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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当我们谈论网络安全时，我们通常会想到商业杀毒软件、针对大企业的勒索软件攻击，或者政治丑闻电子邮件的泄露问题。但数字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却鲜为人知。而且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和物联网来开展普通日常活动，这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此外，上述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混合犯罪问题。许多非法活动现在横跨物理和虚拟世界，从而带来了新的取舍，以及重新思考长期执法策略的呼吁。 以非法娱乐休闲物质为例。许多人现在试图从网上获取这些物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线购买比在黑暗的巷子里与陌生人见面更安全。但在线渠道往往导致人们与有组织犯罪团体直接接触，因为绝大部分非法物质的分销均由上述团体所控制。当人们将资金交给这些团体时，他们其实在不知不觉中资助了全球网络，而上述网络同样资助恐怖主义和武器、人员以及人体器官和组织的贩运。 众所周知，2019年新冠疫情加速了众多形式的数字创新和适应，其中也包括在线购买毒品。暗网、开放网络、加密市场甚至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地提供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这些新型分销渠道既有风险，也有潜在收益。积极的一面是，分析数字数据流可以更快地发现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而且，毋庸置疑，在加密市场或通过类似数字渠道进行交易可以保护个人用户免遭人身暴力、偷盗、性剥削和绑架的威胁。 此外，近期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渠道来吸食毒品和获取精神类物质的人更有可能采取减轻危害的做法，并且促进负责任的使用，这往往因为他们进行此类操作是从隐私的家庭环境或其他安全环境中。 政府和执法当局在寻求创建安全的公共在线空间时应牢记这些研究结果。尽管只有国家有权定义什么是犯罪，但监管犯罪活动并不是其唯一的目的；它还必须保障公共卫生并捍卫隐私等基本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毒品的情况下，它需要更谨慎地思考谁是真正的罪犯，谁是受害者。 因此，人们应重新思考许多执法策略，并重新调拨资源用于强化新生网络犯罪部门的能力。调查工作不应主要关注娱乐物质的使用者和市场，而应关注对公众构成巨大威胁的以网络和通讯技术为媒介的犯罪活动和操作。 这方面，一种前景光明的全新模式是“逮捕前警方分流”或“转移”。这种协作干预策略联合执法部门、生物心理社会机构和公共卫生系统，旨在创立基于社区的治疗和支持途径，从而使吸毒者不必进入到司法体系。正如安全社区治疗替代方案的雅克·查理尔所解释的那样，分流“将执法部门置于酿成潜在危机前基于社区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的介绍源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执法部门为有需要者开辟了此前无法利用的新治疗接入点。” 但另一个问题是，很难找到没有被污名化或被禁止主义诡辩所沾染的有关支持途径的准确在线信息。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需要将针对吸毒者的公共行动从压制转化为教育视角，才能创造安全的数字空间。这意味着利用专业执法部门并优化生物心理社会机构的覆盖范围。通过这些改变，我们还可以开始重建上述群体与执法部门之间失去的信任。 众所周知，上述方法可以减轻管制物质使用对社区和家庭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释放执法资源，专注处理恐怖主义融资、新型阿片类药物市场崛起、假药、武器贩运以及在线销售儿童性虐待材料等真正重要的事。 但由于上述网络犯罪形式具有混合性质，我们需要国际协调才能确保全新执法战略的有效实施。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打击将信息和通讯技术用于犯罪目的的综合国际公约”。但为保障网络空间的公共安全，公约需要将改善执法程序与支持分流的那种人道主义目标结合在一起。 只要各州坚持将休闲娱乐物质确定为刑事犯罪，人们要想得到它们就会继续前往黑市，而执法机构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也将不会停止。但如果制定正确的战略，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减少对吸毒者伤害和授权执法部门专注于真正有害的犯罪行为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随着世界的在线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必须意识到防止黑客和欺诈并不是网络安全的唯一问题。它还牵涉到改善屏幕后面民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Martin Ignacio Díaz Velásquez，年轻的世界大使，Knowmad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发自加州克莱蒙特—美国总统拜登把美国与中俄的对抗形容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无尽斗争。