会战中取得胜利。通过头目之间的谈判，休息1个小时左右后重新整顿了队伍，进入了第二次会战。 对方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跟第一次一样的在一进一退攻防中，我方的后方被冲垮，开始处于劣势。站在前头挥舞着棒球棒的明日和几十名同伴被对方围困起来，正受到胡乱猛打。 没命地逃跑过程中，突然听到有人喊：“明日还没跑出来！”大伙儿清醒过来，又重新开始了进攻。跟被包围的同伴们进行厮打的对方，被我们的突然反击开始败退了。 这一天，明日的两颊被撕破，头上也被打破了好几处，受了重伤。在第二次斗殴的败退过程中，我也被石头猛击了头部，但多亏厚棉帽头没被打破。由于明日站在前头主动出击把握了先机，我们在这天的打架中痛快地（？）取得了两次胜利。 通过此次事件，明日成为我们不可逾越的偶像。明日的英勇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回想区全体高等中学五六年级学生之间的美谈，明日也因此成为“有名人士”。 那天分成两派形成阵营的数百名学生，是在咸兴市回想区握着霸权的“刑事（头目的外号）”派和圣川区的霸权者“马达贝卢（头目的外号，古巴电影《农场主》中的叛军头目）”派的学生。 但是，那次斗殴结束后出现没有分出胜败的争论。为此，马上召开了头目们的谈判。头目们约定“把即将到来的2月份定作帮派斗殴月”。 约定的内容是：“在咸兴市的任何区域、任何地区，双方的成员只要碰面就无条件地进行斗殴。”从此，我们部分时间地点跟马达贝卢派展开了斗殴。 有一次，以回想区诚挚洞的源桥为中心，在无轨电车和市民拥挤的的道路中央展开了两派的斗殴。打架一开始，道路瞬间就成了学生们的斗殴场，来往的客车停滞在路旁，市民们还紧急避了难。 由于粮食危机，结伙打架现象自然泯灭 进入到90年代以后，青少年们的暴力超出了限度，朝鲜当局就进行了集中取缔。用三轮摩托车组成机动巡逻队，形成24小时随时可出动到学生集体打架斗殴现场的机制，在现场缉拿了闹事学生。 而且，跟学校紧密联系起来一一确认学生们的出席时间，屡次组织学生集体斗殴事件或煽动斗殴事件的学生送到了少年教化所。甚至还把其家属也被驱逐到偏僻的农村或山沟。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校暴力到了何种严重的地步。特别是那些带着头部受伤来上学的学生是学校和安全员的优先调查对象。 90年8月，回想区管辖内的所有中学校五六年级的2000多名学生被召集到了区文化会馆。在会上，列举了学校暴力的严重性和弊端，罗列了主谋者（学生）们的罪状后，由区安全部安全员们当场给他们铐上手铐，送交到了少年交化所。 当时在圣川区不可一世的学生头目马达贝卢被判三年，送到了监狱。再加上一到晚上父母不让学生出门，不让那些问题学生到自己家里，结伙斗殴现象也就慢慢失去了势头。 紧接着，极度的粮食危机的爆发，结伙斗殴现象也就自然消失了。

11日，朝鲜劳动党党刊劳动新闻在“奸诈的侵略手段”为题目的社论中指出，“金钱欲能让国家走向灭亡。”，强烈指责了在居民中蔓延的“挣钱热”。 新闻主张“金钱欲是中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温床，是把人变成精神残疾的危险毒素。”新闻特别评价美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 新闻强调“被金钱迷惑，就连国家和民族都会出卖。”“东欧圈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也是因为被美元鬼迷心窍的结果。”劳动新闻直接代言朝鲜当局的主张。它们的这一报道说明，朝鲜当局非常担心居民们对美元的幻想会败坏他们的思想境界。 粮食供给被中断后，朝鲜居民们没有依靠当局，而是靠自己解决了生计问题。其中大部分居民通过做生意维持生计。朝鲜市场中最有用和价格最高的就是美元。居民们为了生存，为了挣美元而埋头苦干。 朝鲜居民中做生意、挣美元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为积累巨大财富或者受到金钱的蛊惑，而是为每天的生计而尽全力。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居民们对金钱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大。 