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难民

20日是进入韩国后迎接的第二个“残疾人日”。 民主主义社会中，改善残疾人的待遇和各种社会优惠政策是划分先进国家的标志。听说国内的大学升学或就职面试也把社会服务活动作为评价项目，这让我吃惊不少。对朝鲜来说，残疾人优待政策或义工等概念本身就非常生疏。 引进这样的制度意味着对边缘阶层的福祉政策和市民意识水平发达。朝鲜总是自夸为人民的乐园，但普通居民都饿死的状况下，残疾人的生活更是悲惨。 在军队中受伤的荣誉军人国家有相应待遇，但其他残疾人则被当成“不应该出生的人”。 他们毕生生活在边缘阶层，很难得到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这里也有人对残疾人的态度不友善，但各种优待设施或实惠、就职机会等比朝鲜水平更高。 朝鲜的代表性残疾人政策就是把残疾人赶出平壤，直到现在平壤市内的中区、平川区和普通江区等中心区域没有残疾人。 其理由很简单。认为残疾人生活在“革命的首都”平壤会给外国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此政策是金正日直接下的指示。此政策如实反映出朝鲜对残疾人的态度。 但到平壤市郊还是有残疾人。他们因生活在平壤的市郊，只能在家属的保护下克制外出。 招来不幸的“党的指示文” 笔者住在平壤市平川区时发生的一件事。笔者的小妹儿时患过小儿麻痹瘸一条腿。一条腿细而段，走路的样子有些怪异。 1982年7月的有一天在农业委员会工作的父亲，回到家时神色黯淡。父亲晚饭也没吃多少就进上间房，母亲感到“单位肯定有什么事”便跟着父亲进去。 过许久才出来的父亲和母亲抚摸11岁的小妹的头，说“你得去大伯家待一段时间了。” 还不懂事的小妹以为是去玩，后来才知道不是便放声大哭地说，“不，我想跟妈妈在一起，我不去。”别人都对妹妹指指点点说她是残废，但我父母却比其他子女更爱小妹。我们兄弟比谁都清楚父母的心。 儿时患小儿麻痹差点死，好不容易才把她救活，现在却要把她送到地方，父母的心肯定近乎崩溃。再怎么说是亲戚，也不会欢迎残疾侄女。小妹也是对离开父母到地方生活感到一片茫然。 必须要把小妹送走的事由是这样的。当天早晨单位党秘书找父亲说“你家的女儿是残疾人吧，党下指示让你要么把女儿送到地方，要么你们全家都下地方。” 父亲哀求说，“会禁止女儿的一切外出”， 但“残疾人不准在革命的首都生活是党下的方针，我也没有办法”的这句话面前毫无办法。 韩国人即使是地方人，根据本人的意愿也能上京生活在首尔，但平壤却不是。要身份好可以。父母犯过错误或因家教不严出事故，也会被赶到地方。把残疾人送到地方是不可争辩的党的政策。如果拒绝它，会被当成“党政策怠工分子”全家都被赶出去。 平壤的状况还好会发点配给，因此对朝鲜人来说是希望的土地。地方人“去平壤”会被当成飞黄腾达的事情。父亲结束10年的军队服役，毕业农业大学后，好不容易才进国家机关。不能就因女儿放弃这一职位，下到地方。 结果，父亲向生活在离平壤数百里之远的大伯请求“拜托您照顾这个孩子，直到有其他措施。”大伯因生活在平壤的弟弟而自豪，因此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你为什么被赶到了这里”遭遇集体排斥 目送小妹拄着胁杖上路的母亲终于掉下了眼泪。母亲瘫坐在地上把头低下去的身影依稀在我眼前。我也握着小妹的手一再嘱咐她“要好好学习”。还承诺她一定会去接她。 小妹虽然腿不方便，但长得好看学习又好。因此，在家时受到宠爱，但到地方待遇就完全不同。因走路的样子怪异，不能与其他学生和群，遭到邻里孩子们的捉弄。 地方还流行不善待从平壤赶下来的人的风气。他们经常嘲弄说，“你为什么被赶下来，是不是你的父亲被掉下来了？”听到这话生气的妹妹向他扔了石头打中了他，结果大妈被安全部传唤过好几次。 妹妹因周围人捉弄她捉弄得厉害，从此没踏出门。学校也不上了，校方也认为这样更好。三年间没能适应地方生活的小妹，一到暑假回到平壤便耍赖说不去大伯家。 父亲没办法只好与住在乐浪区的姥姥商量，给该区的干部行大贿，让她去那儿待着。从此小妹禁止外出，在家学缝纫活与姥姥一起维持生计。未毕业中学的妹妹不能去残疾人学校。 平城有一家收容部分残疾人的商业干部学校“裁缝师班”。但小妹又不能离开家，只好去找各个裁缝，自习裁缝手艺。 小妹后来一直后悔当时没把学继续上完的自己。我也知道就算受到多大的不公平，也要忍耐去战胜它，这才是自己能生存下去的道路。在那种歧视的环境下，退学也不能全怪小妹。 每次看到韩国的残疾人，都会恳切地想起与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小妹。

