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难民

1994年12月迎接新年之际，相当多的朝鲜居民期待着1995年的新年贺词。 金日成生前每年1月1日都发表了新年目标为内容的“新年贺词”。朝鲜中央电台向全国直播了金日成朗读的新年贺词。金日成的新年贺词让朝鲜居民有了不少信心。 一些居民看到在电视上朗读新年词的金日成流着泪说：“我们的领袖又老了很多。可见多么辛苦。”有的人放心地表示：“领袖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健康没有问题。”通过电视里的金日成形象和声音间接地评价了金日成过去一年的活动。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去世，12月的新年贺词就成了居民们的话题。当然人们相信金正日会朗读新年贺词。可是金正日让人们对他的外貌和声音怀着好奇心。 当时没有那个居民亲耳听过金正日的声音。因为朝鲜没有播放过他的声音。因此居民对金正日的声音的语调有了很大的好奇心。 可是干部们都知道金正日的声音含糊不清，语速很快。干部们有时称金正日为“结巴”。 干部之间流传着“我们的将军是结巴”，“说话太快没听懂而遭殃的干部不是一两个”，“聆听将军言语的时候应该尽最大可能地紧张起来。如果没有听懂再咨询的时候会瞪着你看，第二天这个人就消失了”等传闻。国家安全保卫部有一段时间还追查过传闻的源头。 1994年12月，一些干部还拿“我们将军是不是结巴”打起了赌。因为即将发表的新年贺词上就能见分晓。 可是1995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没有播放新年贺词，而是朝鲜居民的等待成了泡影。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青年前卫等三代报纸发表了“共同社论”。 当天早晨，金正日没有朗读新年贺词，而是到江原道的“矮松”哨所进行了现场指导。后来才传出消息说，金正日的意思是国家安危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应该先关照战线。也正是因为这种理由，2000年初期“先军政治”正式开始的时候金正日访问“矮松”哨所的事件成为重要的事件。 不管怎样，居民对金正日没有发表新年贺词的做法有很多说法。一些不懂事的干部们说：“你看，将军确实是结巴”。甚至有传闻说：“将军对年长者不说敬语，语气很不敬。” 劳动党组织表示：“因为将军辞让，没有进行新年贺词。”“既然有了‘敬爱的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口号，就别期待领袖当年采取的方式了。” 1995年10月的劳动党建党50周年纪念阅兵仪式上，朝鲜百姓听到了金正日的声音。阅兵仪式开幕式上金正日说“光荣属于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将士们”。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这段影像。这是金正日进行统治以来唯一一次公开讲话。 金正日当时发表讲话时是逐字逐句地说“光荣、属于、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将士们”这些内容。党宣传煽动部说：“将军的声音是让敌人战栗不已的‘晴天霹雳’般的声音”，可是没有几个百姓同意这种说法。“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还编写了《将军的声音》歌曲让百姓们传唱。 百姓对金正日声音的评价各不相同。有人说“声音好像有了很大的改变”，“好像练过很多次”，也有些人说“怕让人知道是结巴，故意说得很短”。 到今年为止，朝鲜已经发表了17次共同社论。其实新年贺词改为共同社论之后，内容的深度上有了很大的萎缩。对百姓来说是一个都没有进行兑现的空头支票，目前几乎没有人关心共同社论了。只是单位和人民班教条地让人背诵罢了。 可能是因为对共同社论的关心度下降，百姓围绕金正日声音的争论也没有了。有句话说“不关心比批判更可怕”。现在，朝鲜居民好像对金正日莫不关心了。