在居民们只有挣钱才能养家糊口的条件下，当局批判金钱欲是因为维持体制所必需的思想控制和居民控制，并不能起到过去那样的作用。因为居民们对挣钱的热情比对金正日和党的忠诚还要高，当局觉得这种趋势对维持体制构成威胁。 由于出现大量居民饿死和脱北现象，逼到死角的朝鲜当局于2002年发布了“7.1经济改善措施”允许经营市场，引进了一些奖励机制。 通过经济改善措施，朝鲜的大城市建立了大规模的综合市场，小城市以及农村出现了小规模的农贸市场，成为解决居民们生计问题的空间。也就是说，综合市场和农贸市场替代配给制度担负起朝鲜居民的生计问题。 到如今，谴责那些想挣更多金钱的人是“精神残疾人”，反映出朝鲜当局对居民失去控制的恐惧。在阻挡精神控制变松懈问题上，朝鲜当局也认识到力不从心，只是想控制其速度和范围。 目前在朝鲜咸兴从事朝中贸易的金明国（假名，42岁）说“居民们拿一些东西到市场出售或购买，市场就有了资金流通，就能做贸易了。不做买卖就是坐以待毙。” 他说“目前还不知道途径，但居民们手中的美元数额已经达到不能忽视的程度。” 他还说“进行朝中贸易时都喜欢用美元，所以一般居民也很信任美元。因此，对人们宣传讨厌美元，就是说要么不做贸易要么变成傻瓜。” 朝鲜居民每天的生活都跟市场息息相关。他们每天都要到市场上班，目的就是挣钱。对朝鲜居民来说，钱就是粮食，就是生命。因此，朝鲜当局宣传美元是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的渗透，对他们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此外，自2006年12月22日始，朝鲜还采取了一般人在朝鲜境内禁止使用美元等一切外币的措施。

不久前，又有一位韩国女演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她的自杀，人们不是感到好奇，而是感到遗憾。 虽然不是相同原因，但朝鲜还有很多自己了却生命的人。主要是因为觉得生活太艰难或者承受不了悲痛才选择自杀之路。 特别是1994年发生粮食危机以来，由于粮食短缺而自杀的比率不断上升。也有很多人在逃离朝鲜的过程中被捕，忍受不住拷问和痛苦而自杀。 我认识的一个人民军也年轻易地走上了自杀之路。出生在平壤附近平城市的金庆植（假名）高中毕业以后17岁就参军，在咸镜北道过着军旅生活。 在朝鲜，如果说漫长的10年军旅生活中有最恳切的愿望的话，那就是加入朝鲜劳动党。当然，目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直到90年代末，入党是军人们共同的希望和夙愿。 因为入党后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到大学深造，打开飞黄腾达之路。所以大部分军人以加入朝鲜劳动党为目标，毫无怨言地度过漫长的十年。金庆植也怀着这一夙愿为军旅生活付出了一切努力和心血。 终于到了一年只有几次的朝鲜劳动党入党申请日期。金庆植本人也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一切入党条件，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但过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消息，他就委婉地问了军队干部结果如何。得到的答案是“保留入党”。对他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 10年的等待成为泡影，郁闷成疾举枪自杀 “我们也知道你在军队服务生活中认真负责。但朝鲜劳动党是神圣和光荣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加入的。”金庆植的爷爷在6.25战争时期过到韩国，所以金庆植是“越南者家属”，家庭成份不好。这就是不能入党的理由。 不能放弃入党的他又鼓起勇气恳求道“我尽我的一切更加努力行不行？”但对方无情地回答道“就算你再怎么努力也没人认同你。认真勤奋是重要，但家庭成分也应该好。” 金庆寿在军旅生活中一直起着率先模范作用。但经过这件事情后，抑郁症、对爷爷和国家的怨恨交杂在一起，终于在自己服役的地方用手枪自杀了。再怎么认真地在军队服务，只要出身不好就不能加入朝鲜劳动党的事实把他赶到了绝路。 但更荒唐的是，在朝鲜认为自杀是“对领袖和国家的背叛”，给死者加上无需有的罪名。