我年少的时候脱北2004年进入韩国，编入中学3年级。我在朝鲜上学已上到初中2年级。 适应韩国的学校和游戏文化不是很容易。还好当时年少适应得快，但刚开始时真觉得别扭。 到韩国后发现这里的孩子们十个人中有九个人喜欢玩游戏。放学后去网吧玩的文化对我来说很是生疏。我为与朋友们打成一片不是玩电脑游戏而是学习电脑。如今复杂的游戏也能玩，但当时因不会玩插上一句都很难。 在朝鲜没机会摸电脑。因为没有有电脑的家庭。我总是在外面玩，跟韩国的40岁年龄段的儿时也许相似。玩打桩、扇洋画、玩陀螺、玩冰车、足球和篮球等是我们经常玩的项目。我的故乡会宁位于图们江附近，还经常去钓鱼。但钓鱼也不只是因为好玩，还要把它烤着吃来解决一顿饭。 当时，饥饿是阻挠跟朋友玩耍的最大敌人。因为玩耍也需要有体力。只要肚子饿了，干脆就不想玩。就算朋友们聚在一起，有气无力地傻呆着的日子延续了下去。 因为肚子饿，只能放弃到外边玩耍，那些日子我们围坐在一起聊天，抽着偷偷收集到的烟头，玩儿着游戏，悲叹生活。就算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朋友之间却成了趣谈。 大部分是靠生活宽裕的朋友的帮助充饥 还经常打群架。因为几乎天天抽着烟，结伙闲逛，所以经常发生跟别的学校学生打架的事情。也有被打破头的人。但是，就是因为有了那些朋友，那样的时光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就算没有玩耍的气力，但只要跟朋友在一起就很踏实。 由于饥饿很难玩儿起来，但在朋友的帮助下偶尔会出现有意思的事情。虽然当时大部分朋友都很穷，但偶尔会有因母亲会做生意而富起来的朋友。只要村里有电，就到那个朋友家看电视。 虽然只能看朝鲜的节目，但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叫“命令027号”的动作片是讲述人民军特殊部队渗透到青瓦台的故事，比较火爆，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只要哪个朋友的手头上有了点钱，我们就一起去逛市场，吃小吃。吃了用玉米面做的“爆米饼”；挖空豆腐，在里边放了米饭的“豆腐饭”等。量虽然少，但我们还是分着吃，互相帮助。 虽然是饿着肚子的时代，但朋友们都有着连一粒豆也要分享的想法。自己一个人吃都不够，但我们还是分享了那些食品。 突然有一天，母亲离家出走了。我也忍受不住饥饿越境到了中国。我在去大连寻找亲戚的途中，被抓并遣送到朝鲜。我又计划越境，去找了一个朋友，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鹤柱。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饥饿的朋友。 本想一起越北，但遭到了拒绝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给了鹤柱，并劝他一起逃走。但鹤柱说：“不管怎么说这里还是我的祖国，死也要死在这里。我不能走。”他说我被资本主义思想弄混了头。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们从小学习金正日、金日成的革命历史，认为朝鲜是社会主义的乐园。当时还有很多人没有了解到外边世界的变化。那个朋友没有改变对伟大将军的忠诚，说坚决不能离开祖国。 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当时我早已放弃了对金正日的忠诚。我想用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说服那个朋友，但没有效果。说中国比这里更为丰衣足食，但那朋友说：“就算是那样，怎能抛弃将军（领袖）和祖国呢？” 虽然朋友没有和我站在一起，但他担心我的安全和身体。还向我保证不会告发我。说：“不用担心，但你一定要小心。千万别被抓住，要平安无事啊。” 朝鲜是互相监视的社会。是很难相信别人的社会。但我相信了我的朋友。因为相信朋友不会告发我，我才实施了脱北计划。 离开的时候向朋友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一定会回来的，到时再相见。” “一定会成功，一定会再回来的。那时候我们再见。”