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

柏林——当我们谈论网络安全时，我们通常会想到商业杀毒软件、针对大企业的勒索软件攻击，或者政治丑闻电子邮件的泄露问题。但数字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却鲜为人知。而且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和物联网来开展普通日常活动，这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此外，上述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混合犯罪问题。许多非法活动现在横跨物理和虚拟世界，从而带来了新的取舍，以及重新思考长期执法策略的呼吁。 以非法娱乐休闲物质为例。许多人现在试图从网上获取这些物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线购买比在黑暗的巷子里与陌生人见面更安全。但在线渠道往往导致人们与有组织犯罪团体直接接触，因为绝大部分非法物质的分销均由上述团体所控制。当人们将资金交给这些团体时，他们其实在不知不觉中资助了全球网络，而上述网络同样资助恐怖主义和武器、人员以及人体器官和组织的贩运。 众所周知，2019年新冠疫情加速了众多形式的数字创新和适应，其中也包括在线购买毒品。暗网、开放网络、加密市场甚至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地提供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这些新型分销渠道既有风险，也有潜在收益。积极的一面是，分析数字数据流可以更快地发现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而且，毋庸置疑，在加密市场或通过类似数字渠道进行交易可以保护个人用户免遭人身暴力、偷盗、性剥削和绑架的威胁。 此外，近期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渠道来吸食毒品和获取精神类物质的人更有可能采取减轻危害的做法，并且促进负责任的使用，这往往因为他们进行此类操作是从隐私的家庭环境或其他安全环境中。 政府和执法当局在寻求创建安全的公共在线空间时应牢记这些研究结果。尽管只有国家有权定义什么是犯罪，但监管犯罪活动并不是其唯一的目的；它还必须保障公共卫生并捍卫隐私等基本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毒品的情况下，它需要更谨慎地思考谁是真正的罪犯，谁是受害者。 因此，人们应重新思考许多执法策略，并重新调拨资源用于强化新生网络犯罪部门的能力。调查工作不应主要关注娱乐物质的使用者和市场，而应关注对公众构成巨大威胁的以网络和通讯技术为媒介的犯罪活动和操作。 这方面，一种前景光明的全新模式是“逮捕前警方分流”或“转移”。这种协作干预策略联合执法部门、生物心理社会机构和公共卫生系统，旨在创立基于社区的治疗和支持途径，从而使吸毒者不必进入到司法体系。正如安全社区治疗替代方案的雅克·查理尔所解释的那样，分流“将执法部门置于酿成潜在危机前基于社区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的介绍源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执法部门为有需要者开辟了此前无法利用的新治疗接入点。” 但另一个问题是，很难找到没有被污名化或被禁止主义诡辩所沾染的有关支持途径的准确在线信息。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需要将针对吸毒者的公共行动从压制转化为教育视角，才能创造安全的数字空间。这意味着利用专业执法部门并优化生物心理社会机构的覆盖范围。通过这些改变，我们还可以开始重建上述群体与执法部门之间失去的信任。 众所周知，上述方法可以减轻管制物质使用对社区和家庭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释放执法资源，专注处理恐怖主义融资、新型阿片类药物市场崛起、假药、武器贩运以及在线销售儿童性虐待材料等真正重要的事。 但由于上述网络犯罪形式具有混合性质，我们需要国际协调才能确保全新执法战略的有效实施。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打击将信息和通讯技术用于犯罪目的的综合国际公约”。但为保障网络空间的公共安全，公约需要将改善执法程序与支持分流的那种人道主义目标结合在一起。 只要各州坚持将休闲娱乐物质确定为刑事犯罪，人们要想得到它们就会继续前往黑市，而执法机构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也将不会停止。但如果制定正确的战略，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减少对吸毒者伤害和授权执法部门专注于真正有害的犯罪行为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随着世界的在线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必须意识到防止黑客和欺诈并不是网络安全的唯一问题。它还牵涉到改善屏幕后面民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Martin Ignacio Díaz Velásquez，年轻的世界大使，Knowmad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发自加州克莱蒙特—美国总统拜登把美国与中俄的对抗形容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无尽斗争。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美国的胜利不仅取决于该国战胜对手的能力，还取决于它能否成功保障国内的民主。 美国完全可以借助近期一系列高超外交操作实现前半段事项。首先拜登在最近的G7和北约峰会上巩固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广泛反俄中联盟。此前西方各国政府还迅速动员起来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份在此地发动的战争予以惩罚。 拜登还利用中国对其邻国的攻击行为来夯实美国在东亚的联盟。