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难民

在朝鲜花光钱的我又回到了中国延吉的亲戚家。但是母亲又一次不在家。亲戚说母亲去天津赚钱去了。我干多有些失落。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和母亲通了电话。亲戚和母亲通过电话后让我去找母亲。我高兴地同意了。 但是亲戚的下一句话让我吃惊不少。 “在勋啊，你母亲出嫁了。” “什么？” 亲戚说母亲和一个人很好的汉族结婚，现在过得很好。但是我立刻感觉到母亲应该是被卖掉了。 在吉林的一家宾馆我第一次见到继父。我的感觉说不出地奇妙。我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情愿。 吉林省通化市某地，汽车、火车来到一个深山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村。我心里想既然要出嫁，为何倒这么一个情感地方？想到这些我感到有些缥缈。 坐在一旁的汉族继父还在一个劲儿地想要讨好我。他一会儿就给我拿些吃的，我不理睬，就在一旁抽烟。我虽然因为伤心而没有搭理他，但是可以看出来继父是一个善良的人。 2年来第一次见到的母亲已经怀孕了。 那时候我感觉真的快要疯了。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情。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错了吗？ 妈妈说她是因为不好在亲戚家里吃白饭而到了天津去打工。可是打工地的老板把母亲卖掉了。我气得喊了出来：既然要结婚就找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地方。母亲说现在的丈夫人很好。 从那时起我不得不开始农村生活。好在继父是个好人，日子还算和平。 我开始成为一个牧童，赶着牛群在山坡上放牧。我每天把牛群放牧在草地上，自己悠闲地晒着太阳。 因为我而被北送的母亲 年纪还小的我想到要练武。当时我16岁。那时的我被中国的功夫片迷住。我就和村子里的孩子们一起练起了武术。 看到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我开始幻想男人的世界。我经常和放牧的朋友们说应该组织自己的世界。牧童们都很喜欢跟着我。 有一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去城里，像电影里一样去了夜总会。但是在那里和看场子的黑社会成员们发生了口角打了起来。虽然练了武术，但是实战中根本行不通。我们赤手空拳，但是他们拿着各种家伙。我们根本就招架不住。 正在打得兴起的时候，听见对方有人喊停。是那一方的大哥。 他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你们就在我手下干活吧。”我感觉电影中的故事变成现实。我幻想着自己的世界即将到来，欣然地接受了。 此后我就成了在那一带红灯区看场子的黑社会成员。其实就是所谓的小混混。但是当时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几次火并中我大显身手，一位自己的日子即将到来。 但是黑社会的幻想没能持续多久。 有一天另一伙帮派的40多个打手们来到我们看的场子来抢妓女。我们只有10人，虽然竭尽全力，但是还是被打散了。我的前胸被捅了一刀，逃进了一架农户。 因为当时的事件比较严重，警察出面调查我周围的人。其中我的母亲也成为调查对象。调查中母亲的脱北者身份被查处，被强制送回到了朝鲜。 回家后发现母亲不在。说是被送回了朝鲜。 我既悲痛又怨恨，禁不住对母亲的愧疚。母亲因为我而被送回到朝鲜，我都想以死谢罪。所以在沈阳火车站被公安抓获时，就交待了我是朝鲜拉来的。结果我也被北送了。 最后的脱逃 我被关押在拘留所。保卫部的人不可能轻饶我。我因为位身体实在太差，暂时允许回家居住。我从中国送回来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很差，无法继续接受调查。 回到家后发现母亲因过度辛苦以及和父亲的矛盾几乎快要疯掉。我在那个家里也不可能自由。我真心地向母亲表示歉意，并提议在逃回到中国。 最后一次和母亲一起渡过图们江是在2002年冬天。在寒风飞雪的图们江北岸，我和母亲面向北边叩拜，真心地向不知在何处的神灵祈求保佑我们母子俩。 “这是最后一次。千万千万要保佑我们不被抓回去。” 然后我们就乘坐一辆出租车顺利地来到延吉。不知是因为我的汉语还算过关，还是因为天气太冷，警察听我用汉语说了几句后，就让我们通过了。我们得以平安地来到延吉。 随后我就在天津开始做起焊接工，凭我的人真和诚实赚钱。2005年利用赚来的钱来到了韩国。现在我和母亲可以在这里安心地生活了。 至今只要提起往事母亲还会禁不住流泪。我其实也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理解母亲的心思。 有人说痛苦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治愈，能够逐渐变成回忆。但是我每次和母亲谈起往事，从来没有觉得痛苦渐渐减少，那份痛苦每一次都是那么地清晰。 不知道即使有朝一日实现统一，这份痛苦能不能会散去。再次见到父亲时还能否可以笑脸面对？我不知道什么是“主体思想”，但是我为此而失去了父亲。只要那思想不被解除，即使统一了，我似乎也无法和父亲相见。此刻我只有悲伤。（全文终）