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脱北成功，到大连亲戚家的那年是98年。在中国种了三年的地，在饭店打了三年的工。 刚开始的时候是想继续在中国生活，没想去韩国。因为到韩国后就很难再回到朝鲜。但也不能一直过着非法隐居的生活，2004年就跟着比我先入境的一位大哥来到韩国。 到韩国后交了很多朋友。都很亲切，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说实话，没有跟一起经历了苦难的鹤柱那样的亲近感。好像永远不能建立很多人在饥饿中倒下去的时候还一起分享一粒玉米的那些朋友一样的友谊。 偶尔面对困难的时候会想：“如果跟鹤柱一起来了的话，我不会这样辛苦的。”如果一起脱北了的话，在中国也不会过得那么苦，那么孤单，目前在韩国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容易。 不管是多么难的事情，只要我拜托他，他都会欣然答应。但他现在不在我身边。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说实话，很辛苦。哪怕有一个可信赖、肯等我的朋友也好，但事实并非如人愿，所以很辛苦。 但我还是充实地生活着。虽然生活艰苦，但我在读大学。因为在遥远的将来回到朝鲜后，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的愿望是，在那里建立企业、重振衰败的朝鲜时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为跟那个朋友约好了回去，所以我才学习。我目前的目标是，回到家乡时，能坦荡地面对那个朋友。

“从今天开始你没有必要再读大学了。一切手续都已经办好，你照办就行。” 1997年中期，保卫指导员的这番话对于正在就读于平壤名牌大学的我来讲无疑就是晴天霹雳。 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传唤到保卫指导部，一下子被这番话给弄懵了。关于我必须离开大学的理由，保卫部指导员没有做出任何说明。只有冷酷的退学命令响彻在我的耳边。 从前我是和家人们一起生活在平壤。当家人们搬到地方之后我就一个人住在宿舍。当时我还不清楚家人是因为父亲的贬职才搬到地方的。家人搬到地方后，我只能一个人艰难地生活在宿舍。结果我被下令离开学校。 我收到学校的退学通知书后只能回到家人们生活的地方。经过火车上24小时的颠簸到大的地方是会宁附近一家不知名的合作农场。父亲被贬到地方后又被撵到会宁。当我到家的时候，家里只有被强制离婚的哥哥和母亲。父亲当时早已离开人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只是有传闻推测被肃清的反体制人士当中包含有我的父亲。明确的只是我和我的家人已经没有什么未来。绝望，剩下的只有绝望。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得在合作农场劳动。我感到顷刻间陷入万丈深渊。我都不想再活下去了，饭都吃不下。只要一想到我的处境，我就开始抱怨父亲。我恨透了给我带来如此凄惨遭遇的父亲。对父亲的爱有多深，抱怨同样有多深。 严重的粮食危机开始后，对我们的监管虽然减轻许多，但是保卫部依旧是我们的恐惧对象。我们最好不做任何能够引起保卫不注意的事情。当然也没有任何人接近我们家人。任何人都没有。 在朝鲜这样的封闭社会中，我们家过着更加孤立的生活。当时我时常想到，没有任何人来访也没有任何人搭话的悲哀甚至比身处无人岛还要痛苦。 此后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情。已故父亲的朋友们来到会宁找到我们家。他们千里迢迢从平壤找到我们家，给我们带来粮食、食用油和衣服等。 在朝鲜没有人员已靠近被肃清的人。尤其是造访传言是反体制人士的朋友，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或许韩国人会把这种行为描绘成“道义的和美丽的友情”，但是在朝鲜则是拥护“反革命分子”的行为，会面临极其严肃的批判。 当时朝鲜因为发生严重的电力不足，火车的速度极慢，还经常中途停车。从平壤乘火车到会宁是一件极其痛苦的旅程。而且要到边境地区还需要获取通行证。 况且当时正值极度的粮食危机，平壤市民也时常要挨饿。父亲的朋友们抓住母亲的手说：“大事我们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是粮食我们可以尽量提供帮助。”