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一直在深化其战略合作。简而言之，拜登政府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团结美国的外国民主盟友去抵制其专制对手。 但美国国内民主体制的几大支柱却处于崩塌状态。尽管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但他仍然牢牢控制着共和党。大概70%共和党选民仍然相信他所谓因民主党大规模选举舞弊而落选的谎言。而由于害怕失去选民支持，绝大部分国会共和党领袖要么人云亦云，要么懦弱地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共和党领袖们实际上是在用大锤猛砸美国的民主支柱。2021年，至少有19个州——除了两个以外都由共和党控制——颁布了34部限制投票的法律。而曾在奥巴马任总统最后一年间拒绝举行最高法院提名人听证会的国会共和党人却在2020年大选前一个月推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 这凸显了美国民主近期最令人警惕的发展态势：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化。这个如今充斥着极右翼法官的法院上个月发布了一系列激进裁决，既破坏了妇女权利、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又严重损害了其自身作为独立机构的地位。 尽管事情已经很糟糕，但美国民主的危机可能才刚刚开始。共和党似乎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重夺国会控制权。同时2024年总统大选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没人可以排除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这一事态将使美国民主陷入严重危机。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国外赢得了冷战的拜登却在国内输掉了民主斗争。美国及其盟友在许多关键领域（尤其是在军事和科技能力方面）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专制对手。此外俄罗斯和中国也一直在从事那种将小国推入美国怀抱的侵略和欺凌行径。 为了捍卫美国民主，拜登——以及更广大的美国民主党人——必须克服该国宪法中的结构性障碍。美国的制度设计会赋予某些选民远超他人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虽然众议院席位与各州人口比例大致相当，但所有州在参议院都拥有两个席位，以至于当前占据参议院50%席位的共和党人只代表了43%的美国人口。 人口较少州的美国人对行政机关的权力也更大，因为总统是通过选举人团间接选出的。2016年的特朗普和2000年的小布什——同为共和党人——都是在普选票数较少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这种结构性优势意味着共和党人无需急着收敛其极端主义行为；他们可以迎合少数激进分子，却仍然拥有与民主党人相当的权力。 共和党人还受益于一个毒害性的媒体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像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新闻通过散步谎言和阴谋论攫取了巨额利润。这方面的结构性变革障碍还相对容易解决：像黑石（BlackRock）和先锋领航（Vanguard）这样的美国金融支柱性机构——也是福克斯新闻的大投资者——只需要停止投资那些正在系统破坏美国民主的企业就行了。只是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会这样做。 这一切对美国在新冷战中的前景都不是好兆头。当然民主党仍有机会保留足够权力来捍卫美国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可以在拜登政府近期外交政策举措所产生的积极势头上继续前进。 但如果共和党继续攻击美国民主制度——这必然会在它于即将到来的几场选举中占据国会和/或白宫后发生——美国将至少失去其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它或许仍有能力召集其民主盟友来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但只能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而非共同价值观。当前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可能因此变为全球巨头的全面冲突。 这还是最好的情境。在最坏情境下美国少数人统治状况的巩固和一个不自由政权的崛起可能会引发民间动乱，将那些事实上被剥夺权利的大多数人与日益专制的少数人对立起来。试问一个被这类动荡困扰的国家又凭什么在世界舞台上领导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呢？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7月25日，朝鲜中央通讯报道新冠肺炎最新情况说，“新增确诊病例50多例，累计确诊病例330余名，发病率为0.007%。” 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发生的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韩国新冠肺炎新增病例也从6千多名增加到6万多名，出现了明显的增加趋势。可是朝鲜的情况却与之相反。 朝鲜最近发表的数字过于机械化。好像是已经制定好目标日期之后进行倒计时似的，不断减少。笔者在过去的政论里也强调过这种统计缺少科学的客观性，是政治色彩浓厚的数字，隐藏着金正恩的政治目的。 为了预警新增病例0.001%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今后会出现如下的可能性。 再过两天就是朝鲜的战胜纪念日（7月27日签订休战协定日）。朝鲜会借此机会宣传69年前金日成取得的“反帝大决战胜利”的意义，并强调金正恩的“防疫大战胜利”是“21世纪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之后会以预防新冠肺炎扩散和变异毒株的出现为借口，禁止接触对朝传单并及时进行报告，克制地区间的移动等加强管控，必要时会积极利用新冠肺炎恐怖心里向韩国进行挑衅或营造紧张局面。 