“领袖和国家的背叛者”是朝鲜最严重的罪名之一。因为是“犯了重罪的人”，不让家里人给他举办葬礼，也没让家属看到遗体。除此之外，还要把家属从原先生活的地方驱逐出去。 我个人并不赞成自己了断父母给的生命的行为，但朝鲜连个人选择死亡的自由都没有，这种现实更悲惨。政府用微不足道的罪名公开处决居民倒是无可厚非的，而给亲手了断自己生命的人加上无需有的罪名。这就是金正日政权的独裁展现给我们的朝鲜现实。 在韩国，自杀成为社会话题，人们反省并高呼改善把人赶向绝路的社会。相反，在朝鲜，死者还要为那些遗留下来的家属操心。一句话，金正日连人们“自杀”的自由也夺走了。

脱北者出身的笔者入境后，不少的人提出疑问“朝鲜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还不搞示威游行？” 每次我都只能简单地回答“对朝鲜居民的监视和控制太多，不敢揭竿而起。”没有在朝鲜生活的经历，他们无法理解其内情。 如果在朝鲜进行反体制活动只牺牲自己的话，很多人会奋起抗争。但如果整个家族都被关进收容所，受动物般的虐待度过余生，那么这并不仅仅是勇气问题。 在这种强压条件下，也有奋起抗争朝鲜独裁体制的年轻人。原朝鲜劳动当秘书黄长烨透漏道：在他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对体制怀有不满的学生找他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该行动了。”他就劝这些学生说“还不是时候。” 笔者亲眼目睹过1989年在平壤举行的朝鲜青年反体制活动。看到他们散发的传单和大字报后不知所措的平壤居民的样子，还历历在目。居民们的眼光死死地盯在大字报上，用沉默表示认同。 他们声讨朝鲜金日成金正日体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王朝体制。还高喊还给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被捕后都被处于死刑，但我相信历史会铭记他们。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平壤民心的响应 刚刚结束第13次世界青年学生庆典的1989年9月的一天早晨，很多人开始聚集在乐浪区电影院（位于现今平壤市乐浪区统一2洞）。上班路上的人们观看着张贴在电影院各处的题为“我们的斗争”的无数个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是这样的。“目前的朝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相违背的封建统治国家。让人民勒紧裤腰带，强迫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却是金日成和干部们丰衣足食的世界。我们希望亿万人都平等的社会。”署名是‘我们的斗争’。 他们批判朝鲜体制时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话语。引用马克思著作来指责了朝鲜政治权利不是无产阶级政权，而是金氏父子的个人王朝。他们在传单的最后还号召人们‘用我们双手推翻这封建统治国家，建设新社会。’ 但问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的人们的反应。第一个发现的人为了让他人也看到这些东西，没有损毁它，是想让更多的平壤市民看到这些。当然可能还有不要管闲事的心理。但那么多人只观望而不去撕下来，对其表示赞许的心理作用也很大。 事情发生后平壤市像捅了马蜂窝。国家保卫部马上向平壤市保卫部下令抓捕‘反动’。市保卫部为了抓捕张贴大字报的人开始了搜查。 虽然保卫部开始了搜查，但他们没有中止活动，事态反而更闹大。他们辗转在平壤市所有电影院和剧场张贴了反政府传单。 用印刷机制作的反体制大字报 他们张贴传单有几个特点。出现在深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传单张贴在电影馆墙壁上后就消失地无影无踪。而且跟以往的传单是用手写的不同，这次却是用印刷机印制的。由就是说，油印物。 他们称自己的团体是‘我们的斗争’。但保卫部没能查到任何线索，只忙于追踪他们的踪影。传单某天贴在大同门电影院，第二天在善桥电影院，第三天却张贴在东平壤大剧场。