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

北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债务危机的边缘摇摇欲坠，新冠大流行、食品和能源成本飙升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紧缩都有可能将它们推下悬崖。但国际社会尚未采取必要措施拉回岌岌可危的国家。 对黎巴嫩和斯里兰卡等经济体来说，危机已经到来。很快可能就会有其他很多国家加入。截至 3 月底，69 个低收入国家中有 38 个处于或极有可能将处于债务困境。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负担处于 30 年来的最高水平。 针对这一问题，国际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新冠大流行开始后不久，二十国集团提出了暂停偿债倡议 (DSSI)，根据该倡议，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暂停了 73 个低收入国家所欠的 129 亿美元的偿付。此外，2020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共同与主权债权人巴黎俱乐部（Paris...

华盛顿特区—乌克兰战争以及世界各国所作的反应将成为未来数十年塑造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尤其要注意的是，西方盟国就俄罗斯和全球南方国家在乌克兰战后重建中所发挥作用的行动、说法和计划将告诉外界他们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什么。西方仅仅希望看到在俄罗斯被击败的同时北约得以扩大和增强，还是设想乌克兰胜利能为建设民主环境更加安全、且全球治理更加包容和有效的世界奠定基础？ 尽管战争结果仍不确定，但西方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其在乌克兰获胜的情况下打算如何对待俄罗斯，将会产生巨大的后果。最大的问题是，盟国是否会通过强制实施严厉的赔偿条款来惩罚整个俄罗斯，抑或是瞄准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专制政权，而采取一种对强加给俄罗斯民众负担加以限制的方式。 战争开始时，西方盟国强调其首要目标是捍卫联合国宪章及民主体制。今年春末，某些美国战略家及官员主张将战略目标定为永久削弱俄罗斯，尽管在俄罗斯发生政权更迭的情况下，该目标是否依然有效尚不明确。 虽然乌克兰冲突的任何全面解决都必须要求俄罗斯为其所挑起的战争承担部分重建责任，但强加给俄罗斯民众的条款严厉到何种程度将会产生政治影响。重建条款越苛刻，俄罗斯就越有可能更加紧密地拥抱中国，从而使紧密的中俄集团组成战后的地缘政治秩序。 我们不应低估这种联盟的影响。尽管联盟的重心将是中国，但俄罗斯规模相对较小的GDP（小于意大利）却不应导致人们忽视该国的科技能力、核武库规模、自然资源财富以及幅员辽阔国土的战略重要性。 通过采取不同措施对待普京及其专制政权及俄罗斯民众，世界民主国家可以期望，防止出现俄罗斯“陷入迷失”的长期后果。禁止所有俄罗斯人进入欧盟，就像某些决策者现在所提议的那样，恰恰是一种将俄罗斯推向中国的举措。误导性地将世界分为民主和专制政体来自同样一种两极分化的无效战术。在应对像普京这样的专制政权时，任何成功的外交战略其关键都是要区分普通民众和政治领袖。 诚然，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导致联合国无法在反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中发挥协调作用。但承担这项任务的西方盟友几乎从未在决策过程中征求全球南方国家的任何意见，也从未让他们参与战后规划过程。 当然，有一点也是事实，那就是，在联合国大会3月谴责俄罗斯的两项主要决议中，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都投了弃权票。但西方也应当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反映出他们古老而又根深蒂固的本能——即对欧洲殖民主义痛苦的集体记忆以及感念苏联在独立斗争中对上述许多国家提供过支持的恩德。 此外，7月初西方盟国组织的卢加诺会议启动了乌克兰的重建平台，但其中却没有任何全球南方国家参与。有人可能会说，这主要是一次捐助国会议，但这场会议却排除了富裕的海湾国家，而邀请了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等不太可能提供捐助的国家与会。 重建乌克兰将需要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因此，这项计划可能会转移全球南方国家的大量援助，而后者仍试图让富裕国家履行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以支持贫困国家减缓及适应气候变化的长期承诺。观察乌克兰重建项目的采购规则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发展中非捐助国家有效投标同样将非常有趣。 但对西方而言，邀请全球南方国家参与乌克兰重建或许还为时不晚——尤其是像印度和南非这样在特定领域拥有良好技术能力的国家。西方还应当邀请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第一阶段和解后可能针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规则，以及有关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规则。 如果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在乌克兰重建过程中，西方对待俄罗斯及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将决定这场战争的结果会否有助于全球秩序向更包容和公平的多边主义迈进。在最坏情况下，西方将花费巨大代价取得一场胜利，但其最终只是带来强化专制主义并进一步加深全球分歧的结果。 