笔者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朝鲜把7月初发生的新冠肺炎源头指定为从韩方飞过来的“对朝传单”。对此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 再加上8月和9月是台风从南到北的季节，是放飞对朝传单的最佳时期（有民间团体秘密放飞传单的可能性）。而且8月又是实施“乙支自由卫士”例行韩美联合军演的时期，朝鲜经常借此机会鼓励百姓用思想武装起来，也有可能会以此为借口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等战略挑衅。 因此，韩国政府应该综合考虑朝鲜修整编队和结束第七次核试验准备；韩国国内南南矛盾的加深；最近韩美日联合体系得到加强；美国的11月中期选举等局势变化，为建立有利局势和统一战线战术，以最终倒计时的观点去进行积极应对。因为我们非常清楚金正恩会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尹锡悦政府出马之后马上举行韩美首脑会谈等，在对朝政策上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今后不应该“回归2020”（朝鲜以对朝传单为借口爆破开城南北联络事务所时，韩国政府表现出的屈从的态度），而应该以“回归2015”（理直气壮地应对朝鲜在休战线采取的木盒地雷挑衅事件，使得金正恩举白旗的气概）的精神，更加理直气壮地应对朝鲜。 有备无患-国论联合-主动作为-滴水穿石！

亚特兰大—自从旧约时代以来，流散不断发生，除了悲剧的性质，没有两次大规模流散是相似的。二十世纪，世界见证了犹太人逃离大屠杀、布尔什维克革命，然后是希特勒；非裔美国人逃离黑人歧视；和越南人逃离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本世纪，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逃离失败的解放和残酷的宗派战争；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和洪都拉斯人一直在摆脱贫困和暴力；现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数百万新抵达的乌克兰人想知道何时甚至能否回家。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流散也并不新鲜。问问俄罗斯人就知道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及其继任者克格勃密切关注外籍俄罗斯人，始终担心他们可能构成威胁。而现在，俄罗斯总统弗普京的安全部门 FSB 在延续这一传统。根据 FSB 最近的估计，今年前三个月有近 400 万俄罗斯人离开国家。 显然，FSB 的统计数据很难验证。但今年流散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惊。与 2021 年第一季度相比，前往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增加了 5 倍，爱沙尼亚增加了 4 倍，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增加了 3 倍，哈萨克斯坦增加了 2 倍。此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接待了约 74,000 名俄罗斯人，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土耳其等热门旅游景点的接待人数略少于 100 万人。近 750,000 人进入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地区，这是普京的附庸领土之一。 虽然这些俄罗斯旅人中的一些人无疑返回了家园，但第一季度的离开总人数是惊人的。它相当于俄罗斯人口的近2%，还不包括前往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俄罗斯人。 FSB...

东京——大多数观察者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是对民主、主权和人权的攻击。对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来说，克里姆林宫的侵略需要强有力的回应，包括对俄罗斯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和对乌克兰的大量军事援助。但西方不会直接干预，以免被视为对俄罗斯宣战。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轮廓远没有那么清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通过拒绝说明它是否会保卫台湾免受中国入侵，美国帮忙威慑了中国——中国不想冒险与世界领先的军事超级大国开战——又没有做出任何它不愿意兑现的承诺。问题是，这种“战略性模糊”政策能否为台湾提供乌克兰明显缺少的那种保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今年 4 月，他指出，虽然战略性模糊在过去奏效，但其成功始终取决于两个因素：美国足够强大以维持该政策，以及中国在军事实力上“远逊于”美国。今天这两个条件都不成立。在安倍看来，这项政策因此变得“站不住脚”，美国现在迫切需要明确承诺保卫台湾免受中国侵略。 鉴于美国未能阻止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安倍呼吁更加明确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接下来的一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几乎响应了这一点：在访问日本时，拜登直截了当地宣布，如果需要，美国将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但白宫很快收回了拜登的声明，坚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平心而论，这并不意味着拜登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或许美国真的打算保卫台湾免受中国的入侵。