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NK

纽约—过去两周，美国外交政策对话主要集中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是否应该访问台湾。她的支持者指出，这种访问是有先例的——此前，一位议长和内阁成员曾访问过台湾——并且面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压力，官员必须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但批评人士认为，此行不合时宜，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以免他在今年秋天至关重要的党代会即将到来之际显得软弱无力。还有人担心这次访问可能会导致习近平采取更多行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但把焦点集中在佩洛西的访问上是错误的。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回应不仅是谴责这次访问，而是实施进出口禁令、网络攻击和军事演习，这意味着它此前惩罚和恐吓台湾手段有了重大升级。 这一切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领导层有不同选项。它可以忽略或淡化佩洛西的访问。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于选择的反应——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过度反应。反应的规模和复杂性表明它早就计划好了，因此即使没有佩洛西之行，其他一些事态发展也会被用作“证明”中国行动的借口。 中国日益令人担忧的内部政治和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习近平的反应。他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任期；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和金融泡沫破裂，几十年来一直作为中国领导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的中国经济的表现不再值得依赖。习近平坚持的新冠清零政策也在国内招致批评，降低了经济增长。 习似乎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作为替代品。说到在中国赢得民众支持，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大陆对台湾的主权。 中国升级紧张局势的意愿也反映了其对风险的日益适应以及中美关系的糟糕状况。北京方面对于特朗普任期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的一切希望都被拜登总统政府所破灭，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他继承的特朗普对华政策。公开指责频繁，私人对话很少。对中国进口的关税仍然有效。因此，习近平很可能得出结论，无论他怎么回应佩洛西的访问方面几乎都不会有什么损失。他随后决定切断与美国的众多对话——包括关于气候变化和贩毒的对话——表明他对不断恶化的关系并不感到担心。 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表示其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将是新常态，这增加了发生失控事故的风险。更危险的是，中国将确定“和平统一”作为一种现实选项日渐飘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重新控制香港后违反了“一国两制”的承诺，从而疏远了许多台湾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决定必须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以结束台湾树立的民主榜样，阻止一切被认为是走向独立的举动。 那么该做什么呢？既然中国已经展示了其在更远地区使用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就必须重新建立威慑。这需要加强台湾抵抗中国动用武力能力，增加美日军事存在和协调，并明确承诺在必要时出面保卫台湾。重要的是要表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并没有过于关注俄罗斯，以至于无法或不愿意保护台湾。 其次，需要重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台湾和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欧洲国家，已经变得如此依赖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进口，以至于在危机中，制裁可能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工具。更糟糕的是，中国可能会利用经济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是时候降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了。 美国还需要一个明智和有纪律的台湾政策。美国应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40多年来，这一政策巧妙地处理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最终关系。无论是大陆的侵略，还是台湾的独立主张，都没有单边行动的余地。最终状态是什么就是什么；从美国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应该在台湾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和平决定。 齐心协力在美中建立现代关系也至关重要。让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将大大有助于定义本世纪的地缘政治）继续漂移是外交疏忽，甚至是渎职行为。建立一个解决最重要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的私人高级别对话，无论是摩擦的根源还是潜在的合作，都应该是一个高度优先事项。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不应该是当务之急，这在毒化双边关系的同时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老话说，永远不要让危机白白浪费掉。当前的台湾危机也不例外。这对华盛顿和台北以及它们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伙伴来说是一个警钟，应该在还有时间和机会的时候注意这一点。 理查德·哈斯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著有《世界》（Penguin Press, 2020）。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柏林——当我们谈论网络安全时，我们通常会想到商业杀毒软件、针对大企业的勒索软件攻击，或者政治丑闻电子邮件的泄露问题。但数字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却鲜为人知。而且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和物联网来开展普通日常活动，这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此外，上述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混合犯罪问题。许多非法活动现在横跨物理和虚拟世界，从而带来了新的取舍，以及重新思考长期执法策略的呼吁。 以非法娱乐休闲物质为例。许多人现在试图从网上获取这些物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线购买比在黑暗的巷子里与陌生人见面更安全。但在线渠道往往导致人们与有组织犯罪团体直接接触，因为绝大部分非法物质的分销均由上述团体所控制。当人们将资金交给这些团体时，他们其实在不知不觉中资助了全球网络，而上述网络同样资助恐怖主义和武器、人员以及人体器官和组织的贩运。 众所周知，2019年新冠疫情加速了众多形式的数字创新和适应，其中也包括在线购买毒品。暗网、开放网络、加密市场甚至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地提供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这些新型分销渠道既有风险，也有潜在收益。积极的一面是，分析数字数据流可以更快地发现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而且，毋庸置疑，在加密市场或通过类似数字渠道进行交易可以保护个人用户免遭人身暴力、偷盗、性剥削和绑架的威胁。 此外，近期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渠道来吸食毒品和获取精神类物质的人更有可能采取减轻危害的做法，并且促进负责任的使用，这往往因为他们进行此类操作是从隐私的家庭环境或其他安全环境中。 政府和执法当局在寻求创建安全的公共在线空间时应牢记这些研究结果。尽管只有国家有权定义什么是犯罪，但监管犯罪活动并不是其唯一的目的；它还必须保障公共卫生并捍卫隐私等基本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毒品的情况下，它需要更谨慎地思考谁是真正的罪犯，谁是受害者。 因此，人们应重新思考许多执法策略，并重新调拨资源用于强化新生网络犯罪部门的能力。调查工作不应主要关注娱乐物质的使用者和市场，而应关注对公众构成巨大威胁的以网络和通讯技术为媒介的犯罪活动和操作。 这方面，一种前景光明的全新模式是“逮捕前警方分流”或“转移”。这种协作干预策略联合执法部门、生物心理社会机构和公共卫生系统，旨在创立基于社区的治疗和支持途径，从而使吸毒者不必进入到司法体系。正如安全社区治疗替代方案的雅克·查理尔所解释的那样，分流“将执法部门置于酿成潜在危机前基于社区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的介绍源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执法部门为有需要者开辟了此前无法利用的新治疗接入点。” 但另一个问题是，很难找到没有被污名化或被禁止主义诡辩所沾染的有关支持途径的准确在线信息。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需要将针对吸毒者的公共行动从压制转化为教育视角，才能创造安全的数字空间。这意味着利用专业执法部门并优化生物心理社会机构的覆盖范围。通过这些改变，我们还可以开始重建上述群体与执法部门之间失去的信任。 众所周知，上述方法可以减轻管制物质使用对社区和家庭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释放执法资源，专注处理恐怖主义融资、新型阿片类药物市场崛起、假药、武器贩运以及在线销售儿童性虐待材料等真正重要的事。 但由于上述网络犯罪形式具有混合性质，我们需要国际协调才能确保全新执法战略的有效实施。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打击将信息和通讯技术用于犯罪目的的综合国际公约”。但为保障网络空间的公共安全，公约需要将改善执法程序与支持分流的那种人道主义目标结合在一起。 只要各州坚持将休闲娱乐物质确定为刑事犯罪，人们要想得到它们就会继续前往黑市，而执法机构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也将不会停止。但如果制定正确的战略，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减少对吸毒者伤害和授权执法部门专注于真正有害的犯罪行为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随着世界的在线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必须意识到防止黑客和欺诈并不是网络安全的唯一问题。它还牵涉到改善屏幕后面民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Martin Ignacio Díaz Velásquez，年轻的世界大使，Knowmad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