Kemal Dervi，土耳其前经济事务部长，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纽约—过去两周，美国外交政策对话主要集中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是否应该访问台湾。她的支持者指出，这种访问是有先例的——此前，一位议长和内阁成员曾访问过台湾——并且面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压力，官员必须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但批评人士认为，此行不合时宜，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以免他在今年秋天至关重要的党代会即将到来之际显得软弱无力。还有人担心这次访问可能会导致习近平采取更多行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但把焦点集中在佩洛西的访问上是错误的。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回应不仅是谴责这次访问，而是实施进出口禁令、网络攻击和军事演习，这意味着它此前惩罚和恐吓台湾手段有了重大升级。 这一切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领导层有不同选项。它可以忽略或淡化佩洛西的访问。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于选择的反应——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过度反应。反应的规模和复杂性表明它早就计划好了，因此即使没有佩洛西之行，其他一些事态发展也会被用作“证明”中国行动的借口。 中国日益令人担忧的内部政治和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习近平的反应。他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任期；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和金融泡沫破裂，几十年来一直作为中国领导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的中国经济的表现不再值得依赖。习近平坚持的新冠清零政策也在国内招致批评，降低了经济增长。 习似乎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作为替代品。说到在中国赢得民众支持，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大陆对台湾的主权。 中国升级紧张局势的意愿也反映了其对风险的日益适应以及中美关系的糟糕状况。北京方面对于特朗普任期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的一切希望都被拜登总统政府所破灭，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他继承的特朗普对华政策。公开指责频繁，私人对话很少。对中国进口的关税仍然有效。因此，习近平很可能得出结论，无论他怎么回应佩洛西的访问方面几乎都不会有什么损失。他随后决定切断与美国的众多对话——包括关于气候变化和贩毒的对话——表明他对不断恶化的关系并不感到担心。 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表示其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将是新常态，这增加了发生失控事故的风险。更危险的是，中国将确定“和平统一”作为一种现实选项日渐飘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重新控制香港后违反了“一国两制”的承诺，从而疏远了许多台湾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决定必须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以结束台湾树立的民主榜样，阻止一切被认为是走向独立的举动。 那么该做什么呢？既然中国已经展示了其在更远地区使用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就必须重新建立威慑。这需要加强台湾抵抗中国动用武力能力，增加美日军事存在和协调，并明确承诺在必要时出面保卫台湾。重要的是要表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并没有过于关注俄罗斯，以至于无法或不愿意保护台湾。 其次，需要重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台湾和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欧洲国家，已经变得如此依赖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进口，以至于在危机中，制裁可能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工具。更糟糕的是，中国可能会利用经济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是时候降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了。 美国还需要一个明智和有纪律的台湾政策。美国应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40多年来，这一政策巧妙地处理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最终关系。无论是大陆的侵略，还是台湾的独立主张，都没有单边行动的余地。最终状态是什么就是什么；从美国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应该在台湾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和平决定。 