拜登本人在声明前指出美国政策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可能表明，保卫台湾可能一直是美国的计划。但即便这样，美国决策者显然也不想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中国军队很可能不得不在世界发现美国的立场之前登陆台湾岛。但中国入侵的可能性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值得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动态与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动态进行比较。 也许最明显的区别是，乌克兰被公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台湾被官方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从人道主义角度看，这在发生入侵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会改变冲突在国际法中的性质。 台湾也比乌克兰更小更富有。乌克兰的人口不到俄罗斯的三分之一，而台湾的人口仅占中国大陆的 2%。但是，尽管乌克兰拥有可观的农业资源，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俄罗斯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台湾则是中国的近 2.5 倍。 台湾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台积电——所在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和产业政策典范。事实上，台积电的股票市值并不比台湾GDP小多少。主要受这个强大的增长引擎的推动，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预测台湾人均 GDP 将在 2028 年超过日本。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类似的对生命和其他人道主义问题的漠视，但两种地缘政治局势之间存在显着差异。在乌克兰，侵略者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显着更富裕。台湾则否。即使中国确实通过武力征服了这个岛屿，它也很可能会杀死下金蛋的鹅。在中国面临严峻经济压力和增长急剧放缓的情况下，这是它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唯一担心的是，习近平建立地缘政治霸权的野心会让他对经济——以及人——的牺牲视而不见。 因此，中国和台湾有避免冲突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或能达成妥协——不管美国有无明确承诺武力保卫台湾。事实上，共同利益可能才是最有力的威慑。 浜田弘一是耶鲁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纽约—自1776年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民主国家，但其民主制度的存续现在正在遭受严重威胁。一系列松散关联的国内外事态发展造成了这场危机。 从国外来看，美国正在遭到由中国的习近平和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所领导的专制政权的威胁，中俄两国希望将专制形式的政府强加给世界。 但民主的国内敌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更大。其中包括由极右翼极端主义分子所主导的现任最高法院，以及将那些极端分子送入法院的唐纳德·特朗普的共和党。 哪些原因导致法院的绝大多数成员有资格被称之为极端分子？这不仅仅源于他们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裁定的决策，上述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承认了女性有权选择是否生育。他们用来证明其自身裁决以及向外界展示他们愿意走多远来落实上述观点的迹象才使他们有资格被称为极端分子。 多数意见派作者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将其裁决基于这样的论断，即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仅保护那些在1868年批准该修正案时普遍得到承认的权利。但这种观点危及到自那以后得到承认的其他许多权利，包括避孕权、同性婚姻和LGBTQ权利。 如果任由这种推理自由发挥，推导出其合乎逻辑的结论，甚至可能允许各州像某些州直到1967年才取消的那样禁止缔结跨种族婚姻。同样明确的是，法院打算对行政部门发起正面攻击。剥夺环境保护署发布抗击气候变化所需法规的权力是法院在刚刚结束的任期内最为重要的裁决之一。 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找到法院近期裁决所具备的共同点：那就是，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所推动的事业，同时，削弱或取缔民主党所支持的事业。以枪支法为例。法院的激进派密切关注拥枪派所进行的游说。因此，尽管最近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在全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导致就连某些共和党人也支持通过新的联邦枪支法，但法院却通过废除一项严格限制隐蔽携带手枪的纽约立法来补偿全国步枪协会的损失（纽约立即通过了新的枪支法，最终很有可能会提交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曾经是美国最受尊重的机构之一。因为最近所作出的裁决，极端主义多数派已将反对法院的比例推至新高，并将法院支持率降至历史新低。推翻罗伊案时的反对意见明确显示，多数裁决“破坏了法院的合法地位。”不幸的是，少数派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只能充当少数派，因为极端分子更加年轻，并且拥有6:3的多数优势。 控制最高法院只有以压倒性优势将共和党赶下台这一种方式。