因为他们平壤乱成一锅粥。 有人说是间谍张贴的，但大部分平壤居民心里明白是内部人所为。 他们这种神出鬼没的活动也留下了几个线索。为了隐藏身份而使用了印刷机，还引用了马克思著作。保卫部着重搜查这些部分。 调查了平壤市内所有印刷机，开始追查使用相同活字版的地方。每个印刷机的字体都有微小的差距。藏在人民大会堂的马克思和列宁，恩格斯著作只让那些特许的人阅览，保卫部集中追查了这些人。 随着搜查的深入，反体制活动青年们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保卫部掌握了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平壤外国语大学、平壤商业大学、平壤建设建材大学等大学生跟这活动有关的线索。 通过精细比对传单字体发现，金策工业大学和其他几个大学印刷所的活字跟传单上的字体一样。因为阅览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是大学生或教授、研究员，所以把调查的范围缩小到年轻的学生。 被大同江地区保卫员逮捕 但是，因为偷偷使用印刷机，没有留下痕迹；阅览书籍的人又不是一两个，搜捕异常艰难。 平壤保卫部的反贪科和搜查科，各区域的保卫员不分昼夜地潜伏在所有剧场和电影院里。结果，90年8月的一天凌晨，在大同江电影院张贴传单的学生被潜伏着的大同江地区保卫部保卫员抓到。 调查被捕学生的平壤市保卫部调查到组织的实体后惊得目瞪口呆。进行反体制活动的学生的父亲大都是前任朝鲜军将领。 保卫部逮捕了跟组织有关联的12名学生。他们都是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亚综合大学、平壤外国语大学、平壤商业大学、平壤建设建材大学等朝鲜最高最好大学的高学年（3年级以上）学生。 12名中8名是前任朝鲜军将领（将军、少将以上）的孩子。他们在大学也都以优异的成绩和模范生活受到教授和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 他们在父亲的庇护下从小受着最高待遇、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从高中时期开始被称为天才学生，还入了朝鲜最高学府。 看到马克思著作下了‘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 他们对朝鲜政权怀有不满是从专门为将领们居住的高级公寓出来以后，了解到平壤一般居民生活的那时刻起。 平壤有专门为朝鲜军将领准备的高级公寓。禁止一般人接近的公寓由军人做24小时的警卫，只允许预约访问者进入公寓小区。 自从父亲转业，从将领公寓搬出，居住在跟一般人居住的一模一样的楼房中，亲身体验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疾苦开始，这些被捕的学生对体制有了怀疑。 曾受着特别待遇，只跟中央党干部子弟和将领子弟来往的他们，生活在一般楼房中，看到平壤市民艰苦的生活形态才开始了解到朝鲜社会是专门为特权层服务的事实。 青年们传阅着马克思列宁、恩格斯著作，了解到朝鲜社会不是为劳动者、农民服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青年们曾一起生活在将领公寓，关系很密切。等到父亲转业后又一起经历了艰苦的生活，一起传阅马克思书籍，志同道合就组成了‘我们的斗争’这一反政府团体。 60年代以后，朝鲜回收了所有马克思和列宁等有名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们的著作，禁止一般百姓阅览。人民大会堂把这些书列在阅览书目中，但只有得到相关机关特许的人才能借阅。被捕的学生都因父亲的背景能读到这些书。 被捕后也不屈不挠 他们把团体的最终目标定为颠覆朝鲜政府，并开始活动。第一项活动就是找寻志同道合的同志扩大组织，展开转换民心的大字报斗争。 他们从第一次大字报斗争开始进行了1年多的秘密活动。据说虽然被捕并受到保卫部的调查也没屈服。具有聪明头脑和接受过朝鲜最高教育的他们，用有条有理的话语、堂堂正正地应对了保卫部的审讯。 一个预审员（搜查官）表白“预审员们反而要回答他们的提问了。” 当时参与到审讯的一个保卫员说“如果他们没被发现，继续扩大其势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位保卫员说，他们在平壤市郊区的一个秘密场所被秘密处决了。死的都是非常可惜的人才。当时他的脸上流露出迷茫的神情。 这些年轻人虽然在20岁刚出头的年纪倒在金正日的枪口下，但继承他们遗志的更多的年轻斗士们在朝鲜国内高喊着民主主义。或许，平壤市保卫部的地下监狱里现在还在传出为朝鲜民主化作斗争中被捕的朝鲜青年们的凄惨的叫喊声。