同时还投以我温馨的微笑，表示鼓励。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那么艰难的时期访问被肃清的朋友家庭的他们，依然有无尽的感激。但是当时还没来得及给好好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现在我想给在那残酷的时期为帮助朋友而来到会宁的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现在我身在韩国，没法再与他们相见。我想对他们说：“当时的恩情，我磨齿难忘！” 来到韩国已经有1、2年。随着年龄的增大，每当我看见别人的家庭，就会因深深的乡愁而流泪。我非常想念多情的父亲及其周围那么多的好人们以及尚留在家乡的亲人们。

自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恶化的朝鲜的经济状况，也给朝鲜军产生了坏影响。 当时的粮食供给状况已明显不如此前，这直接引起军纪的松懈，军人们开始进行偷盗和掠夺。 1990年夏天，被动员到熙川-香山高速公路工程的工兵旅团建设部队军人们犯下的事件在朝鲜居民中广为流传。此次事件可谓朝鲜军人军纪松懈现象的序曲。 事件是由一群军人对路过平安南道香山郡的村庄的对南间谍挑起是非而引起的。 对南间谍H氏正提着小箱包赶往故乡老家。他从小被朝鲜当局培养成对南间谍。 H氏被培养成优秀的对南间谍，频繁出入第三国（包括韩国）执行间谍任务。当天，H氏正为参加父亲的花甲，事隔20年才得以回故乡老家。 朝鲜的对南工作部门选拔7-10岁间的儿童，从小把他们培养成专业间谍。培养17岁以上的成年人为间谍，其能力的培养有局限性，从事间谍活动的时限也缩短。并且，从小远离家庭，具有事先阻断间谍的身份和相关资料的优点。对南间谍绝对不能泄密自己从事的职业，对父母也一样。 专门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门就是朝鲜劳动党对外联络部（社会文化部）和作战部等。向韩国和海外派出间谍、进行间谍教育和构筑地下党就是他们的任务。可谓是对南工作的核心部门。但朝鲜的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这些情况。 工兵建设部队军人们挑起的香烟是非 上面指示H氏带警卫员一同出发，但他却说好不容易才得以回故乡想带着轻松的心情去见父母，便一个人出发。也许他以为身为间谍肯定具有非凡的实力，况且是在自己的国家能发生什么事。 H氏的故乡老家离香山站有20多里地，是人迹罕至的乡村村庄。动员到高速公路工程现场的工兵局建设部队的军人们对路上的H氏挑起是非。 见他衣装整洁、提着不寻常的箱包，军人们便挑逗他说“大哥，给根烟吧。” H氏见军人们要一盒烟，便打开了箱包。回故乡去参加父亲花甲宴的他，包里装满了高级酒和香烟等各种外国货。 军人们见到包里的东西，便开始赖着要酒喝。H氏说那酒是父亲过花甲用，请他们谅解并手下留情。还说他家的住址请他们父亲过花甲时光临并享用。 但军人们并没有就此打住。已盯上箱包里全部礼物的他们开始耍赖，最后还开始动手打他。对接受过严格的间谍训练的H氏来说，又不是战斗部队是建设部队的军人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他瞬间打倒在场的全部军人后回到家。 军人们当天晚上回到部队后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全都告发给小队长，事态便闹大了。小队长听到自己的部下好几个人被一个百姓挨打的事情后火冒三丈，说“你们这些饭桶，还被百姓挨打？” 第二天早上，小队长下令“我们去那个百姓家。大家都上车。”从H氏那里已得知住址，父亲还过花甲，在小小的村庄里找到他的家不是件难事。 花甲那一天，见到突然闯进家门的军人，H氏的父亲不让儿子出来，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哄那些军人们。但军人们根本不理会，猖狂地赖其父藏着儿子，对他动粗。 看不下去的H氏递给母亲一个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让母亲“把现在状况打电话告诉对方”，便出了房门。 正在耍赖的小队长见到H氏便不由分说地喊叫，“打死他”。但对对南间谍来说根本不成对手。又变成多位部下挨打的状况，极度兴奋的小队长用手指着院子里的斧子向一个军人高喊“拿那个斧子！” 