300万人惨遭饿死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所谓“苦难行军”的极度经济危机时，粮食配给完全被中断。因此做买卖成为维持生计的唯一选择。 为了活下去，每个人都要自己想办法弄到粮食。但是因为一切经济手段都属于国家，人们只能拿着自己所能拿出来的东西走到市场。 当时我们一家被流放到咸镜北道会宁市，父亲在会宁市的煤矿工作。所以我选择的是煤炭买卖。父亲从矿上拿来煤炭，我就拿到市场上卖。 从那时起我每天就要推着超过200kg的煤炭推车步行30里地，来往于煤矿和市场之间。清晨出发，卖完煤后很晚才能回到家。对于我来讲，煤炭推车的重量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 尤其因为朝鲜的大部分道路都是土路，经常累得和推车一起摔倒，有时还因为实在是累得走不动，就披上塑料布在山上睡觉。那时我才12岁。 两年来我就那样地与200kg煤炭推车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可是无论怎样拼死拼活，生活却没有因此而得到丝毫的改善。饿肚子的时候总是比吃饱的时候多，有时甚至3天都吃不着任何东西。 饥肠辘辘地去市场买东西的痛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绝对无法理解。 我为了做大一点煤炭买卖，从亲戚那里借钱投入，但是依然以失败告终。最后我们一家连本钱都赔进去，成了彻底的穷光蛋。 父亲因此而心灰意冷，似乎丧失了重新站起的力气，整天借酒消愁。1998年初母亲终于离家出走。说是要到清津“跑铁路”，但是预定的日期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回来。 雪上加霜，父亲也离家后不知去向。为了吃饭，我和弟弟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件件拿出去卖。最后能卖的都卖掉之后，母亲也没有回家。于是我和弟弟茫然地为了寻找母亲而上路了。 寻找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的母亲其实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先是在清津市内寻找母亲，后来听到消息后找到南洋市场，始终也没有找到母亲的踪迹。 我从市场上的“花燕子”口中听说“母亲可能在中国”，就决心脱北。但是两次脱北都以失败告终。军人们说我要“背叛将军”，木棒劈头盖脑地打在我的身上。 但是在此过程中我确认了中国的生活很好。于是我怀着茫然的希望，最终成功地渡过图们江。也许是上天有眼，我在中国得到恩人的帮助找到在延吉居住的亲戚。 在延吉我认识了另外一个朝鲜族。这个人是我最大的恩人。他把我介绍给中国公安，请他们帮忙为我寻找亲亲。他说自己可以负一切责任，所以绝对不要把我送到朝鲜。他还热心地为我寻找亲戚。 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小，中国公安们也都非常疼我。在派出所我成为他们的“宝贝”，最后也是通过公安们的帮助才得以见到我的堂兄。 而且在亲戚们身边还有我梦寐以求想要见到的母亲。我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为了寻找母亲我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如果写得仔细可以写成几本书。在偷渡图们江时卷入激流，好不容易抓住一个树枝才勉强偷生。有一次还为了藏在火车轮下偷渡，差一点被火车轧的粉碎。在市场上徘徊时，还因为饥饿而昏死。 找到母亲后的一个月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瞬间。母亲也没能说出一句话，只是在流泪。 为了把弟弟带出来，又返回到朝鲜 找到母亲后，我又想起还在朝鲜的弟弟。在南洋市场流浪时还与弟弟在一起，但是脱北时是我一个人。一个月后，我因为对弟弟的思念，再也无法睡上安稳觉了。我就和母亲和亲戚们说我要回到朝鲜。 亲戚们都劝我放弃，但是母亲只是流泪不说话。想必母亲虽然也清楚死亡的危险，但是因为思念弟弟，也不能劝阻 … 我揣着1000元人民币又返回到了朝鲜。 