朝鲜不允许宗教的存在。为参加宗教活动，甚至要冒被关进政治犯收容所的险，严重时甚至会被处决。因此，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2001年以后的10年来将朝鲜指定为世界上最恶劣的宗教镇压国，韩国国务院也指定朝鲜为“镇压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 对朝鲜居民而言，圣诞属于另一个世界。特别是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是朝鲜3大英雄之一金正日生母金正淑的生日，同时又是拥戴金正日为最高司令官的纪念日。 意即即使知道“圣诞节”的存在，因被动员到金正日一家的偶像化而无法去享受。而进入2000年代以后，平壤的中央党干部或富家子弟开始享受他们自己的圣诞。 朝鲜年轻人不是从宗教角度而是从国际节日的角度过“耶稣诞辰日”。朝鲜当局也知道大学生过圣诞节，但不进行严格的管制或处罚。 但是，普通居民对圣诞仍感觉陌生。因此，有时也发生哭笑不得的偶发事件。 2009年脱北的朴哲龙（45，化名）称，在某一地方由于包括保卫指导员在内的党干部也不知道圣诞节的象征“圣诞老人”，在辞旧迎新聚会上发生了“圣诞老人形象玩偶争夺战”。 朴氏称，在朝鲜可谓镇压宗教、与宗教进行斗争的一线士兵――国家保卫部保卫指导员的家中，象征圣诞节的“圣诞老人”玩偶堂而皇之地放在金日成、金正日肖像下面。当然，主人也不知道这一玩偶意味着什么。 这一玩偶是身高80厘米、演奏萨克斯的红衣圣诞老人。主人将这一玩偶当做家宝，还嘱咐子女谨慎对待。孩子们也称这一玩偶为“爷爷”，不让客人去触碰。 朴氏称，“2007年12月27日一位保卫指导员邀请市保卫部（反贪科）和上级保卫部干部及周边党干部到自己家举行‘辞旧迎新’聚会”，“当时客人见玩偶（圣诞老人）感到稀奇，都问‘从哪里弄到的’、‘能不能给我’”。 他说，当时客人们都求主人能不能要这一玩偶，主人说“这是别人从中国带来的礼物，是‘形象化了的祖先爷爷工艺品’”，“要别的可以给，就是这个不能给”，“拿走那个会折福”。 当时客人们羡慕地表示，“不知道是什么工艺品做得真好。还穿上了衣服，像真人。”“有个爷爷玩偶谈着乐器站着，整个家变得喜气洋洋。” 这是只能在不知道圣诞节和圣诞老人的朝鲜发生的让人心疼的故事。

9月20日开始朝鲜正式开始了“秋收”。目前，朝鲜的协同农场正展开跟“粮食盗贼”的战争。在朝鲜协同农场的水田和旱地上除了为秋收忙碌的农场员们，还能经常见到在农地周围密切关注秋收现场的人。他们是防止盗贼的粮食“守望人”。 1990年代初期开始朝鲜出现了守望人。国家粮食供应中断，没有了吃的，就到协同农场偷窃水稻和玉米的小偷们猖獗起来了。不仅是军人，连一般百姓也相投协同农场的农作物。 如果在个人土地上偷农作物被发现就会被保安员（警察）抓去关到拘留所。如果被为防止小偷联合守护个人土地的人们发现就要做好被痛打一顿的准备了。 随着个人土地的看护力度加强，协同农场成了小偷们的“目标”。因为协同农场是“共同财产”没有人尽全力去看护。就算班长让农场员们加强警戒，关心度不如自己的小土地。 结果，朝鲜当局为了防止入侵协同农场的小偷，1994年发表了“严厉处罚侵害国家财产的人”的警告。1996年开始组织农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组成守望人采取了守护协同农场收获农作物的正式措施。 守望人一般有三种类型。首先是通过协同农场的正式邀请派来的附近部队的军人。其次是协同农场自行组织的农场纠察队。还有是当地人民保安所管辖的工人纠察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国家财产”，但实际行动却都有所不同。 军人警备组由负责取缔偷窃、强奸等损坏军民关系以及军队内部罪犯任务的“4.5常务”部门军人组成。他们的宗旨是“人民军队守卫人民财产”。他们从收获西红柿或黄瓜的7月份开始活动。 主要工作是在连接农村和城市的公路或码头设立检查站检查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产品。叫住背着包或骑着自行车人询问农作物的来历。如果偷了协同农场的或者从不正当渠道得来的都要没收。 特别成问题的是偷取协同农场的农产品或者购买赃物。“4.5常务”成员们有义务回收没有得到农场管理委员会认可进行非法交易的农作物，并还给农场。 可是“受贿”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很多。因为就算军人带回收的农作物到农场，得到的只是一句“辛苦了”。 农场自行组织的纠察队由复员军人农场员组成。