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美国的胜利不仅取决于该国战胜对手的能力，还取决于它能否成功保障国内的民主。 美国完全可以借助近期一系列高超外交操作实现前半段事项。首先拜登在最近的G7和北约峰会上巩固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广泛反俄中联盟。此前西方各国政府还迅速动员起来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份在此地发动的战争予以惩罚。 拜登还利用中国对其邻国的攻击行为来夯实美国在东亚的联盟。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一直在深化其战略合作。简而言之，拜登政府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团结美国的外国民主盟友去抵制其专制对手。 但美国国内民主体制的几大支柱却处于崩塌状态。尽管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但他仍然牢牢控制着共和党。大概70%共和党选民仍然相信他所谓因民主党大规模选举舞弊而落选的谎言。而由于害怕失去选民支持，绝大部分国会共和党领袖要么人云亦云，要么懦弱地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共和党领袖们实际上是在用大锤猛砸美国的民主支柱。2021年，至少有19个州——除了两个以外都由共和党控制——颁布了34部限制投票的法律。而曾在奥巴马任总统最后一年间拒绝举行最高法院提名人听证会的国会共和党人却在2020年大选前一个月推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 这凸显了美国民主近期最令人警惕的发展态势：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化。这个如今充斥着极右翼法官的法院上个月发布了一系列激进裁决，既破坏了妇女权利、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又严重损害了其自身作为独立机构的地位。 尽管事情已经很糟糕，但美国民主的危机可能才刚刚开始。共和党似乎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重夺国会控制权。同时2024年总统大选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没人可以排除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这一事态将使美国民主陷入严重危机。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国外赢得了冷战的拜登却在国内输掉了民主斗争。美国及其盟友在许多关键领域（尤其是在军事和科技能力方面）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专制对手。此外俄罗斯和中国也一直在从事那种将小国推入美国怀抱的侵略和欺凌行径。 为了捍卫美国民主，拜登——以及更广大的美国民主党人——必须克服该国宪法中的结构性障碍。美国的制度设计会赋予某些选民远超他人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虽然众议院席位与各州人口比例大致相当，但所有州在参议院都拥有两个席位，以至于当前占据参议院50%席位的共和党人只代表了43%的美国人口。 人口较少州的美国人对行政机关的权力也更大，因为总统是通过选举人团间接选出的。2016年的特朗普和2000年的小布什——同为共和党人——都是在普选票数较少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这种结构性优势意味着共和党人无需急着收敛其极端主义行为；他们可以迎合少数激进分子，却仍然拥有与民主党人相当的权力。 共和党人还受益于一个毒害性的媒体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像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新闻通过散步谎言和阴谋论攫取了巨额利润。这方面的结构性变革障碍还相对容易解决：像黑石（BlackRock）和先锋领航（Vanguard）这样的美国金融支柱性机构——也是福克斯新闻的大投资者——只需要停止投资那些正在系统破坏美国民主的企业就行了。只是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会这样做。 这一切对美国在新冷战中的前景都不是好兆头。当然民主党仍有机会保留足够权力来捍卫美国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可以在拜登政府近期外交政策举措所产生的积极势头上继续前进。 但如果共和党继续攻击美国民主制度——这必然会在它于即将到来的几场选举中占据国会和/或白宫后发生——美国将至少失去其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它或许仍有能力召集其民主盟友来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但只能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而非共同价值观。当前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可能因此变为全球巨头的全面冲突。 这还是最好的情境。在最坏情境下美国少数人统治状况的巩固和一个不自由政权的崛起可能会引发民间动乱，将那些事实上被剥夺权利的大多数人与日益专制的少数人对立起来。试问一个被这类动荡困扰的国家又凭什么在世界舞台上领导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呢？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