从朝鲜脱逃时困难重重，但是一旦成功过一次后，偷越国境就觉得意外地轻松。我一路畅通地回到会宁的家。 回家后看到父亲和弟弟住在一起。但是我感到分为有些异常。父亲把我叫到身边，问我去了哪里。 父亲是一个彻底以主体思想武装的人，对脱北本身持否定性的观点。母亲之所以只身悄然逃到中国，也是因为无法老实地告诉父亲。 父亲事先已经从弟弟那里获悉我逃到中国的事情，所以下决心等我回来就好好地教训我一顿。 其实因为我在中国的一个月吃得好，身体也长了不少，没法隐瞒事实。但是我始坚决没有承认我去了中国。但是骗父亲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父亲说我是“小叛徒，背叛祖国逃亡中国的小叛徒”。那天我被父亲打得鼻梁骨骨折了。我满脸是血地倒在地上，对父亲的憎恨油然而生。 我得知是弟弟告诉父亲我脱北的事情后，我就放弃了把弟弟带到中国的想法。弟弟也成为我心中仇恨的对象之一。父亲绝情的暴力成为我内心变化的原因。 那天以后我从家里出来，用我从中国带来的钱，只身开始了买卖。被父亲抛弃的伤痛以及对父亲的仇恨，让我下决心只身生活。虽然非常思念母亲，但是我始终放不下弟弟。像父亲告密的弟弟虽然可恶，但是我也不能轻易地抛下他一个人离开。 做了两年多的买卖，我把从中国带来的钱全都赔进去后，我在此渡过图们江，回到中国的母亲身边。 但是本想到应该住在亲戚家里的母亲却没有在那里。还年轻漂亮的母亲被拐卖给了汉族。（未完待续）

我父亲曾是虔诚的主体思想信奉者。因为军队上级的过失而被下放到煤矿，面临饿死的境地也没改变对“将军的赞扬”。 所以，别人都为了避免饿死逃出过境的时候，我还是无法留下这样的父亲，远走他乡。但也不能就这样等死。当时是朝鲜的粮食危机最为严峻的1998年，那年我十四岁。 别人都逃到中国去的时候我选择了去罗津。正好有一个认识的大哥分配到罗津的企业，就求他把我带到罗津去。 罗津是朝鲜仅有的几个开放区，据说是个生活水平很不错的地方。实际上是咸镜道中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中国公司，跟中国的生意也很方便。 可是，虽然罗津也是朝鲜，但由于是开放城市，禁止其他地区的居民接近。虽然这有点儿荒唐，但在朝鲜要想去平壤或边境、罗津等地就应该先拿到特别通行证才行。可以说，罗津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岛屿。 几公里长的铁丝网围绕着罗津。可是连国境线都可以越过去的我们不会因为那种铁丝网而放弃生的权利。我最终还是搭汽车成功地进入了罗津。 在罗津刚开始的时候，帮偶然认识的朋友的母亲做起了服装生意。等到手头上有了点儿钱就开始了宝石生意。有一种叫江南石的绿宝石，可以赚到不少钱。还跟中国人进行过交易。 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做过。不仅是各种食品、农产品、工业品，还搞过很多次非法的走私。走私过高丽青瓷或朝鲜白瓷，也倒卖过韩国的录像带。虽然没进行过交易，甚至还见过“冰毒（朝鲜产毒品）”。大都是只要被抓就会被处于极刑的交易。但只顾着赚钱，没时间考虑这些。 认识了中国人以后，生意变得容易多了。我也开始交了上层朋友，成了罗津小有名气的生意人。 但无法变得跟那些上流的企业子弟完全一样。我不仅跟有钱的年轻人交往密切，跟叫花子们的关系也很好。有钱的年轻人鄙视青年叫花子，但我经历过很多苦难，不能那样对待他们。搬运或堆放货物的时候，我让年轻的叫花子来帮忙，还给工钱。 道出了“说真的，我讨厌这个社会”的心里话 有一天，我把朋友都叫到海边。买来了酒和菜，叫来了叫花子朋友们和有钱的朋友，把叫花子朋友们介绍给有钱的朋友说： “他们也都是我的朋友。希望你们也把他们当作朋友，就像把我当朋友那样。不管有没有钱不都是一样的朋友吗？不要贬低朋友好吗？” 大家都同意了我的看法。“对，朋友就是朋友。” 在同龄人当中我混得还不错，他们就听从了我的意见，和好了。这就是年轻人的特点。 从那天以后，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成了命运的共同体。再也没有互相鄙视，不管有没有钱都成了朋友。就连比我大的哥哥们也首肯了我的意见。 感谢那些听从了我的意见的许多朋友。我们经常到海边喝酒聊天。也一起到市场，有时碰上真正的流氓还拼死拼活地打过架。就这样，我们之间的信任越来越后，便有了强烈的共同体意思。 友谊增进了，我们就开始谈起了被禁止的话题。是我先开始的。我终于说出了那些只能闷在心里让自己倍受煎熬的话；怕被抓到收容所而不敢说出来的话；怕让谁给听见的话。记得是卖了宝石后用赚到的钱大喝一气的日子。 “说真的，我讨厌这个社会。我认为金正日是坏蛋。” 因为太突然，连我都有点惊慌失措了。但是朋友们的反应却有点儿意外了。 “对！” 朋友们突然变得兴奋起来，开始支持我的看法。我一起头，不满的话语像洪水般泻了出来。 “最起码，金日成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吃的，但现在这算什么？”“听说，很久以前金正日就杀光了反对自己的人。”“我爸爸妈妈都那么忠诚，可是托忠诚的福，还是都给饿死了。” 在那里，朋友们结在心理的恨和郁闷、愤怒都一泻而出了。 好像心中的结终于解开了。那天，我那跟中国人见面和接触外界物品的过程中破碎的思想终于有了解脱。讨厌金正日！这一天，对体制感到厌恶的我们尽情地享受了“言语的自由”。事后我们发誓决不向外界透露这天的话语。 由于传单事件瞬间布满了军人 有一天，我们在市场见到一些叫花子被殴打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殴打的是军人。没有携带武器，看样子不是在执勤。 当然，没有人上前劝解。因为一般的百姓谁也不能动军人的一根毫毛。因为管闲事被抢打死也没有地方去伸冤。 但是，忍无可忍的我终于惹出了事端。当场向那些军人们挥出了拳头。我一出手，朋友们也一拥而上，最后两名军人逃跑了。 第二天，麻烦来了。军人们分坐两辆军用卡车，涌到了市场。军人们胡乱抓住人，对他们进行审讯。最先被抓的是我最亲近的一个哥哥。 他先被打得半死。军人们问他：“主谋是谁？说不说？”军人们都非常清楚，没有主谋，一般市民不可能上前惹事。但那个哥哥守口如瓶。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找到军队去了。说是我挑起的，放了哥哥。说着，就飞来了棍棒。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昏过去了。 不知被打了多长时间，痛苦中睁开眼一看，一个认识的军队大哥正在叫醒我。原来是一个朋友通过关系阻止了殴打。 真是侥幸。可是心中有一股怒火在上升。 “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我把朋友们叫到一起。我们只是帮了一下被打的叫化子。我们只是对抗了暴力。而且是非常微不足道，只跟两名军人打了架。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受到生命的威胁？我们为什么要被本应该守卫国家的军人挨打？我无法控制住愤怒的浪潮。 这时，有一个朋友提议说：“贴传单吧！” 我们马上付诸于行动了。传单上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金正日是狗崽子”，“金正日你快死吧”，“金正日你快灭亡吧”，“别只给军人吃，也养活人民吧”。凌晨的时候，我们把传单张贴在罗津的各个角落里。 第二天，罗津乱成了一团。整个罗津被翻了底朝天，城市瞬间布满了军人。处处在进行检查。 直接张贴了传单的我们没来得及喘气，只好都逃离了罗津。离开罗津时，我们分散了。很明显，如果一起行动将会被抓。我们决定各奔东西了。 连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那天，我们抱头痛哭了一场。没有约好相见的时期，也没有互相好好问候一声，就这样，我们分开了。一想到要离开他们了，眼眶中不自觉地涌上了热泪。 由于传单事件离开罗津的那年是2000年。 之后，我通过会宁逃到中国。在中国辗转了几年，终于在2005年来到了韩国。 离开罗津后，再也没有遇到像那时那样的好朋友。誓死盟约，喊着打倒金正日口号的朋友们。如果是孤身一人就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正因为有了那些朋友才敢做出来。现在想，如果当时没有了军队事件，或许还会做出更危险的事情来。但是在武力面前，我们就那样倒下，那样一哄而散。 朝鲜就是这种社会。不可能有示威。如果有谁公开示威了，只一声枪响就会结束一切。而且开枪的那个军人还会被视作是英雄。这就是朝鲜。 我现在还感到不安。在韩国的我当然很安全，但是不知道其他朋友是不是安然无恙？真希望他们也平安逃到了中国或韩国的什么地方。 就算没有抓捕他们，但只要在朝鲜就不能让人放心。哪怕有一个朋友被抓，正在被拷打，我就不能安心地过日子。希望有一天能联系到他们。我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永远的朋友。