那位军人拿起斧子便扔向H氏，斧子正中他的后脑勺导致他当场死亡。 小队长和主谋当场遭处决，部队队员变成矿工 不久，戴黑眼镜的2名女性乘坐直升机降落在庭院里。是接到H氏母亲的电话后飞过来的人们。他们确认H氏的尸身后，立即赶往肇事的工兵部队。 惹起事端的小队长所属部队全部人员紧急集合，在练兵场整列等候。 令人惊讶的是乘坐直升机飞来的两名女性的行为。 她们说“象你这种货色哪里是大队长”，把大队长的肩章都扯下来了。接着当场射杀扔斧子的士兵和小队长。还号啕大哭地说“你们这些XXX们，你们杀死了你们整个师团都换不来的人。” 他们是在对南秘密部门工作的人员。金正日给对南间谍下的口号不是一挡百而是“一挡万”，对他们爱护有加。对南部门为保护机密，办公地点设在中央党大楼外的独立的“3号大楼”。 因发生这一事件，大队长以下全部大队人员都被生活退役（不光荣退役）而送到煤矿，所属工兵旅团被解散。 但进入90年代中期后，正式开始出现粮食危机，朝鲜军人对百姓进行掠夺的行为更严重了。只要实施先军政治，军人伤害百姓的事故就不会间断。

离4月还剩1周左右时间，我们周围结婚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信箱里开始堆满结婚请帖。大约此时，朝鲜的结婚仪式也很多，但其结婚风景却与韩国大不相同。 朝鲜的结婚仪式在新郎和新娘家相隔一天各自举行。与韩国的大部分人利用婚礼礼堂有差别。像平壤这样的大城市偶尔有人利用婚礼礼堂举行婚礼。 韩国的宾客们一般穿正装出席婚礼，但在朝鲜参加婚礼的宾客们大部分穿平时服装参加婚礼。出席朝鲜结婚仪式时，最让宾客头疼的就是鞋。 不是担心没有好鞋，而是担心弄丢好鞋。大部分人在家举行婚礼，因此要脱鞋进屋。 宾客脱下的鞋稍微看起来不错，100%会弄丢。去参加婚礼时一般会醉醺醺，别人换鞋穿也不知道，而且鞋本来就多，好鞋又容易被发现，很难知道鞋被谁穿走了。 因此，朝鲜人参加婚礼时习惯不穿好鞋。去参加婚礼不好意思穿旧鞋而穿戴整齐的话，有可能得不到实惠。喝几杯酒就弄丢鞋，不是小的损失。 穿旧运动鞋、拖鞋等扔了也不可惜的鞋是明智之举。党或行政干部来出席婚礼，他们的皮鞋特别要保管好。如果弄丢，彼此的立场会很尴尬，有时主人还要做赔偿。 因有这种不便，举行婚礼的新郎新娘们有时特别要求宾客穿旧鞋。本人在朝鲜的某单位上班时出席同事的婚礼，因不好意思穿旧鞋穿了几乎新的运动鞋。结果，那一天新鞋弄丢了。 从此以后，我一定遵守穿旧鞋参加婚礼的约定。而这种现象，偶尔还出现在新近进入韩国的朝鲜人身上。 实际上，进入韩国后，在哈那院接受定居教育时，讲师说脱北者参加这里的婚礼时偶尔穿短裤或穿拖鞋，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当时讲师特别反复嘱咐我们脱北者这件事情。 他说曾接受邀请以宾客身份参加平时熟知的某一脱北者的婚礼。当时他就发现几位宾客竟穿着短裤和拖鞋。他心里纳闷都是30多岁的人们为什么穿成那样，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脱北者。他跟旁边的脱北者询问他们为什么穿成那个样子，他回答说那是在朝鲜时的习惯。 由于不熟悉对此地结婚文化的理解和经验而犯下的“大失误”，有可能给其他宾客造成不快感，对脱北者的形象也可能造成不好影响。在罗马须遵守罗马法的忠告有铭记在心之必要。 但此处的人们也要知道，脱北者之所以做出那样的行动不是因不知礼仪和礼节，而是因至今为止的生活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习惯之差别。这种差别的表象中埋藏着哭笑不得的朝鲜居民才知道的苦衷。 如今在朝鲜参加婚礼的宾客们还在为鞋而发愁，虽然有些难堪还是会穿旧鞋出席婚礼。这是无法一笑了之的朝鲜现实。

我有一段至今也无法忘怀的军队生活。进入大韩民国已有10多年，但还无法忘记那段故事。 1992年夏天，前方军团内的各侦查部队（特殊部队）活跃地进行夏季野外训练。 我们部队为侦查组进行长距离无线电通讯训练，来到江原道玉坪（位于文川市和咸南高原之间）的野山脚下构筑了半土窑分队用兵室（内务班）。在那里与总部进行通信训练。 原来一直在前方，好不容易在后方构筑阵地，我们便经常去周边的玉坪或文川、高原市内去玩。对每天在江原道的深山野林里只能望见荒凉的山峰的我们来说，那些地方象不比平壤差的大城市。 一到周末，我便请假外出去高原玩儿。当时高原的火车站旁边驻扎着108训练所第1旅团保卫小分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乘坐平壤-茂山行∙茂山-平壤行∙平壤-惠山行∙惠山-平壤行列车，对出差中的军人、安全员（警察）进行身份调查检查。 