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当我们谈论网络安全时，我们通常会想到商业杀毒软件、针对大企业的勒索软件攻击，或者政治丑闻电子邮件的泄露问题。但数字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却鲜为人知。而且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和物联网来开展普通日常活动，这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此外，上述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混合犯罪问题。许多非法活动现在横跨物理和虚拟世界，从而带来了新的取舍，以及重新思考长期执法策略的呼吁。
以非法娱乐休闲物质为例。许多人现在试图从网上获取这些物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线购买比在黑暗的巷子里与陌生人见面更安全。但在线渠道往往导致人们与有组织犯罪团体直接接触，因为绝大部分非法物质的分销均由上述团体所控制。当人们将资金交给这些团体时，他们其实在不知不觉中资助了全球网络，而上述网络同样资助恐怖主义和武器、人员以及人体器官和组织的贩运。
众所周知，2019年新冠疫情加速了众多形式的数字创新和适应，其中也包括在线购买毒品。暗网、开放网络、加密市场甚至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地提供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这些新型分销渠道既有风险，也有潜在收益。积极的一面是，分析数字数据流可以更快地发现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而且，毋庸置疑，在加密市场或通过类似数字渠道进行交易可以保护个人用户免遭人身暴力、偷盗、性剥削和绑架的威胁。
此外，近期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渠道来吸食毒品和获取精神类物质的人更有可能采取减轻危害的做法，并且促进负责任的使用，这往往因为他们进行此类操作是从隐私的家庭环境或其他安全环境中。
政府和执法当局在寻求创建安全的公共在线空间时应牢记这些研究结果。尽管只有国家有权定义什么是犯罪，但监管犯罪活动并不是其唯一的目的；它还必须保障公共卫生并捍卫隐私等基本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毒品的情况下，它需要更谨慎地思考谁是真正的罪犯，谁是受害者。
因此，人们应重新思考许多执法策略，并重新调拨资源用于强化新生网络犯罪部门的能力。调查工作不应主要关注娱乐物质的使用者和市场，而应关注对公众构成巨大威胁的以网络和通讯技术为媒介的犯罪活动和操作。
这方面，一种前景光明的全新模式是“逮捕前警方分流”或“转移”。这种协作干预策略联合执法部门、生物心理社会机构和公共卫生系统，旨在创立基于社区的治疗和支持途径，从而使吸毒者不必进入到司法体系。正如安全社区治疗替代方案的雅克·查理尔所解释的那样，分流“将执法部门置于酿成潜在危机前基于社区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的介绍源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执法部门为有需要者开辟了此前无法利用的新治疗接入点。”
但另一个问题是，很难找到没有被污名化或被禁止主义诡辩所沾染的有关支持途径的准确在线信息。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需要将针对吸毒者的公共行动从压制转化为教育视角，才能创造安全的数字空间。这意味着利用专业执法部门并优化生物心理社会机构的覆盖范围。通过这些改变，我们还可以开始重建上述群体与执法部门之间失去的信任。
众所周知，上述方法可以减轻管制物质使用对社区和家庭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释放执法资源，专注处理恐怖主义融资、新型阿片类药物市场崛起、假药、武器贩运以及在线销售儿童性虐待材料等真正重要的事。
但由于上述网络犯罪形式具有混合性质，我们需要国际协调才能确保全新执法战略的有效实施。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打击将信息和通讯技术用于犯罪目的的综合国际公约”。但为保障网络空间的公共安全，公约需要将改善执法程序与支持分流的那种人道主义目标结合在一起。
只要各州坚持将休闲娱乐物质确定为刑事犯罪，人们要想得到它们就会继续前往黑市，而执法机构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也将不会停止。但如果制定正确的战略，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减少对吸毒者伤害和授权执法部门专注于真正有害的犯罪行为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随着世界的在线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必须意识到防止黑客和欺诈并不是网络安全的唯一问题。它还牵涉到改善屏幕后面民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Martin Ignacio Díaz Velásquez，年轻的世界大使，Knowmad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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