我到韩国，很多人问我“朝鲜也有黑社会吗？”当然，朝鲜也有‘黑社会’。他们还经常闯出大事。 1991年7月的一天，我生活过的城市里大白天就出现了黑帮头目被枪击身亡的事故，他被一个朝鲜军人射出的子弹打死。 上完课正回家的我，在路上听到了两声枪响。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被军人射出的子弹击中倒地。当时不仅一愣。 当场被军人打倒的人是OO市流氓（黑社会）头目。他胸部中弹，当场死亡。 石京哲（假名，当时28岁）是从高中时期就让学生们闻风丧胆的人物。学生时期脾气就暴躁不安的他，从不听父母和老师们的话。 他的父母是OO市人民委员会科长，但由于儿子不能抬头见人。安全部（警察局）也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在打架斗殴事件上放过他好多次。 高中毕业的时候被指定为不良学生，没能入伍。到社会后，学生时期跟随他的那帮流氓就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 不到几年，以他为中心，组成了拥有1000多名的黑社会。别的城市也有了他们的下属组织。因出了名，别的流氓也不敢跟他们的组织对着干。 在朝鲜社会，石京哲的成员们比别的黑帮要团结，注重‘义气’。他们在别的黑帮之间的势力之争或个人之间的纠纷中当和事老，作为代价得到酒食或衣物。 有时还偷食品加工厂或水产加工部仓库，给成员分发物品。还袭击过协同农场的粮食保管仓库。因此，有的成员们被安全部被捕受审关押在教化所。 他们在安全部的审讯过程中，被毒打也不透漏关于头目的只言半语。因此，石京哲多次逃脱出了安全部的围捕。 当上头目后，他几乎不亲自参与群殴，只让手下成员去参与。所以安全部也拿他没有办法。他的组织成员把跟头目的义气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葬礼上：“为头领报仇” 被枪杀的那天，他跟用10公斤装塑料桶搬运酱油的军人之间发生了口角。他开玩笑地向军人们说“让我偿偿桶里的酒。”军人们也笑着答道“真要喝吗？” 这时在旁边的组织成员正式地说“给一瓶酒吧”。军人们笑着说“大白天的，军人怎么会带着酒呢。”“桶里的是调料用的酱油。” 这时，组织成员们就有点恼火了“这帮家伙敢耍我们？”，便跟军人打了起来。军人只有两人，石京哲的手下却有4人。 惊慌失措的军人们开始逃跑。看到组织成员们继续追来，军人们就托起枪，摆着射击姿势喊道“站住！别过来。” 看到军人们用枪威胁，其中一个成员停下来了，但石京哲却继续向前走近。石京哲认为军人们耍了他，一生气就把握在手里的刀向军人的脚边掷去。 当刀钉入泥土的同时，感到生命受到威胁的一名军人开了枪。射出的两发子弹射中了他的心脏。 他死的消息瞬间传开，组织成员们就拥了过来。安全部向他的父母提出建议不举行葬礼，悄无声息地进行埋葬。但，当他的尸体被埋葬的那天， 数百名组织成员还是闻讯赶来了，并立下誓言要报仇。 那些军人所属部队为防止事态的发展，进行了24小时的非常警戒。并把闹出事的两名军人调到别的部队。 随着时间的流逝，石京哲的组织成员之间产生了权利之争，变得四分五裂，没过几年几乎销声匿迹了。 7，80年代，平壤也有过流氓。他们到大同江边向恋爱中的男女挑衅，还有过强奸事件。看到经常发生类似事件，金正日就下达了射杀令。在一个月内，安全员们射杀了所有的流氓分子。 90年代粮食危机以来，强盗、盗窃等为生计实施暴力的事件频繁发生。为生计实施暴力的现象如今有可能还在发生。