最近公开的一位出生在朝鲜政治犯收容所，并经历了22年收监生活的脱北者的证词引起了不小的冲击。 4月末，日本电视台报道了逃出位于朝鲜平安南道价川14号政治犯收容所的申东赫的证词。 位于价川郡宝峰里的14号收容所是朝鲜政治犯收容所中所谓不能活着走出来的完全控制区。2005年申氏逃出了收容所，并于去年末来到了韩国。 申氏说，是为了向全世界告发朝鲜惨无人道的现实才上的电视。到目前为止，曾被关押在所谓“革命化区域”的耀德郡收容所的人是有几位，但能够从不能活着走出来的完全控制区逃出升天的脱北者还极少。 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完全控制区活着出来，而且其中能够成功逃出朝鲜的几率很低，所以很难证实申氏所说的证词。可是情报当局或研究有关政治犯收容所的人士们认为申氏曾被关押在14号收容所的可能性很大。 在国内首次发表有关政治犯收容所学位论文的朝鲜民主化网络研究委员吴敬燮（音）说：“完全控制区在朝鲜也是发生最为发指的蹂躏人权事件的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完全控制区情况的人，所以此次证词将会成为研究朝鲜人权实况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申氏之所以能够出生在收容所内，是因为他的父母是在收容所相遇并结的婚。据他说，在收容所内抽取模范收监人的名簿，并按顺序让男女犯人结婚。 这叫“表彰结婚”，是在金日成或金正日的生日等特殊的日子，让他们在同一个房间内生活五天左右的方法。这一天是收监人唯一的希望。 14号收容所在流过价川市的大同江附近。大同江经过大兴-价川-顺川-平壤流进西海。 11岁的时候，申氏离开了母亲，转到关押男人的牢房里。窗户上的不是玻璃而是塑料布。他记得在收容所里吃的只是玉米和白菜汤。干脆不知道还有金日成或金正日这样的人。 曾当过政治犯收容所警备员的安明哲说明道：“因为没有必要给在收容所出生的人进行思想教育，所以有可能不知道金正日。” 13岁时，母亲和哥哥逃跑失败而被公开处决了。哥哥被枪决，母亲被绞刑了。申氏在最前列亲眼目睹了那个场面。但没有感觉到愤怒或悲伤。他在采访中也说，现在也感觉不到那种感情。 因为此事，申氏也被拷打过。他被捆绑手脚挂在地下室里，地上还放上火炉，点上了火，后背就那样受了火伤。申氏被强制性地参加了收容所内的农场劳动。凌晨4点起床，一天干12小时以上的活。由于收容所内接连不断的殴打和拷打，身上布满了伤痕。 在收容所内遇到曾逃到中国后被抓回来的朋友，才听说了外面的世界。也第一次听说了有关金正日的事情。 2005年1月2日，他们俩到山上作业的时候实施了逃跑计划。朋友抓住铁丝网的时候申氏通过了铁丝网，但还没过完就通了电，腿上留下了巨大的疤痕。那个朋友当场死去了。之后，申氏在中国过了一年左右的隐居生活，去年末终于来到了韩国。 目前，申氏在首尔的某处正在适应韩国生活，他计划今后通过各种活动向世人揭发政治犯收容所的现实。

迎来“家庭月”之际，周围的节庆气氛日渐浓厚。“父亲节”、“儿童节”、“教师节”等节日集中在一起的5月，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家人的无上价值。 只是想到这祝福的5月在朝鲜却是残忍的5月，我禁不住黯然神伤。 “父亲节”时儿女给父母献上康乃馨，“儿童节”时孩子们牵着父母的手开心喜悦，“教师节”时老师们收到学生们真心献上的鲜花，这一切在朝鲜都是无法见到的景象。 在农村玉米和水稻的播种全面开始的5月，朝鲜的全国人民都要动员到农村支援活动中。朝鲜的农业依旧以手工为主。农村动员面前无一例外。甚至军人们也因为劳动力不足而动员到农村支援中。 中学以上，大学生和工厂企业的劳动者们要成为志愿者投入到朝鲜全国的合作农场，进行为期50天的玉米种植和水稻播种劳动。 拥有自家小块地的家庭们利用夜间全家都投入到锄地和播种劳动中。 这样一来，5月对于朝鲜居民来讲是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的时期。尤其是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由在各种动员中除外的小学生和老人们承担自家小块地的农活。 韩国的孩子们在“儿童节”那天能收到父母的礼物，还能到各种游乐场和公园等地度过快乐的时光。至少在这一天会听到无数次“孩子们是国家的宝贝”的话。 但是朝鲜的孩子们在放学后要跟着大人们一起锄地、施肥等，要参加繁重的农活。所以他们都急切地盼望5月份尽快过去。 韩国的老人们胸戴红色康乃馨，与子女们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时，朝鲜的老人们一整天都要顶着骄阳干农活。 通过“儿童节”、“父亲节”、“教师节”培养对家人和邻里的爱心和关心，5月是一个无比珍贵的季节。 在维系生存成为全部生活内容的朝鲜，居民们丝毫没有具备向父母和子女表达关爱的余地。在市场上赚一天钱过一天日子的母亲们能让孩子们吃饱饭就已经很不容易，礼物更是想都不敢想。 在“6.1国际儿童节”，朝鲜的孩子们也要去野游。在大城市里偶尔也有大张旗鼓地准备饮食的人家，大部分都只能准备一些鸡蛋、水果或糕点就已经不错了。负责给老师准备饮食的孩子们想用一顿美餐获得老师的宠爱，千方百计让父母精心准备。 摆脱饥饿和维系生命成为至高目标的朝鲜居民们也渴望有朝一日能够给父母和子女们尽一份孝心和爱心。