齐心协力在美中建立现代关系也至关重要。让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将大大有助于定义本世纪的地缘政治）继续漂移是外交疏忽，甚至是渎职行为。建立一个解决最重要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的私人高级别对话，无论是摩擦的根源还是潜在的合作，都应该是一个高度优先事项。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不应该是当务之急，这在毒化双边关系的同时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老话说，永远不要让危机白白浪费掉。当前的台湾危机也不例外。这对华盛顿和台北以及它们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伙伴来说是一个警钟，应该在还有时间和机会的时候注意这一点。 理查德·哈斯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著有《世界》（Penguin Press, 2020）。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柏林——当我们谈论网络安全时，我们通常会想到商业杀毒软件、针对大企业的勒索软件攻击，或者政治丑闻电子邮件的泄露问题。但数字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却鲜为人知。而且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和物联网来开展普通日常活动，这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此外，上述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混合犯罪问题。许多非法活动现在横跨物理和虚拟世界，从而带来了新的取舍，以及重新思考长期执法策略的呼吁。 以非法娱乐休闲物质为例。许多人现在试图从网上获取这些物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线购买比在黑暗的巷子里与陌生人见面更安全。但在线渠道往往导致人们与有组织犯罪团体直接接触，因为绝大部分非法物质的分销均由上述团体所控制。当人们将资金交给这些团体时，他们其实在不知不觉中资助了全球网络，而上述网络同样资助恐怖主义和武器、人员以及人体器官和组织的贩运。 众所周知，2019年新冠疫情加速了众多形式的数字创新和适应，其中也包括在线购买毒品。暗网、开放网络、加密市场甚至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地提供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这些新型分销渠道既有风险，也有潜在收益。积极的一面是，分析数字数据流可以更快地发现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而且，毋庸置疑，在加密市场或通过类似数字渠道进行交易可以保护个人用户免遭人身暴力、偷盗、性剥削和绑架的威胁。 此外，近期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渠道来吸食毒品和获取精神类物质的人更有可能采取减轻危害的做法，并且促进负责任的使用，这往往因为他们进行此类操作是从隐私的家庭环境或其他安全环境中。 政府和执法当局在寻求创建安全的公共在线空间时应牢记这些研究结果。尽管只有国家有权定义什么是犯罪，但监管犯罪活动并不是其唯一的目的；它还必须保障公共卫生并捍卫隐私等基本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毒品的情况下，它需要更谨慎地思考谁是真正的罪犯，谁是受害者。 因此，人们应重新思考许多执法策略，并重新调拨资源用于强化新生网络犯罪部门的能力。调查工作不应主要关注娱乐物质的使用者和市场，而应关注对公众构成巨大威胁的以网络和通讯技术为媒介的犯罪活动和操作。 这方面，一种前景光明的全新模式是“逮捕前警方分流”或“转移”。这种协作干预策略联合执法部门、生物心理社会机构和公共卫生系统，旨在创立基于社区的治疗和支持途径，从而使吸毒者不必进入到司法体系。正如安全社区治疗替代方案的雅克·查理尔所解释的那样，分流“将执法部门置于酿成潜在危机前基于社区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的介绍源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执法部门为有需要者开辟了此前无法利用的新治疗接入点。” 但另一个问题是，很难找到没有被污名化或被禁止主义诡辩所沾染的有关支持途径的准确在线信息。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需要将针对吸毒者的公共行动从压制转化为教育视角，才能创造安全的数字空间。这意味着利用专业执法部门并优化生物心理社会机构的覆盖范围。通过这些改变，我们还可以开始重建上述群体与执法部门之间失去的信任。 众所周知，上述方法可以减轻管制物质使用对社区和家庭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释放执法资源，专注处理恐怖主义融资、新型阿片类药物市场崛起、假药、武器贩运以及在线销售儿童性虐待材料等真正重要的事。 但由于上述网络犯罪形式具有混合性质，我们需要国际协调才能确保全新执法战略的有效实施。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打击将信息和通讯技术用于犯罪目的的综合国际公约”。但为保障网络空间的公共安全，公约需要将改善执法程序与支持分流的那种人道主义目标结合在一起。 只要各州坚持将休闲娱乐物质确定为刑事犯罪，人们要想得到它们就会继续前往黑市，而执法机构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也将不会停止。