他们从收获玉米的8月中旬开始活动。一般3人一组，每组每3天进行一次警戒，时间是农场员们下班后到第二天上班为止。 可是他们跟军人一样腐败。就算一年到头努力工作，年末能分配到的却没有多少，所以尽可能多给自己“留一份”。 农场纠察队成员一般是先跟小偷打好招呼装作没看见。虽然并不要求什么大贿赂，但适当“调节”偷取量。因为如果偷得太多，执勤的他们会有危险。 只要给执勤人员准备烟、酒、下酒菜等夜宵就可以。有的时候直接给现金。目前，在朝鲜只要给1万-1万5千元就能收买农场纠察队。 可是也有想获取更多利益的农场纠察队队员。要想在农场耕地购买蔬菜需要有农场管理委员会的销售票。购买者先跟农场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约好瓜分利益，获取50公斤黄瓜销售票。然后到农场摘取150公斤黄瓜。这时候不能不管守农场的纠察队，所以农场管理人员、购买者、纠察队分享100公斤黄瓜。 8月两江道惠山市市场黄瓜价格为1200元（1公斤）。也就是说到市场销售150公斤黄瓜就能拿到18万元。其中向协同农场上缴销售票记载的50公斤黄瓜价格450元（朝鲜国家定价是9元/公斤），剩下的17万9550元由三人平分。 动员到农场警备工作的工人纠察队也跟农场纠察队相似。他们也趁在农场执勤的有利机会只为给自己牟利。贿赂班长或小组长后偷偷往家里运过冬蔬菜或粮食，转卖没收的农产品牟利。 一到秋天，朝鲜协同农场就成为“公有地”。问题是一般农场员完全排除在这种偷盗游戏之外。这是适用于一般百姓的朝鲜法律秩序带来的悲剧。 因此，朝鲜农场实际收获量远远不能达到朝鲜当局的预计收获量。不仅在年初夸大收获计划量，收获量也因农场干部和相关人员的腐败而减少。连农场员们都经常饿着肚子原因就在于此。

朝鲜的“七宝山电子乐团”可谓是金正日的“个人乐团”。被认为是金正日欢乐组开端的七宝山电子乐团是1970年设立在劳动党宣传部里，由5名器乐、6名声乐（1名男性、5名女性）等共11名组成。 七宝山电子乐团居住在离位于平壤市中区昌光山劳动党中央大厦内的金正日办公室不远的地方。他们没有单独的演出舞台，只为给金正日解除工作压力进行演出。每当心情压抑的时候，金正日就听七宝山电子乐团的音乐缓解压力。据悉，有时亲自演奏小提琴或钢琴，还编写曲子。 非常了解七宝山电子乐团的脱北者A说：“虽然有些生疏，可是金正日的水平能进行基本合奏。”有传闻说，金正日亲子指出了目前朝鲜百姓中流行的“板门店的薄雾”编曲中的不谐音，修改了编曲。 金正日对七宝山电子乐团的信赖和照顾比普天堡电子乐团和王在山轻音乐团更大。金正日给乐团成员们提供了位于统一街的高级公寓（6个房间，2个厨房）。 给地方出身乐团成员家属提供了在平壤生活的居住权，把成员们提升为中央党2号供应对象。2号供应对象由中央党财政经理部特别管理，把大米、副食品、生活用品直接送到家里。 乐团成员的工资在货币改革之前是4500元朝币，相当于劳动党科长水平。把成员家属指定为“65号对象”，给他们提供了高于平壤一般居民的特别供应。因为美貌，女成员年满31周岁就要离开乐团。 A说：“金正日对七宝山电子乐团的照顾是最高水平的。”“只要演奏让他满意，就给乐团成员提供了宝石、钢琴、金表、金项链等礼物。”据说金正日作为礼物提供的钢琴和手风琴都是意大利的名牌。 2003年平壤里流传了为金正日一人进行的七宝山电子乐团内部演出场面录像带之后，2004年3月把名字改为“统一阿里郎音乐团”。统一阿里郎音乐团主要在三池渊等金正日避暑地和为外国首脑访问朝鲜时进行演出。

朝鲜中央电视台6日出出乎预料地现场直播了在平壤羊角岛体育场进行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10强赛朝鲜与伊朗的比赛。 这是朝鲜继去年2月份现场直播纽约爱乐乐团平壤演出后的又一次现场直播，在朝鲜实属罕见。 朝鲜当局将广播视为主要的宣传手段，更喜欢通过当局的事先检阅和编辑后，播出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教育效果的内容。 朝鲜相信体育也可以向居民实施思想教育。例如，朝鲜队一旦在现场直播的比赛中失利，就会不利于居民们对体制的信念。 因此通常只会录播朝鲜队胜利的比赛或与强队打平的比赛。 因此此次朝鲜现场直播朝鲜与伊朗的比赛显然与以往的做法截然不同。脱北者们对此表示，因为朝鲜队在此次世界杯预选赛中表现出色，朝鲜当局的信心也得到增强，居民们的关心的期待也显然也提高了很多。 同时也有人认为朝鲜当局认为即使比赛失利也可以提高朝鲜居民们的整体感，这显然是与以往相比更富弹性的态度。 