在朝鲜大学毕业已过12年。在我的记忆中，大学生活中长达6个月的教导训练期间最难熬。也许是因为做过平生最多的“偷盗”、挖过平生最多的人粪。 朝鲜的大学生教导训练一般分为夏季教导（5月~10月）和冬季教导（11月~4月），共进行6个月。想毕业大学，就必须要接受为期6个月的教导训练过程。 教导训练期间因个人事由或健康原因不能参加教导训练，会被处理成自动休学，毕业时间也将延期1年。 笔者在92年参加冬季教导，被分配到咸镜道海滨城市的山上高射枪中队接受11月开始到93年4月为止的军事训练。 11月作为冬季的开始，在朝鲜属最繁忙的季节。要准备好过冬用的暖房材料和泡菜等食品。 我们接受了为期7天左右的高射枪启动原理和射击练习等基础训练。结束基本训练以后，第二天士官长（现役军人）告诉我们说要准备做辣白菜用白菜和萝卜，让我们白天睡觉。 没有军事训练的“偷盗训练之月”11月和12月 到深夜11点，士官长便召集全体士兵和教导训练生。指示我们按小队别下到农场菜地去偷白菜和萝卜。训练生们一般去装2，3次蔬菜进行往返。这一输送作战一到天亮便中断后回去。 这样转农场偷了将近1个月，我们偷来的白菜和萝卜的量还真不少。用偷来的白菜和萝卜做完辣白菜，还有夜间活儿等着我们。 这次是偷树。白天同样睡觉、晚上会到更远的深山，用2人用锯子锯掉大树，砍掉树枝后，锯成两个人能放在肩上扛的程度搬往部队。 偷树几乎持续了1个月左右，直到当年12月30日。新年开始后，本以为会正式进行军事训练，而预期却偏离了。 新年过后，1月10日左右按小队选拔人员下派到大队指挥部。下到大队后又重新分为支队被派到大队军官的私宅。到私宅的士兵和训练生们，锯掉树木、用斧子劈劈柴，在光线好的地方把它累积成四角形。 扳指等待的退宿日 这些活干了半个月之后，我们又被分配到新的差事。是到大队指挥部挖人粪的差事。并且，还要去消除堆积在角落的各种垃圾和污物。 甚至大队指挥部的家属中有去世的人需要办丧事，便动员笔者所属小队上山挖开冻土给他们做墓地。 当时接受的羞辱无法用语言去表达，但我们又没办法进行抗辩。现役军人们通常“喂教导生”地叫大学教导生，让我们去挖他们使用的厕所的人粪。 但稍有不慎就会随便说出侮辱我们的话。我们忍无可忍便在私下里说，“这简直不是教导队是‘狗大队’”。所谓“狗大队”就是比喻成拼命干活却受侮辱和蔑视的狗。 教导训练6个月期间，军事训练时间只有10天左右。教导生活过程中还出现因辛苦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而生病放弃学业的同学。教导生活的艰辛对我们之前的训练生们来说似乎也有同样感受。 2层床的各个角落留下了扳着手指等待训练结束的无数痕迹，如“还剩90天”、“还剩70天”、“还剩50天”甚至“还剩240个小时”等。 笔者结束教导训练后，象克服了巨大的苦难一样充满自豪和喜悦，与同学们一道下了山。同时，能理解前辈们说完成教导训练就跟大学毕业无异的话。 也许，此刻2006年进入冬季教导过程的朝鲜大学生正苦等只剩一星期的退宿时间。真难以想象比起笔者在“苦难的行军”之前接受的教导训练，现在的教导训练会艰苦多少倍。

我来入境到韩国是1995年。也就是说，我在这里生活也超过了10年了。对于38岁为止生活在朝鲜的我来讲，韩国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用这里话就是“别天地”。 这里的一切绝无相同。看似差不多，但还都有所差别。在朝鲜，一切做得整齐划一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里，似乎不允许有任何相同，都在追求个性。人们穿的衣服也各不相同，足以让我为做衣服的人感到惊奇。 韩国的新闻也让我感到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让我摸不着头绪的是有关逃避兵役的新闻。 新闻说，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服兵役，为了躲避兵役堪称不择手段，而且越有钱的家庭，服兵役的比例也越低。为了躲避兵役动用权利和人际关系，甚至搞出莫须有的疾病者也大有人在。 出于宗教原因宣布拒绝服兵役，并选择进监狱的人也有。好像是说什么“证人”，具体我也看不懂。 这一切我在朝鲜参军时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事情。我是在1977年参军。但是在朝鲜有人出于种种原因没能参军是可能的，故意逃避是绝对没有的。直到那个时候，参军是理所当然，也是人们的夙愿。 近来我也听说朝鲜的年轻人中不愿意参军的风气大为蔓延。现在的朝鲜居民们也不太相信军队。因为在粮食危机期间，军人们盗抢居民财物的事情时有发生。看来军人们为了生存也只能如此。听说现在人们看到军人走过就会在背后嘲讽“看那条狗”。 但是在我服兵役的上世纪7-80年代，人民军队还是荣誉的对象。参军是入党的前提条件，入党又是出人头地的前提条件。吃饭也要比社会上好得多，能够保障米饭和猪肉配给按时足量。 没能参军或入党的人没有什么未来可讲。哪些人大部分只能在农场或工厂从事简单劳动。 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没能参军。