但如果制定正确的战略，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减少对吸毒者伤害和授权执法部门专注于真正有害的犯罪行为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随着世界的在线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必须意识到防止黑客和欺诈并不是网络安全的唯一问题。它还牵涉到改善屏幕后面民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Martin Ignacio Díaz Velásquez，年轻的世界大使，Knowmad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发自加州克莱蒙特—美国总统拜登把美国与中俄的对抗形容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无尽斗争。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美国的胜利不仅取决于该国战胜对手的能力，还取决于它能否成功保障国内的民主。 美国完全可以借助近期一系列高超外交操作实现前半段事项。首先拜登在最近的G7和北约峰会上巩固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广泛反俄中联盟。此前西方各国政府还迅速动员起来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份在此地发动的战争予以惩罚。 拜登还利用中国对其邻国的攻击行为来夯实美国在东亚的联盟。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一直在深化其战略合作。简而言之，拜登政府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团结美国的外国民主盟友去抵制其专制对手。 但美国国内民主体制的几大支柱却处于崩塌状态。尽管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但他仍然牢牢控制着共和党。大概70%共和党选民仍然相信他所谓因民主党大规模选举舞弊而落选的谎言。而由于害怕失去选民支持，绝大部分国会共和党领袖要么人云亦云，要么懦弱地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共和党领袖们实际上是在用大锤猛砸美国的民主支柱。2021年，至少有19个州——除了两个以外都由共和党控制——颁布了34部限制投票的法律。而曾在奥巴马任总统最后一年间拒绝举行最高法院提名人听证会的国会共和党人却在2020年大选前一个月推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 这凸显了美国民主近期最令人警惕的发展态势：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化。这个如今充斥着极右翼法官的法院上个月发布了一系列激进裁决，既破坏了妇女权利、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又严重损害了其自身作为独立机构的地位。 尽管事情已经很糟糕，但美国民主的危机可能才刚刚开始。共和党似乎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重夺国会控制权。同时2024年总统大选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没人可以排除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这一事态将使美国民主陷入严重危机。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国外赢得了冷战的拜登却在国内输掉了民主斗争。美国及其盟友在许多关键领域（尤其是在军事和科技能力方面）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专制对手。此外俄罗斯和中国也一直在从事那种将小国推入美国怀抱的侵略和欺凌行径。 为了捍卫美国民主，拜登——以及更广大的美国民主党人——必须克服该国宪法中的结构性障碍。美国的制度设计会赋予某些选民远超他人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虽然众议院席位与各州人口比例大致相当，但所有州在参议院都拥有两个席位，以至于当前占据参议院50%席位的共和党人只代表了43%的美国人口。 人口较少州的美国人对行政机关的权力也更大，因为总统是通过选举人团间接选出的。2016年的特朗普和2000年的小布什——同为共和党人——都是在普选票数较少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这种结构性优势意味着共和党人无需急着收敛其极端主义行为；他们可以迎合少数激进分子，却仍然拥有与民主党人相当的权力。 共和党人还受益于一个毒害性的媒体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像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新闻通过散步谎言和阴谋论攫取了巨额利润。这方面的结构性变革障碍还相对容易解决：像黑石（BlackRock）和先锋领航（Vanguard）这样的美国金融支柱性机构——也是福克斯新闻的大投资者——只需要停止投资那些正在系统破坏美国民主的企业就行了。只是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会这样做。 这一切对美国在新冷战中的前景都不是好兆头。当然民主党仍有机会保留足够权力来捍卫美国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可以在拜登政府近期外交政策举措所产生的积极势头上继续前进。 但如果共和党继续攻击美国民主制度——这必然会在它于即将到来的几场选举中占据国会和/或白宫后发生——美国将至少失去其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它或许仍有能力召集其民主盟友来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但只能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而非共同价值观。