从观众席也可以看出朝鲜当局可谓对这场比赛煞费苦心。 羊角岛体育场可容纳3万名观众。比赛当天观众席上坐满了朝鲜居民。尤其是统一穿着与朝鲜队队服同样颜色的红色服装和红色帽子的拉拉队秩序井然地为朝鲜队呐喊助威。观众席上的景象让我们再次领略到喜欢集体主义气氛的特点。 而红色短袖上写有“强盛大国建设”的口号，显然是想通过电视画面向全世界宣传建设强盛大国的意志。 这与以往有重大比赛时朝鲜派出的“美女啦啦队”展开的集体表演性质相同。这与韩国的“红魔”啦啦队是各自来到体育场后集结在一起的方式存在本质的区别。 朝鲜在举行国家活动时首先要采取组织动员各工厂企业及教育机关的集体动员模式。如果不积极参与这类活动会受到“思想性欠缺”的嫌疑，朝鲜居民无论毫无都必须服从。 但是至少在当天的比赛，大部分平壤市民一定是想动员到观看世界杯预选赛的活动。 啦啦队的红色统一着装也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当然与朝鲜国家队的红色队服有关，但是朝鲜将红色视为象征共产主义革命的颜色应该是更为关键的理由。朝鲜将党旗和各团体旗帜颜色定位红色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红色可以鼓动居民的信心。 虽然朝鲜举国关注与伊朗队的比赛，甚至进行现场直播，但是比赛却已0：0告终。朝鲜队目前积11分，在余下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必须取得胜利才能期待以小组第二的身份闯入明年的南非世界杯。 担任比赛解说的朝鲜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师李东奎博士评价比赛时说：“我们的队伍凭借紧密的防守和高度的精神力量、集体力量，打出了一场优秀的比赛，近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赛结束后他表示：“在与身体上占优的伊朗队的比赛中我们的选手们很好地表现出平时训练中练就的高水平技战术。” 韩国主席曹重衍主席曾透露，4日在巴哈马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上，朝鲜方面曾经恳请韩国队一定要全力以赴战胜沙特和伊朗。因为朝鲜要最终从小组出线，必须得到韩国的帮助。因此朝鲜方面可能是从同一民族的层面希望我们提供帮助。 朝鲜近期在挑起军事紧张局势的同时却在世界杯预选赛上希望得到很过的帮助。记者想到如果朝鲜在政治领域也能有这种做法该多好。同时也感觉足球踢得好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当天通过电视收看现场直播的脱北者金敏（化名，35岁）表示：“虽然是久别的故乡，但是还是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在比赛中取胜。比赛结果打成平局，实在是太可惜了。”“希望队员们不要因这场比赛而太失望。希望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也要全心全力打好，最终能和韩国一起闯入世界杯。”

6月1日是朝鲜的儿童节，朝鲜挂历上也标明这一天是“国际儿童节”。韩国挂历上虽然没标为纪念日，也没有纪念活动，脱北者在这一天还是会想起朝鲜的孩子们。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纳粹军队在捷克的利迪策村枪杀了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村里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成为灰烬。 共产主义女性团体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为纪念由于战争死去的利迪策村及全世界儿童和保护儿童，1949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宣布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朝鲜也于1950年6月1日宣布这一天为儿童节，并每年组织各种聚会和活动去纪念。 