上个月30日，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见到的脱北者金永植（假名）说，为了挣钱，脱北的很多朝鲜女性从事一种叫“跳槽”的新型犯罪。 跳槽是脱北朝鲜女性和介绍人（脱北者或朝鲜族中间人）合伙以结婚为名目骗取中国人的诈骗行为。一般是结婚一两个月后骗取中介费就跳槽。中介费由介绍人和脱北朝鲜女性平分。 家在咸镜北道清津的金先生说“以前我也做过跳槽的中介人”，“为了生存，不得已才做这种事情。”“因走投无路，脱北的朝鲜女性也愿意这么做。其实，这也不是人身买卖…”说着说着，他低下了头。 金说“脱北者本来就处于被追赶的境地，再加上诈骗中国人，对我们的追踪就更厉害了。”“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了。” 1日，在沈阳遇见的20岁刚出头的脱北朝鲜女性李英淑和崔宝淑也说“因为身份问题很难找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了，也因身份问题很难正常地拿到工资。”“所以，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但迫于无奈，只好做‘跳槽’。” “哪怕用这种方法，也要挣钱养活在祖国（朝鲜）的家人和经常饿肚子的弟弟妹妹。”说着，她们的眼眶湿润了。 问她们是不是受到中国公案或被骗的中国人的追踪，李说“前不久住在延边。做了一两次‘跳槽’后很多人认得我了，没法继续下去。”“有些人要抓我，就搬到沈阳来了。” 崔也说“被骗的中国男人也托人追踪我。”“说抓到就杀了我，现在也不能回去了。”崔满脸紧张，问我能不能帮她，让她到韩国。 我们韩国也曾流行过假意就职到红灯区当服务员，拿到抵押金后逃跑的所谓‘上一当’的诈骗方法。但在脱北朝鲜女性身上发现类似的犯罪现象还是第一次。 这以前大部分脱北朝鲜女性被拐卖到农村或红灯区的情况较多。但曾是被害者的脱北朝鲜女性如今却针对中国人进行诈骗。这真是让人震惊。 有人指出，如果这种现象继续扩散，将会强化中国政府对脱北者的管制，也给促进脱北者获得难民地位的国际舆论泼凉水。 在延吉展开支援脱北者活动的的传教士金某说“由于身份的不稳定和经济上的困难，脱北朝鲜女性正陷入犯罪的诱惑中。”“这种行为不仅对自身，而且对全体脱北者带来不利影响。”

危急情况时金正日的逃跑路线，利用平壤到北新县的铁路 平安北道昌盛郡和香山郡之间有一条名为“隐蔽道路”的公路。是严禁平民百姓使用的秘密公路。从香山郡北新县里总长120公里左右。 “隐蔽道路”是从1987年到1996年共分3个阶段完成的。这条公路是依照金正日的指示建设，是为战争时期让金日成金正日家族安全逃离到中国而建设的。我为这条公路建设服务了整两年。 当时平安北道党组织秘书金平海在平安北道的各市、军、工厂企业、协同农场等组织了‘速度战突击队’动员到当地的公路建设。第一阶段的公路工程是单行一车线公路，宽只有3米左右。按自然地貌设计成弯弯曲曲的公路，就是为了危机情况时易于躲避空袭。后来金正日认为道路太窄，下令扩宽成双车线公路。 第二阶段的基本课题是把路面拓宽到9米左右。因为沿着江边建设的公路，弯多路坡，乘车欣赏自然风景是最合适不过的道路。 完成第二阶段工程，得到党中央组织部的认可举行完道路竣工仪式后不多久金日成就去世了。当时正在昌盛别墅度假中的金正日听到这一消息，马上用“隐蔽道路”赶到妙香山金日成的别墅，只用了1小时40分钟。见到金日成的遗体后，金正日就埋怨手下们说“公路建设得更好一些的话，不就能见到领袖的最后一面了吗”。 劳动党干部们就辩解说“道路弯道太多，不宜于高速奔驰”，此后就动员当地居民拆除已经修好了的公路，进行了该弯道为直线的工程。拉直所有弯曲的山谷、削平山头、挖渠拉直河水就用了3年的时间与劳力，终于建设成最好的公路。 “隐蔽道路”的用途就是为了在发生朝鲜半岛战争时让金日成金正日家族安全地‘脱离’（其实是‘逃离’去用了‘脱离’）。这一秘密通道是先从平壤坐火车到香山郡北新县，在乘坐汽车利用这一“隐蔽道路”一泻千里地到达昌盛。其后利用在昌盛药水里的金正日别墅中的、穿过鸭绿江江底的地下通道迅速逃到中国。 24小时的道路警戒任务由护卫总局（金正日警护队）担任，每公路段都有由拥有高度忠诚心的核心阶层中选拔出来的纠察队巡逻。 一年四季不让通车，只为金正日使用 这条公路一年四季只为金正日的汽车开通，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使用，就算是高层干部只要被发现使用了这条公路，并让警备员向上级告发其汽车号码，这个人马上就被停职。 在朝鲜，为了党的唯一思想体系（保卫金日成思想体系）和党的唯一指导体制（保卫金正日思想体系），任何小时都得没有一声怨言、无条件地贯彻。 也就是在‘满意工程’中哪怕花上数万金，只要让他满意就好。只要金正日不满意责令修改，就要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拆掉重修。为了满足多变的金正日个人喜好，全朝鲜人民要一直努力到合格为止。 为了建设隐蔽道路朝鲜人民浪费了长达9年的时间，浪费了无数材料。在朝鲜只要涉及到金氏王朝的安宁与满足，那么“技术经济计划”这一经济用语就行不通了。要保证最高的质量，执行中只有“无条件原则”行得通。建设“隐蔽道路”就是其典型的实例之一。 地球上最后的君主独裁国家，金氏皇室的安宁究竟能维持到何时呢？