这将使国会有权通过立法保护曾被委托给最高法院保护的权利。这样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国会必须采取行动，首先要保护妇女选择的权利。即使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修改阻挠提案也在所不惜。 但反对派面临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无法组织起一场针对激进派共和党人的压倒性胜利。共和党人不仅用极端主义法官塞满了最高法院和许多下级法院。在佛罗里达、佐治亚和德克萨斯等州，他们已经制定了导致投票变得异常困难的一系列法律。 尽管上述法律旨在剥夺非裔美国人、其他少数族裔和年轻选民的选举权，但其最终目标是协助共和党人赢得选举。正如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最近在废除其中一项法律时所写道的那样，这些法律的颁布“旨在以有利于共和党而非民主党的方式重组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体制。” 上述法律即使只针对选民也已经足够糟糕了。但共和党人现在甚至走得更远，开始攻击计票和选举认证程序。从修改法律降低颠覆选举制度的难度，到招募相信特朗普称2020年大选是从他那里被偷走的这一巨大谎言的相信者，我们正目睹共和党人从各个角度攻击我们的民主体制。在这方面，激进的最高法院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它破坏了联邦投票权法案，并容许削弱少数族裔投票权，赤裸裸地为党派利益而重新划分选区。 幸运的是，我并非唯一一个提出美国民主制度生存正遭到严重威胁的人。推翻罗伊案的裁决激发了美国公众的情绪。但人们需要认识到这一裁决的本质：这是一项精心制定的计划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美国推向专治体制。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这种情况成为现实。这场战斗应当包括许多过去曾投票给特朗普的人。我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这绝不是党派问题。这是为了重新建立有效的两党政治制度，而这恰恰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 George Soros，开放社会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其最新著作是 捍卫开放社会（2019年，公共事务出版社）。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首尔—当乔·拜登上个月抵达韩国时——这是他作为美国总统首次对韩国的访问——他直接前往三星位于首尔郊外的大型半导体工厂。在那里，他会见了韩国总统尹锡悦和三星电子副董事长李在镕，并赞扬了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的价值170亿美元的三星半导体工厂。半导体在经济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意义再清楚不过。 在2019年新冠疫情期间，半导体供应链中断迫使一系列行业——从汽车到消费电子产品——放缓或停止生产活动。显而易见，可靠的半导体供应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弹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美国和中国而言，在战略竞争中，占据前沿行业的领导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目前状况而言，凭借其在芯片设计和行业无晶圆领域的实力，美国在全球半导体蛋糕中占据着更大的份额。但绝大多数芯片产地远离美国本土，包括位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家乡西安的三星工厂。而中国——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市场——正在作为推动自主创新的组成部分而大力投资芯片领域。那么，美国是否将注定失去其半导体优势？ 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努力追赶中。首先，典型的后来者策略——专注制造更廉价的低端产品——无法应用于半导体领域，因为更先进的下一代存储芯片其成本往往与前一代产品相同甚至更低。因此，不那么先进的芯片几乎一文不值。 这并不是说现任领导者的地位不可撼动。毕竟，三星等韩国企业曾在半导体领域成功超越了东芝等更成熟的日本公司。关键在于实行“跨越式”战略：那就是抢在现任领导者之前研发出更先进的技术版本。上述战略要求技术研发遵循相对可预测的路径——以芯片为例，从1K容量升级到2K，然后升级到4K等等——而且，公司可以从国外获得技术。 像三星这样的韩国公司从未制造过最低容量的芯片。相反，他们利用从日本夏普进口的设备和设施，以及从美国美光科技获得许可的电路设计，一进入市场就开始研发64K芯片。 后来，三星在加州硅谷设立研发机构，以领先日本企业研发高容量（256K）芯片设计。它利用堆叠工艺来提升芯片的复杂程度——而不是像东芝等公司那样采用潜沟槽工艺——来推动取得进步。但三星继续依赖来自日本和其他国外产地的高科技组件、零部件和供应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软件。 在中国获取外国技术和设备日益受限的情况下，该国将很难复制这种跨越式战略。半导体和其他尖端行业均由少数公司所主导。在某些情况下，仅有一两家公司可以提供特定的原材料或者设备。 上述公司主要集中在欧美。一家荷兰公司ASML是对芯片制造工艺至关重要的极紫外线光刻机（EUV）唯一的生产企业，而软件则掌握在美国企业手里。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发展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半导体产业的机会。虽然这肯定不会在一夜间发生，但提振中国的前景仍有机会。 首先，尽管存储芯片市场是单一属性——即缺乏高端或低端细分市场——但系统芯片（或专用集成电路芯片）市场却可以根据应用目的进行细分。例如，汽车公司不使用利用最尖端的10纳米（10nm）以下光刻工艺制造的最先进的产品。相反，他们采用20纳米或30纳米工艺技术，而上述技术转让并未受到严格控制。