在朝鲜，国际儿童节虽然不比金父子诞辰日或过年那样盛大，当局也规定这一天为纪念日并进行纪念活动，各托儿设施也纪念这一天组织各种活动。 在平壤作为国家性活动组织进行国际儿童友好联欢聚会，包括各国驻平壤大使馆子女在内的外国人子女和平壤市昌光幼儿园及金正淑幼儿园的儿童一同参加这一活动。他们在万景台游戏场进行体育竞赛、艺术演出等各种游戏，度过愉快的一天。 全国的托儿所、幼儿园也各自组织符合所属儿童经济水平的运动会和艺术演出等，父母在这一天也特别请假早退或休假，与孩子们一同参加这些活动。 首先，生活比较宽裕地区的托儿所、幼儿园生父母们各自准备野餐，还雇一辆巴士带上全体老师和孩子们到风景优美的山谷去野游。1990年代中期以前，由托儿所和幼儿园准备野餐，如今没有这种余力。 到达目的地以后，孩子们按个人和各班先发表准备好的艺术小品，然后围坐在一起分享带来的美食。 午餐结束后，进行捉迷藏或寻宝比赛，还会进行艺术演出。最后进行授奖仪式颁发玩具或图画本等礼物。 这样的活动花费多，父母经济负担大，没有一定财力的工厂或企业所托儿所、幼儿园难以组织。 因此，几乎所有的托儿所、幼儿园都通过选择园内运动场或附近场所进行体育竞赛及共餐来纪念儿童节。 竞赛包括赛跑、拔河、摘玩具、开火车、自行车游戏及贴字游戏等多种比赛项目。 朝鲜的托儿所、幼儿园自1990年代中期的“大饿死”开始，由于粮食危机即使在儿童节也无法组织纪念活动。 该活动得以恢复是到2000年代初期以后。部分托儿所和幼儿园开始组织各种活动，而这逐渐扩散到全国范围，即使处于粮食危机的目前也给孩子们带来小小的欢乐。 2009年3月进入韩国的脱北者金某（33岁、女）回忆在朝鲜过的儿童节表示，“去年过6.1节时，孩子回到家缠着我说‘别的小孩妈妈都给做好吃的’，我没办法只好尽量准备一些吃的东西与女儿一起参加了运动会”，“看着女儿站到前面又唱歌又跳舞，觉得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 金氏称，“朝鲜孩子们的父母都为自己无法象干部们那样给子女像样的吃住条件而心疼”，“过儿童节时，就算是饼干也想让他们尽情吃。但条件不允许，这是朝鲜的现实。”

上个月，有一个门户网站针对2103名网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韩国男性希望的最好的内助是“挣钱”（28%）。朝鲜也不例外。90年代中期开始的粮食危机和经济贫困导致朝鲜女性也做农活或挣钱。可以说，在朝鲜已经超越了“挣钱”标准，妻子代替丈夫维持家庭生计的情况更多。 原本发给丈夫的国家粮食供应被中断，就算到单位上班也拿不到工资的大多数家庭的妻子只好走出内助的岗位担任起了“经济户主”的作用。 想做大生意而没有本钱的一般居民只能用小买卖维持生计。挣钱本身就已经很难，再加上外国人无法想象的国家的严控，受到更大的种种压力。 在朝鲜做生意女性的“天敌”就是保安员（警察）。朝鲜说从今年的1月1日开始进行“市场控制”，但事实上此前一有国家性活动或者插秧战斗等宣布集体动员令的时候也进行了控制。 一到严控时期，保安员们就到处追赶做生意的女性。检查她们是不是销售严控范围内的物品、是不是在禁止做生意的地方摆摊、甚至还检查是不是穿了紧身裤。运气好的话一包烟就可以打发了事，但运气不好的时不仅要没收物品，还要交罚款。一些保安员还趁严管期间要求女性上贡或进行性贿赂。 平安南道溪川和平安北道宁边设有保卫部管辖下的“10号岗哨”，在这里站岗的保卫员们经常抓住往返在两个道之间做生意的女性勒索烟、酒或者现金而闻名。也有一些保安员把20-30岁的妇女关押一整夜。 由于这些控制措施，女性们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但却说什么“将军方针”质问她们“问什么没穿裙子？”“为什么骑自行车？”这时真不想活下去了。 做生意的妇女一般到各地农村直接收购物品到市场出售。这些女性需要起早骑着自行车到农村收购农副产品，保安员们却凌晨到街道上检查穿戴、不允许骑自行车，真是不让人生存的行为。所以如今，朝鲜女性的心中只剩下了恨，只要有人刺激她就马上发生口角了。 没有钱的家庭反而急需丈夫的“内助”。90年代后期开始，在朝鲜贬低那些不能赚钱的丈夫为“小狗”或者“没光亮”。可是稍微能理解妻子苦衷的丈夫就会陪着妻子到市场蹲在妻子后边预防发生纠纷，如果碍于面子不来就在家里准备晚饭什么的。 可是，还有很多女性带着疲惫的身心回家后，还要面对无所事事地在家闲着的丈夫。越是在家里跟朋友喝酒、玩乐而度日的男性，更能抽烟。连糊口的米粒都没有，丈夫却戒不掉烟酒，妻子的叹气更深。 