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相交的保卫小队（相当于国军的机务司军人）朋友们拜托我一些小事，在这过程中我与这些朋友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保卫小队朋友们拜托我的请求，就是弄给他们我们进行乔仿（伪装成韩国军进行渗透）训练时使用的“国军军靴”（Walker）三双。多进行外界活动的保卫小队军人们都羡慕锃亮又帅气的韩国军靴。它比朝鲜军的军靴质量好穿起来也舒服，因此退伍军人或一般军人都想要韩国军靴。 我们因部队的特性用国军装备进行完全武装，象在仓库的军靴这样的东西是能送给至亲朋友的。因此我到保卫小队经常受到请我喝酒这样的隆重的待遇。 某一星期六的晚上，我又去保卫小队跟他们喝酒，酒大概喝到三四巡杯时，保卫小队朋友们用非常严肃的表情再次拜托我一件事。 他们的请求就是去痛打他们非常讨厌的驻扎在高原的警务部（国军宪兵队）队员们。朝鲜军的保卫小队和警务部之间在哪里都存在微妙又强烈的对手意识，因此，经常发生矛盾和因自尊心引起的气之争。当然未发生物理冲突，但二者关系就像猫和狗。 保卫小队和警务部的人在朝鲜军当中属于最带刺儿的类型，但喝下去的酒给我壮了胆，便一口气答应他们“知道了，明天我就去处理他们”。为此，保卫小队的朋友们还让我坐108训练所保卫部长的军用吉普车回到训练营地。 而且，手里还拿着一大包有能耐的保卫小队朋友们送给我的酒和一些吃的东西，尝到的甜头也不少。我拿这些东西回去，受够训练场地里的简朴生活的指挥官们会非常高兴。 第二天，我在小队中选出冲击力量强且有胆量的咸镜南道洪原出身卞某中士、慈江道中江出身的军团柔道选手董某中士以及一直追随在我身边的赵某下士等三位，进到高原。 高原火车站是朝鲜东海地区的铁路和公路等交通的重要分岔点，因此在这里换车的人很多。而且，周边驻扎的各军队非常密集，军人也相当地多。 星期天上午到高原站广场与往常一样拥挤，有些人为上火车往检票口方向走，还有些人刚下火车走出广场。 我在广场一旁把军靴放到擦鞋匠面前打腊。这时具有咸镜南道“洪原麻雀”之名的卞中士站在广场中间用那一副好嗓子唱起了朝鲜民谣。 星期天早上哪来的热闹事？经过的很多人停住步伐注视着看起来有些精神异常的军人唱歌的样子。其他董中士和赵下士也徒然地到处转悠。 当然，为刺激警务部的人，事先约好军服穿戴不整。而且，虽然佩戴了上等兵的肩章，但一脸就能看出是老兵。 稍过一会儿，警务员们挤进人群，好家伙，居然来了7名。中间还夹着上尉（宪兵队大尉）。警务员们一把抓住正在调戏周围看热闹的大嫂和小姐们的卞中士的后颈，拉他到广场对过的楼房角落，我们一行也因是一伙，都被带到那儿。 围住我们的警务员们，其中的警务官（军官）向我们扫了一眼，对看起来象老兵的我问话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把手插进裤兜里没做回答。 突然“啪”的一声，两眼睛冒火耳朵里象流高压电流嗡嗡直响，疼极了。不管长相如何，只戴上等兵肩章的家伙居然在所有朝鲜军都会让三分的警务官面前傲慢无礼，所以挥拳打了一巴掌。 站在旁边的赵下士见状想跟警务官讲理，却被后面的警务员抓住后颈。但赵下士在军团侦察队中以敏捷著称，飞快转身用头去狠顶站在后面的警务员，我也用手偷袭对面警务官的颈动脉部位，再用拳头猛打他的脸部。 瞬时间我们一行用偷袭的方法打倒了警务员们，他们7个人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还对捂着脸和鼻子摔倒或瘫坐地上的警务员们踩或踢了几下，然后喊一声“跑”没命地跑出高原市内的小巷，跑了将近5公里。 远离高原市内到达元山方向的上坡路时，喘口气转头一看赵下士，他正用刚才趁混乱时拉出的警务员皮带换掉自己的皮带表情十分满足。更让我吓一跳的是董中士居然还拿着警务员的1个弹仓。 问他“拿弹仓做什么？”，他说“害怕他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才抢过来的，可在回来的路上一看没有子弹，但又不能仍所以才带过来的。”反正发誓今天的事情回部队后严守秘密，然后回到了训练场。 当天晚上，高原站的保卫小队朋友们乘坐旅团保卫部长的吉普车来到我们训练场，吉普车上载着10升重量的1个酒桶和约达80公斤的冷冻猪肉一只。是为向我们表示辛苦才带来的。保卫小队的朋友们当时在现场上目睹了我们的激斗场面，说那种心情象拔掉了疼3年的牙齿。 