在上述领域，中国的代工企业中芯国际（SMIC）正在攫取巨额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可以用于投资研发下一代或先进芯片。 但真正的跨越式成功极有可能取决于中国开辟一条不同于现有行业的全新技术道路、从而减少对西方技术依赖的能力。例如，美光科技称下一代芯片可以使用上一代工艺设备研发——即“深紫外线光刻技术”（DUV）——而不是极紫外线光刻技术（EUV）。这样的另类思维将非常有助于提振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前景。 在上述领域，中国快速发展的科技能力将对其十分有利。从2013~2018年，中国在信息技术期刊上所发表文章的份额从22.4%上升到近40%，而美国则从超过20%下降到16%。 无论如何，或许很快就会开始放松对中国购买外国技术的限制。有人认为，通过限制供应，对包括芯片制造企业在内的中国制造企业的限制正在导致美国通胀迅速攀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本应通过向半导体企业提供500亿美元补贴来抵消这种影响，其中可能也包括三星或台积电（TSMC）这样的外国公司。但批评人士指出，企业可能会浪费这些补贴，将其用于股票回购而非对工厂的投资。而且该法案很有可能根本不会 实施。 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拜登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它放宽对包括芯片制造企业在内的中国公司的限制，可能有助于抵消通胀压力——这是拜登“在国内的当务之急”——同时可能使中国在跨越式战略方面取得进步。如果不这样做，半导体短缺可能会继续加剧通胀，而中国则可能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替代技术路径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Keun Lee，韩国总统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特聘教授，著有中国的技术跨越与经济追赶：熊比特的视角一书（202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发自加州克莱蒙特——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月，结局仍不明朗。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俄军已经遭到了乌军的痛击，而在冲突刚爆发时人们还认为后者不是前者的对手。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应该是一记警钟，因为削弱俄军战场效率的很多缺陷也同时存在在它身上。 其中一个缺陷是腐败。在该领域俄罗斯在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排名最末，因此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最强大军队之一的俄军因各种权力滥用行为而被严重削弱也许就不足为奇了。而从过去十年中国因腐败被捕的高级将领人数来看解放军内部的腐败状况可能也同样严重。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上台后不久就发起了一场反腐败运动，并在2017年底前累计逮捕了100多名高级将领。解放军指挥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两名原副主席因受贿卖官而被捕。另一名中央军委委员在2017年自杀，当时他正因与两位落马副主席的关系而受到调查。 人们可能会认为习近平的运动清除了解放军的腐败，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催生腐败的各项条件——包括裙带关系、缺乏监督以及隐秘的行事方法——几乎没有被根除。 除了腐败，解放军还表现出与俄军类似的结构性弱点，比如对武器硬件的过度关注，缺乏模拟真实作战条件的训练，后勤保障不力以及一直未能发展出联合作战行动能力。与俄军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依靠的是僵化的自上而下指挥架构，这使得下级军官和士兵很难——甚至不可能——在战斗环境中发挥主动性。 俄罗斯和中国军队的另一个关键弱点是政治化。事实上在苏联红军文化的严重影响下解放军的政治化程度甚至比当今俄罗斯军队更甚。 俄军在苏联解体后摆脱了共产党控制，废除了政委制度。因此俄军当前的政治化在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类似于典型的利益交换制度，即不合格的人被推举到高位。这在和平时期似乎只会削弱一下部队士气。但正如俄罗斯在乌克兰学到的那样，战争暴露了这种利益交换体制究竟会导致何种程度的失能。 这对中国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兆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其主要任务就是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地位。托洛茨基建立红军时创立的政委制度在中国依然存在，解放军军官的任命和晋升不仅取决于其专业资质，还取决于他们对中共的忠诚度，即使是低级军官在接受任命前也要经过政治审查。其结果就是混乱的双重指挥结构，这可能会阻碍解放军职业士兵有效作战的能力，正如二战纳粹入侵初期对红军的影响那样。 俄军和解放军的最后一个共有关键弱点是缺乏战斗经验。在过去三十年间俄军只在车臣、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打过规模相对较小的战争。正如其最近决定将重点和目标缩小到乌东顿巴斯地区所展现的那样，这些战争显然没有为它入侵整个乌克兰打下基础。 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则更糟。自1979年与越南进行灾难性的边境战争以来中国军队还没打过一场真正的战斗。因此尽管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军事现代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仍有待检验。 如果俄军在乌克兰的表现如此糟糕，那么解放军——其包括政治化和缺乏战斗经验在内的弱点甚至更加明显——又如何指望能赢得今天的战争，尤其是牵扯美国等大国的大规模冲突？