理由是他的父亲是韩国军战俘。他们家里光儿子就有7个，除了最小的弟弟之外都没能参军。 最小的弟弟受到“党的关怀”才得以参军。这是金正日蛊惑民心的政策。也就是，万一日后发生大的事便，防止人们将枪口对准金正日。因为家里只要有一人受到政权的俸禄，就很难起反心。 我在朝鲜的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1977年的参军。10年后退伍就可以出人头地，想到这些让我禁不住狂喜。我周围的朋友中有不少没能参军，要么是因为身有残疾，要么就是“成分”不好。或许是与他们的攀比心理更让我高兴。当时的我可真是不懂事。 10年的兵役生活还算是挺得住。虽然训练强度，很多时候让我感到吃不消，但是因为年轻，我还可以挺过大部分项目。即使是30Kg全副武装100Km行军，因为大家都具备极强的意志，所以落伍者最多也就是3、4个。 在互相帮助共同度过难关的过程中，战友爱和同志爱逐渐得到加强，美好的记忆也日渐增多。因为80年代的粮食供应情况还不错，训练中的配给也还很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军衔也一点点得到提升。开始管理部下之后，生平第一次体验过做长官的滋味。所谓出人头地的感觉也有所体验。 但是在军队“成分”的威力也是无比强大。即使服役的时间再长，只要成分不好，能够提升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下面介绍一个我在军队经历的事情。 军人也要成分好才能做长官 那是我26岁时的事情。我是17岁入伍的，也就是我退役1年前。有一天远处走来一位不太熟悉的少尉。因为是不认识的人，惊慌中我马上就立正敬了礼。 “您是？” 回答却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不认识我啦？” 他的语气既不是敬语，也不是平常语气。 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我以前的部下。我在退役之前提升为分队长，有不少部下。其中的一个人当上了少尉。此前我只是以为他转岗了。 “嘿，臭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高兴地拍了拍他的后背。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选入了军官学校。他说是因为家庭成分好才被选上的。司令部经常选拔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子弟们送到军官学校培训后任命为少尉、上尉。 “你呀，虽然是少尉，但是也不要忘记曾经是我的队员。知道啦？” “当然。分队长同志。” 幸亏是非正式场合，我还可以和他用平常语气说话。但是仍然掩饰不住有些尴尬。几年来一直作为我的部下同甘共苦的人突然变成我的少尉长官，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少。 家庭成分好，少尉也可以白当。我看来只能这样退役。想到这些我禁不住有些惆怅。当上少尉的部下显然用心对我好一些。但是也掩饰不住彼此的尴尬。我就更不用多说。怎么偏偏是我的直属长官？这让我难免感到有些苦涩。 此后在正式场合里我恭敬地称他为“小队长同志”，而且始终小心翼翼地讲规矩。因为对待部下的习惯还在，我多次差一点就失礼。开始时我想对他平常一些，但是后来为了避免在正式场合出错，逐渐在平时也用敬语。最后到了见到他就躲开的地步。 我的军队生活就是在那种“成分”造就的尴尬关系中度过的。 在军队学得的只有一个“耐心” 在军队度过10年之后我终于要退伍了。现在想象那时候虽然没有像入伍那样高兴，但是也使非常兴奋。虽然对未来的担忧和即将要回归的社会让我有些恐惧，但是10年来首次获得的自由实在是让我无比高兴。朝鲜本身是没有自由的，但是总比在军队要好一些。呆了10年的军队没有给我留下哪怕0.1%的留恋。 10年的军队生活实在是太过漫长的经历。服役时没感觉太长，但是回家后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家里人也都变了模样。入伍时刚刚7岁的小妹早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父母都已苍老。 记得那时回到家的小妹看见军靴后有些惊恐地问母亲“妈，是安全员来了吗？”。当母亲说是大哥回来了之后，小妹愣愣地看着我的眼光至今仿佛就在眼前。 退伍后我就入党了。但是蒙昧以求得出人头地却还遥远。进入90年代之后整个朝鲜开始动荡，无论怎样认真地在非配的企业工作，我始终感到饥饿。 饥饿感达到极限的1997年，我最终离开故乡咸兴，在会宁度过的图们江。在中国滞留1年半之后偷渡到缅甸，在那里的监狱呆了2年半。而后来到了韩国。 如今离开朝鲜的故乡已经有10年了。在中国的监狱生存下来，在徒步1个月偷渡缅甸边境，如果没有在军队学得的耐心，这一切都将无法完成。 但是仅此而已。到了韩国之后我才真切地体会到那10年是多么宝贵的时间。韩国的年轻人们拥有挑战自己所好的机会以及时间。我现在充分理解他们为什么心痛2年半。因为他们不想失去挑战自己梦想的时间。因为这里是能够梦想成真的社会，与成分和服役与否决定未来的朝鲜是天地之差。 韩国人也许无法理解我对曾经视参军为幸运的记忆。朝鲜的人们也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像这里的年轻人一样看待兵役。