当前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可能因此变为全球巨头的全面冲突。 这还是最好的情境。在最坏情境下美国少数人统治状况的巩固和一个不自由政权的崛起可能会引发民间动乱，将那些事实上被剥夺权利的大多数人与日益专制的少数人对立起来。试问一个被这类动荡困扰的国家又凭什么在世界舞台上领导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呢？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7月25日，朝鲜中央通讯报道新冠肺炎最新情况说，“新增确诊病例50多例，累计确诊病例330余名，发病率为0.007%。” 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发生的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韩国新冠肺炎新增病例也从6千多名增加到6万多名，出现了明显的增加趋势。可是朝鲜的情况却与之相反。 朝鲜最近发表的数字过于机械化。好像是已经制定好目标日期之后进行倒计时似的，不断减少。笔者在过去的政论里也强调过这种统计缺少科学的客观性，是政治色彩浓厚的数字，隐藏着金正恩的政治目的。 为了预警新增病例0.001%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今后会出现如下的可能性。 再过两天就是朝鲜的战胜纪念日（7月27日签订休战协定日）。朝鲜会借此机会宣传69年前金日成取得的“反帝大决战胜利”的意义，并强调金正恩的“防疫大战胜利”是“21世纪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之后会以预防新冠肺炎扩散和变异毒株的出现为借口，禁止接触对朝传单并及时进行报告，克制地区间的移动等加强管控，必要时会积极利用新冠肺炎恐怖心里向韩国进行挑衅或营造紧张局面。 笔者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朝鲜把7月初发生的新冠肺炎源头指定为从韩方飞过来的“对朝传单”。对此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 再加上8月和9月是台风从南到北的季节，是放飞对朝传单的最佳时期（有民间团体秘密放飞传单的可能性）。而且8月又是实施“乙支自由卫士”例行韩美联合军演的时期，朝鲜经常借此机会鼓励百姓用思想武装起来，也有可能会以此为借口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等战略挑衅。 因此，韩国政府应该综合考虑朝鲜修整编队和结束第七次核试验准备；韩国国内南南矛盾的加深；最近韩美日联合体系得到加强；美国的11月中期选举等局势变化，为建立有利局势和统一战线战术，以最终倒计时的观点去进行积极应对。因为我们非常清楚金正恩会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尹锡悦政府出马之后马上举行韩美首脑会谈等，在对朝政策上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今后不应该“回归2020”（朝鲜以对朝传单为借口爆破开城南北联络事务所时，韩国政府表现出的屈从的态度），而应该以“回归2015”（理直气壮地应对朝鲜在休战线采取的木盒地雷挑衅事件，使得金正恩举白旗的气概）的精神，更加理直气壮地应对朝鲜。 有备无患-国论联合-主动作为-滴水穿石！

亚特兰大—自从旧约时代以来，流散不断发生，除了悲剧的性质，没有两次大规模流散是相似的。二十世纪，世界见证了犹太人逃离大屠杀、布尔什维克革命，然后是希特勒；非裔美国人逃离黑人歧视；和越南人逃离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本世纪，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逃离失败的解放和残酷的宗派战争；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和洪都拉斯人一直在摆脱贫困和暴力；现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数百万新抵达的乌克兰人想知道何时甚至能否回家。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流散也并不新鲜。问问俄罗斯人就知道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及其继任者克格勃密切关注外籍俄罗斯人，始终担心他们可能构成威胁。而现在，俄罗斯总统弗普京的安全部门 FSB 在延续这一传统。根据 FSB 最近的估计，今年前三个月有近 400 万俄罗斯人离开国家。 显然，FSB 的统计数据很难验证。但今年流散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惊。与 2021 年第一季度相比，前往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增加了 5 倍，爱沙尼亚增加了 4 倍，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增加了 3 倍，哈萨克斯坦增加了 2 倍。此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接待了约 74,000 名俄罗斯人，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土耳其等热门旅游景点的接待人数略少于 100 万人。近 750,000 人进入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地区，这是普京的附庸领土之一。 虽然这些俄罗斯旅人中的一些人无疑返回了家园，但第一季度的离开总人数是惊人的。它相当于俄罗斯人口的近2%，还不包括前往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俄罗斯人。 FSB...