脱北者中女性比例之所以占男性的两三倍左右，其原因之一就是朝鲜上述的风气。逃离到中国的女性中，在家里只做做家务过了舒适生活的人肯定不到1%。为了生计腿都要跑断了家境却越来越贫困的女性们；无法再忍受丈夫蛮横的女性们；完全丧失了对未来的期待与希望的女性们怀着“不就是死嘛”的决心越过了图们江。 好像，已经无法在朝鲜的百姓中寻找出已往的“内助女王”了。目前为了一个家庭稳定的生活下去，为经济活动艰苦奋斗的女性和现实中忠于“内助”的男性的努力应该形成和谐。 可以说以男性为核心的朝鲜封建文化大幅度减少是值得肯定的事情，但是由于极度的贫困产生的冲击性变化带来了不少后果。随着家庭和社会上已往的男女分工被破坏，需要牺牲的完全是女性。正因为如此，如今还在朝鲜电视和广播中播出的歌曲“女性是花朵”更让人感到正在受骗。（完）

在朝鲜，刚结婚的新婚夫妇或期满退伍后第一次踏入社会的男性，将面临各种困难。不仅受到经济独立的压力，还会产生要为社会晋升打好基础的强迫观念。 特别是退伍军人群体。由于中学毕业后在军队服役10年之久而无法顺利适应社会，在家庭或单位面临众多困难。此时，需要妻子的出色“内助”。就算被安排到好单位，如果妻子的支持程度不够，就很难维持其位，最后被“排斥”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A氏2005年从4.25训练所直属侦察大队退伍，并凭借特殊兵种服役经历获得的“共产大学毕业证”（非正规大学毕业证，是证明在特殊兵种服役的证书）分配到后方总局下属军商管理局（向军队内部国营商店提供商品的部门）。军商管理局不仅配给和工资，“副收入”也不少。 但未能完全摆脱军队习性的A氏，经常与单位干部发生意见冲突，不断引起“对打骚动”。 A氏妻子是位教师，由于相信认真完成服役的丈夫而与其结婚。结婚以后，却发现丈夫经常与单位上司发生冲突或与同事打架而上批判台苦恼失眠。 妻子每天劝丈夫“挥拳头之类的生活方式在军队也许能行得通，进入社会后却行不通”。而丈夫最终还是受到单位干部们的排挤，被安排到“运仓科”（管理运输和仓库）当3年的工人。 眼看与A氏同时进入单位的同届同事都晋升为“发货员”或“仓库长”，丈夫却被降级成为搬运工人，A氏的妻子在某个节日给丈夫准备好装有酒、肉、烟等物品的礼品包，督促丈夫给在单位具有最高发言权的党秘书和军商管理处长送礼。 A氏虽然抗议称“为什么要给他们磕头”，最终还是被妻子推到党秘书和军商管理处长的家给他们送了礼物。过一个月后，他就晋升为“仓库长”。 不入伍而毕业中学或大学后进入社会的男性，同样需要妻子的“内助”。 在朝鲜，不入伍或未完成服役而提前复员的大部分男性未能入党而结婚。不入伍大学毕业的男性情况也与此相同。 最近，平民百姓对“满期退伍”或“入党”的意识有了改变，但在朝鲜甚至有句话叫“未入党男性不能入流”，入党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因此，2~30岁左右的女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为丈夫的入党而拼命。 没有服役经历的男性，要想入党就要有社会公认的“业绩”，妻子的内助能创造这些业绩。 为入党，本人不仅在私生活还要在单位生活方面成为他人的楷模。在单位生活过程中，比谁都要优秀地完成下达的“任务”，而大部分“任务”都需要有钱。即为党和国家，要比其他人上交更多，工作更勤奋。 也不是说成为楷模，就能自然地得到党细胞秘书们的入党推荐书。为提前或适时取得推荐书，还需要适当地“贿赂”。 最近，朝鲜的普通工人要想入党，要给党细胞秘书上交100美元左右的现金。再加上请党细胞秘书吃饭，送给他大米、酒和肉等礼物及为提前完成分配给党细胞单位的“任务”而花去的费用，至少需要“3张（300美元）以上”。 基于这一现实，为让丈夫入党而全力以赴的妻子，要通过从事生意或个人买卖准备好“物质基础”。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使丈夫入党的家庭，还算是出身成分好吃住没问题的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或家族成员中有政治犯的家庭干脆放弃称“为入党花钱还不如填饱肚子”。就算丈夫完全没有可能入党或有出息的妇女，也要继续每天的奔波生活。这样的家庭不是需要妻子的内助，而是需要丈夫“外助”妻子才能维持生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