28日，4名朝鲜居民乘小型驳船途径西海延坪岛归顺到韩国。 因此此次脱逃行动正值朝鲜最近极力宣传“核持有国”，加强对居民的监控之时，因此备受关注。 核试验以后朝鲜当局为了防止居民的脱逃行为，封锁边境等采取了诸多措施。现在通过北部边境脱逃显著减少正是这个原因。因为在中央党对国境警备队的集中审查之后对边境的控制得到加强。 朝中边境以外，朝鲜当局最为重视的就是西海岸。因为此前海上脱逃时有发生。为防止海上脱逃，当局对海岸养殖企业和水产企业的船只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停泊时早晚进行检查，出海时要受到海岸警备队的监控。 海上脱逃通常是在捕蟹季节那样因为出海频繁监管相对松懈之时发生。2005年6月17日，乘坐300吨级无动力驳船通过白翎岛归顺的夫妻脱背者以及十天后从黄海南道龟尾浦口乘坐1吨级驳船龟孙的一家三口都是在捕蟹季节脱逃成功的。 他们大都以家族为单位，利用小型驳船。驳船是联系船只和船只之间的小型船舶。有必要远离母船工作的驳船较容易摆脱坚实或控制。而且在捕蟹季节，因为从西海岸各港口出海的船只急剧增多，监控也会相对松懈一些。 如果脱逃失败，就要说“船被漂流了”。 2年前通过海上脱逃到韩国的脱北者崔某说：“如果被海岸警备队发现就要谎称船被海浪漂走了。那样就可以免罪。打死也不能说想要去韩国。而且事先要做好准备。” 以家族为单位也是为了更加安全敏捷的行动。驳船类的小型船只被警备艇发现的概率较低，所以海上脱北者们多利用此类船只。 崔氏称：“只要浪高达到1米，警备艇在1公里距离发现驳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先准备好驳船，等到刮风或起雾的天气里开始行动。” 海上脱逃者们与通过陆路逃亡中国相比更不容易做出决断。因为乘坐小型驳船要和惊涛骇浪搏斗，而且因为通常选择大雾天气，还要承受被海浪漂走的危险。此外还要面对朝鲜海军的扫射。 最近的脱北者们共同的观点是，朝鲜居民通过韩国电视剧或CD等改变了从前视韩国为“仇敌之地”的观点，现在变成“憧憬之地”。 对此，崔氏表示：“渔夫们仅凭一个漂来的塑料瓶就能知道韩国的生活很好。看到那些东西经常说‘想去南朝鲜看看’。” 朝鲜当局无论怎样进行海上封锁，加强监管，也很难堵住居民们因思想的变化而产生的“漏洞”。此次海上脱逃不过是在也不想听新朝鲜当局宣传的居民们脱逃行列中的一例而已。

韩国各地正在举办“樱花会”等各种春之盛会。迎接春天的韩国就像一幅画。 大学校园内鲜花盛开，学生往返于各个教室，看着这些情景让我想起自己在朝鲜度过的大学生活。 90年代初，我在朝鲜上大学时，与其他地方大学一样冬天没有供暖。 如果在寒冬腊月水壶里装下水，由于水冻成冰水壶会爆裂。想在这样的房间过冬，身体不是非常健康便很难坚持下去。过宿舍生活而能健康毕业的学生是非常幸运的。 94年冬天中的一个月寒假在家度过，到2月1日回宿舍的学生们便投入到与寒冷的战争中。夜晚睡觉时要穿袜子、戴军用手套、头戴毛皮帽子加上盖被子才会勉强避免冻伤。 一不小心手脚就有可能被冻伤。和我同届的同学中就有人因睡觉时没有“完全武装”（袜子、手套和毛皮帽子）而被冻伤，带着冻伤的手度过了冬天。 到温暖的春天，被冻伤的手开始发红肿胀，手指间还留出了黄色的脓水。手无法握住笔，无法继续完成学业。 大学当局没有给治疗的条件便采取休学措施，让他们各自回家。当初他们承诺手一旦完全治愈便会复学，但没有一个学生重新回到校园。 受尽苦难做完冻伤治疗，他们再也没信心忍受恐怖的宿舍生活，离毕业才剩1年却最终放弃了大学生活。 共同度过不比军队服役轻松的4年的大学生活结下深厚感情的他们没能回到学校，只能含泪交换书信的记忆依稀在眼前。 比起要穿着大学生规定服装（男同学为军青色的西服，女同学为韩服和西服）的朝鲜大学生，韩国的大学生是自由的。看着各自穿着自己想穿的衣服，在温馨的区内餐厅用餐的韩国大学生，都想当几天大学生。 韩国的大学宿舍空调设施非常好，冬天也只穿背心睡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可能理解要穿棉袜、戴毛皮帽子，连水壶里的水都结成冰而爆裂的朝鲜大学生的痛苦。 到何时朝鲜大学生才能迎接至少手脚不被冻伤的时代？现在这个时候，朝鲜大学生会迎着冷飕飕的春风蜷缩着身子踏进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