东京——大多数观察者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是对民主、主权和人权的攻击。对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来说，克里姆林宫的侵略需要强有力的回应，包括对俄罗斯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和对乌克兰的大量军事援助。但西方不会直接干预，以免被视为对俄罗斯宣战。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轮廓远没有那么清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通过拒绝说明它是否会保卫台湾免受中国入侵，美国帮忙威慑了中国——中国不想冒险与世界领先的军事超级大国开战——又没有做出任何它不愿意兑现的承诺。问题是，这种“战略性模糊”政策能否为台湾提供乌克兰明显缺少的那种保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今年 4 月，他指出，虽然战略性模糊在过去奏效，但其成功始终取决于两个因素：美国足够强大以维持该政策，以及中国在军事实力上“远逊于”美国。今天这两个条件都不成立。在安倍看来，这项政策因此变得“站不住脚”，美国现在迫切需要明确承诺保卫台湾免受中国侵略。 鉴于美国未能阻止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安倍呼吁更加明确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接下来的一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几乎响应了这一点：在访问日本时，拜登直截了当地宣布，如果需要，美国将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但白宫很快收回了拜登的声明，坚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平心而论，这并不意味着拜登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或许美国真的打算保卫台湾免受中国的入侵。拜登本人在声明前指出美国政策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可能表明，保卫台湾可能一直是美国的计划。但即便这样，美国决策者显然也不想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中国军队很可能不得不在世界发现美国的立场之前登陆台湾岛。但中国入侵的可能性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值得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动态与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动态进行比较。 也许最明显的区别是，乌克兰被公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台湾被官方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从人道主义角度看，这在发生入侵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会改变冲突在国际法中的性质。 台湾也比乌克兰更小更富有。乌克兰的人口不到俄罗斯的三分之一，而台湾的人口仅占中国大陆的 2%。但是，尽管乌克兰拥有可观的农业资源，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俄罗斯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台湾则是中国的近 2.5 倍。 台湾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台积电——所在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和产业政策典范。事实上，台积电的股票市值并不比台湾GDP小多少。主要受这个强大的增长引擎的推动，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预测台湾人均 GDP 将在 2028 年超过日本。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类似的对生命和其他人道主义问题的漠视，但两种地缘政治局势之间存在显着差异。在乌克兰，侵略者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显着更富裕。台湾则否。即使中国确实通过武力征服了这个岛屿，它也很可能会杀死下金蛋的鹅。在中国面临严峻经济压力和增长急剧放缓的情况下，这是它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唯一担心的是，习近平建立地缘政治霸权的野心会让他对经济——以及人——的牺牲视而不见。 因此，中国和台湾有避免冲突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或能达成妥协——不管美国有无明确承诺武力保卫台湾。事实上，共同利益可能才是最有力的威慑。 浜田弘一是耶鲁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纽约—自1776年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民主国家，但其民主制度的存续现在正在遭受严重威胁。一系列松散关联的国内外事态发展造成了这场危机。 