身在韩国，这是第二次圣诞节了。看着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韩国，自然而然地想起朝鲜的圣诞节了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包围在霓虹灯中的圣诞老人像，圣诞之歌悠荡在空中，连地铁里的电动车都被祝贺圣诞的各种广告装扮一新，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孩子们听说圣诞老人只在睡着了的时候给那些善良的孩子送上礼物，圣诞节这天就变得异常地乖巧听话。 为了这天，父母早已准备了一份大大的礼物，趁孩子睡着了，偷偷地放在孩子的床头，等孩子醒来就告诉他们礼物是圣诞老人送的。 恋人们喃喃细语、甜言蜜语中交换着礼物，把这一天作为欢喜和幸福的日子；大街小巷洋溢着“圣诞快乐”声中举杯庆祝的人们的欢笑和幸福。 “金日成教”代替了宗教 朝鲜干脆就不知道圣诞节的存在。 他们只知道12月24日是金贞淑的生日，是金正日被推举为最高司令官的日子，却不知道基督教有一个盛大的节日。 朝鲜有一个叫“城隍庙”的喜剧。这是在金正日的指导下讽刺宗教的虚无和反动性，告诫人们信教是对神的虚无的幻想的喜剧。 基督教的教义中有“磐石”一语，金日成的母亲就叫姜磐石。 其实，金日成生长的家庭也是在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他的外祖父和舅舅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可是自从金日成掌权以来，金日成和金正日坐上了上帝的位置，制造出所谓的“金日成教”，让人民崇拜。并用这一教义进行了洗脑教育。 金日成接受共产主义并依照马克思“唯物论”中的“宗教是腐蚀人民大众的自主性的鸦片”的教导镇压了基督教。 朝鲜不仅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名牧师或传教士，连峰秀教会牧师都是朝鲜劳动党员。 朝鲜于80年代在金日成大学设立了宗教学系，开始教宗教。但这只是为了树立朝鲜当局对外形象的障眼法，并不培养可以进行宗教活动的宗教人士。 金正日怕人们信奉基督教后会削弱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范围，失去统治权，把原先指导基督教的牧师和传教士们关进了政治收容所，烧毁了所有的圣经。 原来，朝鲜比韩国更早地接纳了基督教。但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后，基督教被指认为是剥削阶级凭借对现实世界的幻想、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来抹杀被剥削勤劳大众的解放斗争，永久维持其剥削制度的“精神工具”。由于朝鲜当局的这种宗教观，基督教经历了限制-镇压-抹杀的阶段。 在这种被镇压的境遇中，“朝鲜基督教联盟”依然存在，还起到了朝鲜当局的对南宣传活动的前卫机构作用。1947年3月的“告反对南朝鲜单独政府的南朝鲜政党、社会团体书”，“北朝鲜民主主义统一战线”领导下的活动等就是其代表性的实例。

笔者到韩国后，每次见青年学生, 最常听到的话就是“朝鲜为什么没有学生运动？” 其实他们是在质问当朝鲜的数百万百姓死于饥饿，20余万名政治犯关在管理所，忍受非人待遇时，本该充满正义和进取心的朝鲜青年学生在做什么。并且，是在质问因偶像化独裁政治，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变成废墟的现实中，朝鲜大学生到底在学什么。 对他们的提问，笔者只能回答“朝鲜不可能存在学生运动”，但对“为什么只有朝鲜没有学生运动”，却没能简单地做出答复。因为，即使我告诉他们朝鲜大学生是怎样学习和生活的，他们也会很难理解。 在韩国，学生能够自发地组成学生总会，组织政治和文化活动。