能够消除解放军最明显弱点的结构性改革很难（甚至不可能）实施。军队的去政治化意味着要移除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废除政委制度，而这两者都不可能实现。在和平时期获得真正的战斗经验也是不现实的。 中国加强解放军所能采取的唯一可行步骤就是大幅提高透明度。如果俄罗斯允许更多的媒体监督，其军队中的腐朽现象就会在它发动一场无法获胜——至少不会像克里姆林宫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和压倒性——的战争之前提早暴露出来，甚至可能得到解决。对习近平来说，教训在于中国官员必须对该国最神秘的机构之一进行更多的曝光，因为这里面总会藏着某些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克莱蒙特，加利福尼亚―接近百岁的人通常会想到死。但政党却庆祝它们的百年华诞，比如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CPC），因为它们都痴迷于永生。这样的乐观主义对独裁政权而言似乎非常奇怪，因为它们的长寿记录并不能激发信心。事实是，现代没有哪个这样的政党存在了一个世纪，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应庆祝，而应当忧心忡忡。 共产主义或独裁政党寿命相对较短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不同于民主政体，由政党所主导的现代独裁体制仅仅在20世纪才诞生。第1个这样的独裁政权苏联于1922年建成。准列宁主义党派中国国民党（KMT）于1927年在名义上控制了中国。纳粹直到1933年才在德国掌握权力。几乎所有世界共产主义政权均为二战后建立。 但有一个比历史巧合更具本质性的解释。独裁政党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相比其民主对手有着更强的霍布斯式意味――也就是，“短暂、肮脏和野蛮。” 独裁政党覆灭的一条确定道路就是发动一场战争并且输掉，这是纳粹和意大利莫索里尼法西斯共同的命运。但绝大多数独裁国家交出权力远没有那么富有戏剧性（也没有造成严重损伤的后遗症）。 在非共产主义体制下，历史悠久、且富于前瞻性的执政党，如台湾的国民党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PRI）嗅到了命运的凶兆，并在失去所有合法性之前启动了民主化改革进程。尽管这些政党最终被赶下台，但它们仍然保留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并随后通过赢得竞争性选举而重新执政（比如2008年的台湾和2012年的墨西哥）。 相比之下，企图通过有限民主改革来安抚民众的共产主义政权最终都陷入了崩溃。在前苏联集团，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改革举措迅速引发了革命，并把共产党和苏联本身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中国共产党不想在即将到来的百年庆典上纠结这段历史。中国主席习近平及其同事显然希望展示出一种自信和乐观主义。但政治上的虚张声势根本无法替代生存策略，而一旦中共因为太危险而排除了改革，就只剩下十分有限的几个选项可供选用。 早在习2012年上台以前，某些中国领导人寄希望于新加坡模式。人民行动党（PAP）自1959年来从未间断地统治着这个城邦，似乎已经拥有了一切：近乎完全的权力垄断、称职的治理、优越的经济表现和可靠的民众支持。但中国共产党了解得越多――它派遣了数万名官员赴新加坡研究其体制――也就越不希望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巨型版本。中国共产党当然希望像人民行动党那样掌握政权，但它们不希望采取同样的方法和制度以协助维护人民行动党的最高地位。 在所有维持人民行动党特殊统治地位的制度性因素中，中国共产党最不喜欢新加坡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对党，以及相对洁净的选举和法治。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些对人民行动党成功至关重要的制度一旦引入中国，将会致命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地位。 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新加坡模式在习近平时代失去了光彩，而朝鲜模式――也就是极权政治镇压、对最高领导人的崇拜和自主（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却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诚然，中国尚未成为一个巨型的朝鲜，但过去8年来的一些趋势已经标志中国正朝那个方向迈进。 政治上，恐怖统治已经回归，不仅对于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精英也是如此，因为习已经打着永恒反腐运动的旗号恢复了清洗。审查制度处于后毛泽东时代的高峰，而习近平政权几乎完全消灭了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其中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当局甚至通过监管打压、刑事诉讼和没收财产等手段来对中国任性的私人企业主进行遏制。 同时，习不懈地培养个人崇拜。这些日子，人民日报头版充斥着对习近平活动和个人指令的报道。不久前，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把1/4的内容都用在了习近平的8年执政上，而将仅有习近平一半的篇幅留给了邓小平这位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经济上，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自主。但中国共产党新一届 5年计划提出了以国内增长为核心的技术自给自足和经济安全的愿景。尽管该党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即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脱钩战略导致其别无选择――但鲜有西方民主国家愿意与将朝鲜视为其未来政治模式的国家继续保持经济联系。 