小队队员们还用猪肉骨头熬汤好好享用了一番，之后大概过了3天。 突然，5吨级俄制军用货车突然来到我们的训练场，以中校为首的约25名警务员从车里下来。 当即全训练场下了集合命令，我们列好队等候。当天先挨我拳头的警务官上尉和两名警务员转着确认每个人的脸，分明是来找我们的。 他们背后有长相凶恶的警务官中校带着其余20余名警务官跟着。只要一说出“就是这家伙”便立即进行集体殴打的架势。庆幸的是当天上午卞中士去玉坪的人民医院接受脚气治疗，董中士和赵下士则去文川的海上阻击旅团的朋友那里求汽油，因此都不在场。 他们离我越来越近了，但我什么都不能做。又不能逃跑，便把军帽沿往下摁到眉毛处，咬紧牙两眼充满恶气地怒目而视。 看来到我面前的警务员家伙的脸，颧骨肿起来的地方还流着脓水。另外警务员象是耳朵地下破了粘着很多的胶布。 看见我的那个家伙眼睛突然变大，望着警务官上尉的表情似乎是说“就是这个家伙”。看警务官上尉的面相，肿得很厚的嘴唇还发青。我已放弃反抗，任由他们处置。 但象要吃掉我似的瞪我的警务官上尉却咬紧牙转身说，“是长得很象，但仔细看不是他”，说“这里没有，中校同志”。颧骨肿起来的警务员带着冤枉的表情轮着看我和自己的上司，而警务员上尉却说“干嘛，快走”的一句话督促警务员。 那个上尉分明看出我了，为什么说不是我呢？现在想起来也模模糊糊无法理解。如果当天我被揭发，要逮捕我的警务部和我们队员之间可能发生严重的事件。但那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会儿，警务员们都到其他部队去了。 下了解散命令，训练场宽阔的运动场上只剩下了我。汗流浃背，全身湿透了。后来，结束训练后回到部队参加讲演会，没想到说到朝鲜军的违反军事纪律事例时，讲演材料中出现我犯下的高原站事件。 在讲演材料的最后写着“殴打约束军事纪律的警务员的人员已受到军法处置。”我心想着哪有什么处罚，我们好好活在部队哩...笑了一下。讲演材料是由人民军总政治局拟定向朝鲜军全军进行宣传的资料。 后来，见到高原的保卫小队的朋友们，据他们说自那次事件以后，高原警务部的家伙们每天在围墙里面咬紧牙关接受高强度的训练。他们还经常抓捕在高原转悠的朝鲜军人，让他们很是头疼。丢尽脸面的警务部人员把气撒到毫无关系的人身上。 漫长岁月过去后的今天，我还是想不明白当时那个警务官上尉为什么没把我抓走。也许真的面对面站着时，在他看来我象是老兵且到了军队服役最后阶段，所以如果把我揪出来，会让我这个年轻人的人生毁于一旦，他才放下自尊心绕了我一次。 如果，当时因警务官上尉的一句话被抓走，我会怎样？而且，想知道现在又是何种模样。因此，一直对那位上尉报有感谢之心。

1982年11月14日世界拳击协会（WBA）轻量级挑战赛中韩国的金得九选手在与世界冠军美国选手曼奇尼的比赛中不幸身亡。这一事件在朝鲜也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其内容与韩国人所知道的大相径庭。 朝鲜居民所知道的这一事件大体上是，金得九选手在美国裁判的默认下被美国选手曼奇尼残暴的犯规打死了。一句话就是反美洗脑教育。 故事并非到此结束。说是美国一个有钱的资本家看中金得九选手的健壮身体，所以故意弄死金得九选手，并取走了其心脏和肝脏。这是朝鲜居民们所家喻户晓的金得九选手死亡事件。 如果韩国人听到这样的故事会实在无法理解。也许有人会问，只有那些企图将朝鲜描绘成“恶魔”的守旧派才能相信这样的故事，精神正常的人怎么可能相信？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朝鲜当局的反美洗脑教育远远超出了韩国人一般的想象力。 朝鲜宣传说，金得九选手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将南朝鲜视为殖民地的美国以及彻底隶属于美国的南朝鲜傀儡政府的无能。朝鲜在杂志和书本上大师宣传这些内容，还改编成连环画，向朝鲜居民和青少年们宣传。所以朝鲜居民才能家喻户晓。 朝鲜的漫画中宣传，贫穷的殖民地年轻人金得九选手只为一个赚钱的目的前往美国，结果遭此劫难。而且曼奇尼选手在最后的回合使用藏有凶器的拳击手套，金得九选手正是被这样的犯规行为所杀害。而且当时的美国裁判默认这种犯规行为，也助美国选手一臂之力。 同时，朝鲜在宣传金得九选手死亡事件是与同时期的朝鲜拳击英雄具永祚比较。具永祚选手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拳击冠军。 而且当具永祚选手在下届奥运会时因不满裁判偏袒对手而殴打裁判后，朝鲜当局却积极予以拥护。当局宣传说“这等于是共和国在国际舞台扇了美国一巴掌”，所谓共和国的自主性和为大型给予具永祚选手如此的胆略。 具永祚选手回国后国家就授予他“共和国英雄”称号，将其刻画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央惩治美国的拳击英雄。 朝鲜将具永祚选手和金得九选手加以比较，认为具永祚选手因为正面对抗美国裁判的偏袒才能取得胜利，而金得九选手因为是无力的“殖民地青年”，所以没能作任何抵抗含冤而死。 向来如此的朝鲜暂且不论，如果这样的事实被金得九选手的家属们得知，他们会作何感想？