从国外来看，美国正在遭到由中国的习近平和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所领导的专制政权的威胁，中俄两国希望将专制形式的政府强加给世界。 但民主的国内敌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更大。其中包括由极右翼极端主义分子所主导的现任最高法院，以及将那些极端分子送入法院的唐纳德·特朗普的共和党。 哪些原因导致法院的绝大多数成员有资格被称之为极端分子？这不仅仅源于他们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裁定的决策，上述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承认了女性有权选择是否生育。他们用来证明其自身裁决以及向外界展示他们愿意走多远来落实上述观点的迹象才使他们有资格被称为极端分子。 多数意见派作者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将其裁决基于这样的论断，即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仅保护那些在1868年批准该修正案时普遍得到承认的权利。但这种观点危及到自那以后得到承认的其他许多权利，包括避孕权、同性婚姻和LGBTQ权利。 如果任由这种推理自由发挥，推导出其合乎逻辑的结论，甚至可能允许各州像某些州直到1967年才取消的那样禁止缔结跨种族婚姻。同样明确的是，法院打算对行政部门发起正面攻击。剥夺环境保护署发布抗击气候变化所需法规的权力是法院在刚刚结束的任期内最为重要的裁决之一。 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找到法院近期裁决所具备的共同点：那就是，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所推动的事业，同时，削弱或取缔民主党所支持的事业。以枪支法为例。法院的激进派密切关注拥枪派所进行的游说。因此，尽管最近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在全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导致就连某些共和党人也支持通过新的联邦枪支法，但法院却通过废除一项严格限制隐蔽携带手枪的纽约立法来补偿全国步枪协会的损失（纽约立即通过了新的枪支法，最终很有可能会提交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曾经是美国最受尊重的机构之一。因为最近所作出的裁决，极端主义多数派已将反对法院的比例推至新高，并将法院支持率降至历史新低。推翻罗伊案时的反对意见明确显示，多数裁决“破坏了法院的合法地位。”不幸的是，少数派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只能充当少数派，因为极端分子更加年轻，并且拥有6:3的多数优势。 控制最高法院只有以压倒性优势将共和党赶下台这一种方式。这将使国会有权通过立法保护曾被委托给最高法院保护的权利。这样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国会必须采取行动，首先要保护妇女选择的权利。即使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修改阻挠提案也在所不惜。 但反对派面临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无法组织起一场针对激进派共和党人的压倒性胜利。共和党人不仅用极端主义法官塞满了最高法院和许多下级法院。在佛罗里达、佐治亚和德克萨斯等州，他们已经制定了导致投票变得异常困难的一系列法律。 尽管上述法律旨在剥夺非裔美国人、其他少数族裔和年轻选民的选举权，但其最终目标是协助共和党人赢得选举。正如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最近在废除其中一项法律时所写道的那样，这些法律的颁布“旨在以有利于共和党而非民主党的方式重组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体制。” 上述法律即使只针对选民也已经足够糟糕了。但共和党人现在甚至走得更远，开始攻击计票和选举认证程序。从修改法律降低颠覆选举制度的难度，到招募相信特朗普称2020年大选是从他那里被偷走的这一巨大谎言的相信者，我们正目睹共和党人从各个角度攻击我们的民主体制。在这方面，激进的最高法院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它破坏了联邦投票权法案，并容许削弱少数族裔投票权，赤裸裸地为党派利益而重新划分选区。 幸运的是，我并非唯一一个提出美国民主制度生存正遭到严重威胁的人。推翻罗伊案的裁决激发了美国公众的情绪。但人们需要认识到这一裁决的本质：这是一项精心制定的计划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美国推向专治体制。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这种情况成为现实。这场战斗应当包括许多过去曾投票给特朗普的人。我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这绝不是党派问题。这是为了重新建立有效的两党政治制度，而这恰恰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 George Soros，开放社会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其最新著作是 捍卫开放社会（2019年，公共事务出版社）。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首尔—当乔·拜登上个月抵达韩国时——这是他作为美国总统首次对韩国的访问——他直接前往三星位于首尔郊外的大型半导体工厂。