当中国领导人为中共百年华诞举杯庆贺时，他们应当问问自己，中共是不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若非如此，中国共产党即将到来的里程碑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居民高级研究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1.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洛杉矶―朝鲜最近公开展示了其新型洲际和潜射弹道导弹，此举引发了外界对于平壤政权为美国本土所带来风险的全新忧虑。随着乔・拜登政府回顾过去4年来美国对朝外交政策并从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核问题峰会中汲取可能的教训，拜登政府应当思考采取新的军备控制模式。人们不应惊讶于特朗普失败的努力。毕竟，前几届美国政府阻止朝鲜核武项目的计划――包括比尔・克林顿的“框架协议、”小布什政府任内的六方会谈以及巴拉克・奥巴马所签署的“闰日”协议――最终都沦为徒劳之举。恰恰相反，朝鲜于2003年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并且未能遵守1992年与韩国达成的保证朝鲜半岛无核武器的协议。所有这些毫无进展的外交活动都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核军备控制在半岛究竟有没有未来？答案是有的，但必须改变行为。现在应当明确一点，那就是金不会响应某些人的呼吁废除其核武库，也不会允许进行可以核查的核冻结。理由再简单不过：就像今天一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样，核武器负责保障政权的终极安全。核弹还为金正恩与韩国交往提供了筹码。因此，如何确保朝鲜永不使用其核武库才是真正的难题。实现上述目标将需要融合传统威慑和全新外交思维――具体而言，就是正常化美朝关系。美国目前通过其离岸空中及海上核保护伞震慑朝鲜半岛，同时有近30,000名驻韩美国地面和空中部队补充了300多万韩国现役和后备部队序列。但仅仅依靠对朝鲜的震慑并不能保证预防或管理失误，因为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隔绝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危险性。与世隔绝会滋长病态的不安全感，从而导致出现误读和误判。令局面更加复杂的是，金正恩喜欢浮夸、在军事上惺惺作态和采用欺凌等手段。基于威慑的正常外交关系为其他双边关系，包括中美关系，提供了实现核和平的途径。毛泽东领导下冷战时代的中国曾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危险，对美国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也要严重得多。毛干预了朝鲜对美战争，其后又在20世纪50年代挑起了台海危机，并鼓励针对西方列强发动民族解放之战。当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任时，它将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拥核眼中钉，并考虑对其采取军事行动。但美国并没有开启轰炸模式，而理查德・尼克松随后对中国的开放以及吉米・卡特在任期间双边关系正常化也消除了美国的忧虑。尽管从未签署双边核武限制协议，但即使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核武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级别相对较低的问题。同样，回顾上世纪30年代，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也印证了美苏外交关系的价值。在美国加强军事筹备迫使苏联撤回核弹的过程中，驻华盛顿的苏联外交官和美国官员之间的相互接触被证明是打破僵局的关键。同样，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外交影响力及美印关系在1999年卡吉尔冲突期间以及2001年印度议会遭穆罕默德军恐怖袭击之后延缓了核战争。诚然，朝鲜核事业对金政权存续与否至关重要将复杂化任何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后，才是有关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述进程能否或应当从设立大使馆开始，希望这样做能建立信任，从而容许两国能够解决实质性问题？或者能否授权谈判代表立即着手解决细节问题？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朝鲜需要摆脱国际经济制裁，而美国则需要消除朝鲜用洲际弹道导弹（ICBMs）打击其本土的能力。制裁、国内治理不善、自然灾害和2019年新冠疫情导致朝鲜经济迫切需要修复（金正恩自己也认可这一事实）。对目前缺乏有效弹道导弹防御的美国而言，成为朝鲜核弹靶子的可能性不可接受。这是否能够促成某种交换，也就是取消经济制裁以换取弹道导弹的销毁？这样的协议将保留朝鲜战区核力量，同时有助于恢复该国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美国先发制人地发动核打击。它还可以使美国不受可能的朝鲜洲际弹道导弹袭击的影响，从而使美国能更好地满足韩日两国的安全需求。同时朝美两国均向对方国家派驻外交代表，从而使双方拥有可靠的渠道来解决争端和管理总体关系。为确定金正恩政权是否愿意接受认真谈判，拜登政府最初可能会采用所谓的第二轨道外交策略――即派遣前美国政府和非政府对话者与朝鲜官员举行非正式会晤，会面地点则选择在第三国。如果这样的接触引发了平壤的兴趣，那么，正式会谈的大门就会由此开启。美国的默认选项是返回到屡战屡败的说服朝鲜解除武装的努力。真正的挑战在于说服双方领导人相信，由外交关系正常化所导致的洲际弹道导弹制裁交易是前进的最佳策略。Bennett Ramberg，老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政策分析师，著有在战争中摧毁核设施以及核电站被用作敌方武器。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1.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