但在朝鲜，学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不可能存在自律的学生组织 朝鲜宪法第一章第十一条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一切活动”。朝鲜的宪法只不过是一张纸，所有百姓要在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思考和行动。 特别是党对青年大学生的控制达到了极点。大学的党委员会掌握和控制学生们的所有活动。 原则上，朝鲜大学生的组织化由金日成青年同盟来独立负责。但大学的金日成青年同盟是属于劳动党的团体，只能接受劳动党的指示，因此无所谓独立性。选举青年同盟干部，也不是靠大学生的自发选举。由大学党委员会选出的学生理所当然地成为青年同盟秘书，成为学生干部。 特别是到80年代以后，由大学生构成的金日成青年同盟学部委员长由教师来担任，大学生连学部委员长都不能担任。此外，自发组织的学生组织也不能合法化。即使组织了秘密组织，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刑或送到政治犯收容所。 因此，朝鲜的大学生组织都是由金日成青年同盟和劳动党员构成。独立性质的自发学生组织不可能存在，相反这些个别学生处于青年同盟和劳动党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其监视和控制的基本手段就是组织生活总结和思想斗争。党组织和青年同盟按周、按月、按季度组织进行生活总结，内容甚至要包括个人的私生活。总结过程中，要根据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指示内容，总结和批判自己身上的缺点。假如，出现超出党的监视和控制范围的各别行动，便会在大学生全体大会上成为大众的批判对象。因此，大学生完全不能拥有自由行动。 兵营式生活 学生组织不能自发组织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把大学生束缚在一定范围内的兵营式生活。朝鲜大学生的行政纪律是军队式的，年级扩大成小队，小队聚集成中队，中队聚集成大队，大队再聚集成连队。 学生们的作息时间也是军队式的。早晨，随着叫早的喇叭声起床，以中队为单位组成队列，三唱金日成万岁、金正日万岁口号，行进到食堂就餐，晚上再以中队为单位进行点名后才能入睡。因此，如果有学生因个别行动没参加点名，他所属的小队成员们直到他来报道之前无法入睡。理所当然，小队成员们会对这样的学生进行思想斗争，因为他的行为给别的学生造成了痛苦。因此，不可能存在移动的自由和个别行动，必须要服从集体行动，过兵营式的学习和生活。 当然，上述行政规律还受大学党委员会的监视和控制，不可能存在自由行动。 保卫员的活动 在大学内，还不能忽视保卫员的活动。80年代，在韩国发生学生民主化运动之前，保卫员在大学区内进行监视的事情很少发生。但自从1980年末期开始，负责大学生保卫员开始在大学区内进行活动，并不时地叫出个别学生进行调查。也许是他们看到韩国大学生组织的民主化运动后，认为朝鲜不对大学生进行监视和控制，在某一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反政府示威。因此，可能下发了内部指示。从此，保卫部人员开始展开在大学生里面选择和培养情报员，分析大学生的动向等各种活动。 1980年代末，平城理科大学内部发生的组织事件被保卫员揭发。理科大学的部分学生企图组织学生到未开化国家发起军事政变，当他们掌握政权后建立一个跟教科书中描述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国家。参与这一组织的学生居然已经开始选出总统、武力部长、总理等政府人选。不幸的是这一计划被保卫部发现，参与学生被捕。被捕的学生很可能被送到不能活着走出的政治犯收容所。这就是保卫员有体系、有组织地接近并监视学生的证据之一。 因此，朝鲜大学生生活在党和兵营式生活的双重、多重监视和控制之下，很难开展以社会发展为宗旨的独立活动。学生们的社会性组织活动必须要顺应劳动党的要求。笔者希望朝鲜社会也象韩国一样，大学生早日脱离党的监视和控制，进行为社会和国民服务的创造性社会活动，参加有良心的活动，建立民主化的社会和没有人权侵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