在那里，他会见了韩国总统尹锡悦和三星电子副董事长李在镕，并赞扬了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的价值170亿美元的三星半导体工厂。半导体在经济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意义再清楚不过。 在2019年新冠疫情期间，半导体供应链中断迫使一系列行业——从汽车到消费电子产品——放缓或停止生产活动。显而易见，可靠的半导体供应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弹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美国和中国而言，在战略竞争中，占据前沿行业的领导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目前状况而言，凭借其在芯片设计和行业无晶圆领域的实力，美国在全球半导体蛋糕中占据着更大的份额。但绝大多数芯片产地远离美国本土，包括位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家乡西安的三星工厂。而中国——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市场——正在作为推动自主创新的组成部分而大力投资芯片领域。那么，美国是否将注定失去其半导体优势？ 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努力追赶中。首先，典型的后来者策略——专注制造更廉价的低端产品——无法应用于半导体领域，因为更先进的下一代存储芯片其成本往往与前一代产品相同甚至更低。因此，不那么先进的芯片几乎一文不值。 这并不是说现任领导者的地位不可撼动。毕竟，三星等韩国企业曾在半导体领域成功超越了东芝等更成熟的日本公司。关键在于实行“跨越式”战略：那就是抢在现任领导者之前研发出更先进的技术版本。上述战略要求技术研发遵循相对可预测的路径——以芯片为例，从1K容量升级到2K，然后升级到4K等等——而且，公司可以从国外获得技术。 像三星这样的韩国公司从未制造过最低容量的芯片。相反，他们利用从日本夏普进口的设备和设施，以及从美国美光科技获得许可的电路设计，一进入市场就开始研发64K芯片。 后来，三星在加州硅谷设立研发机构，以领先日本企业研发高容量（256K）芯片设计。它利用堆叠工艺来提升芯片的复杂程度——而不是像东芝等公司那样采用潜沟槽工艺——来推动取得进步。但三星继续依赖来自日本和其他国外产地的高科技组件、零部件和供应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软件。 在中国获取外国技术和设备日益受限的情况下，该国将很难复制这种跨越式战略。半导体和其他尖端行业均由少数公司所主导。在某些情况下，仅有一两家公司可以提供特定的原材料或者设备。 上述公司主要集中在欧美。一家荷兰公司ASML是对芯片制造工艺至关重要的极紫外线光刻机（EUV）唯一的生产企业，而软件则掌握在美国企业手里。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发展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半导体产业的机会。虽然这肯定不会在一夜间发生，但提振中国的前景仍有机会。 首先，尽管存储芯片市场是单一属性——即缺乏高端或低端细分市场——但系统芯片（或专用集成电路芯片）市场却可以根据应用目的进行细分。例如，汽车公司不使用利用最尖端的10纳米（10nm）以下光刻工艺制造的最先进的产品。相反，他们采用20纳米或30纳米工艺技术，而上述技术转让并未受到严格控制。在上述领域，中国的代工企业中芯国际（SMIC）正在攫取巨额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可以用于投资研发下一代或先进芯片。 但真正的跨越式成功极有可能取决于中国开辟一条不同于现有行业的全新技术道路、从而减少对西方技术依赖的能力。例如，美光科技称下一代芯片可以使用上一代工艺设备研发——即“深紫外线光刻技术”（DUV）——而不是极紫外线光刻技术（EUV）。这样的另类思维将非常有助于提振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前景。 在上述领域，中国快速发展的科技能力将对其十分有利。从2013~2018年，中国在信息技术期刊上所发表文章的份额从22.4%上升到近40%，而美国则从超过20%下降到16%。 无论如何，或许很快就会开始放松对中国购买外国技术的限制。有人认为，通过限制供应，对包括芯片制造企业在内的中国制造企业的限制正在导致美国通胀迅速攀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本应通过向半导体企业提供500亿美元补贴来抵消这种影响，其中可能也包括三星或台积电（TSMC）这样的外国公司。但批评人士指出，企业可能会浪费这些补贴，将其用于股票回购而非对工厂的投资。而且该法案很有可能根本不会 实施。 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拜登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它放宽对包括芯片制造企业在内的中国公司的限制，可能有助于抵消通胀压力——这是拜登“在国内的当务之急”——同时可能使中国在跨越式战略方面取得进步。如果不这样做，半导体短缺可能会继续加剧通胀，而中国则可能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替代技术路径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Keun Lee，韩国总统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特聘教授，著有中国的技术跨越与经济追赶：熊比特的视角一书（202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