朝鲜人民武力部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创汇为目的各部门都运营了贸易会社。贸易会社的总类繁多。 上世纪80年代设立的总参谋部直属梅峰会社、90年代的飞鹭峰贸易会社、龙城贸易会社、满风贸易会社、丹枫贸易会社都属于较大的贸易机关。其中的梅峰会社最为有名。据悉，2000年前后梅峰会社更名为“光明贸易总会社”。 “先军政治”之后梅峰会社同劳动党39号室的大城贸易一道成为朝鲜规模最庞大的贸易机关。党的大城贸易和军队的梅峰会社成为两大支柱。 军队直接参与创汇的背景与经济困难导致内阁无法划拨用于军需物资的购买所需的必要资金有关。同时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倒塌武器交易从现物变为美元结算军队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现在梅峰会社的总部设在平壤，全国的各道设有支社。新义州、兮山、会宁等边境城市设有办事处形式的支社。 梅峰会社为寻找有能力的“大房（贸易商）”，从有亲戚在中国的朝鲜居民当中选择具有创汇取经验的人聘为支社长。支社长被授予上校以上军衔任命状，并配发创汇贸易许可证。他们虽然属于军队下属贸易机关，但是并非真正军人。 支社长携带对外贸易工作人员证件，享受可以随意进出中国的特权。他们在边境地区设有“创汇源泉指导员”（实务人员），物色交易国需要的物品。 各道都设有贸易会社支社，与日本的交易在公海进行 主要交易国是中国和日本。与中国交易的梅峰会社主要以新义州、兮山、会宁等边境地区作为基地，主要交易物品为二手汽车、药材、蚕茧、废铁、海产品等。 基地负责人们将创汇源泉指导员准备的物品运送到边境，只要出示下发给每逢会社的“金正日的方针”原本，所有的检查哨所都可以顺利通过。 新义州出身的一个脱北者说：“1995年新义州出现数百个贸易会社。”“其中梅峰会社也借用一间简陋的厂房放置10吨面粉，与别人交换药材或铝材等。那时候甚至只要是穿着狗皮棉袄起着二手日本自行车的人都称为创汇指导员。” 梅峰会社曾在边境地区通过二手车走私等与中国的非法贸易赚到不少外汇，现在主要交易商品转为白术、黄芪、蕨菜、桔梗等药材和矿产。西海岸地区的支社们收购的贝类、海螺等海产品也都用于出口。 与日本的交易主要利用东海一侧的公海。清津、咸兴、端川、新浦等东海岸设有多家有5-6名员工和小驳船的梅峰支社。这些支社直接从码头收购海参、海胆、鲍鱼等海产品后就把船开到公海。梅峰会社的专门用于与日本交易的远洋船在公海等候。 不许非法藏匿外汇、黄金走私 1997年为整顿边境贸易的混乱局面，中央党对贸易会社进行了集中的检查。检查结束后金正日指示对贸易会社采取以部门为单位关停并转的措施。各军团分别设立的贸易会社此时部分被解散，部分被并入梅峰会社，梅峰会社从新整合为贸易集团。 据悉，梅峰会社的职员们虽然借着总参谋部直属贸易机关的名头赚到了很多钱，但是同时也经历了不少挫折。 会宁市梅峰会社支社长金某以前也是一个穷人，但是自从负责支社之后频繁地进出中国，现在已经堪称附近最富有的人。 据一位曾经在中央党19局高丽服务总局下属创汇机关服务的脱北者证实，位于会宁市望乡洞的梅峰会宁支社有6名员工，年创汇计划为10万美元。同时还要额外完成在金日成、金正日生日或建军纪念日等主要国家活动时另外下达的创汇计划。 也有不少梅峰支社在中央党的检查中被查出问题而经受波折。正如朝鲜流传的一句“创汇等与床教化”（出问题就得关进劳动教化所），创汇既是朝鲜居民所最羡慕的职业同时也是最需要小心的职业。1997年中央党对贸易会社的集中检查中就有许多创汇社长们因各种非法行为而受到处罚。 其中，梅峰新义州支社的票某在预审过程中查出在中国银行存有外汇后企图吞筷子自杀；清津梅峰支社的金某因查出与黄金走势有牵连而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