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加州克莱蒙特—美国总统拜登把美国与中俄的对抗形容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无尽斗争。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美国的胜利不仅取决于该国战胜对手的能力，还取决于它能否成功保障国内的民主。
美国完全可以借助近期一系列高超外交操作实现前半段事项。首先拜登在最近的G7和北约峰会上巩固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广泛反俄中联盟。此前西方各国政府还迅速动员起来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份在此地发动的战争予以惩罚。
拜登还利用中国对其邻国的攻击行为来夯实美国在东亚的联盟。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一直在深化其战略合作。简而言之，拜登政府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团结美国的外国民主盟友去抵制其专制对手。
但美国国内民主体制的几大支柱却处于崩塌状态。尽管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但他仍然牢牢控制着共和党。大概70%共和党选民仍然相信他所谓因民主党大规模选举舞弊而落选的谎言。而由于害怕失去选民支持，绝大部分国会共和党领袖要么人云亦云，要么懦弱地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共和党领袖们实际上是在用大锤猛砸美国的民主支柱。2021年，至少有19个州——除了两个以外都由共和党控制——颁布了34部限制投票的法律。而曾在奥巴马任总统最后一年间拒绝举行最高法院提名人听证会的国会共和党人却在2020年大选前一个月推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
这凸显了美国民主近期最令人警惕的发展态势：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化。这个如今充斥着极右翼法官的法院上个月发布了一系列激进裁决，既破坏了妇女权利、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又严重损害了其自身作为独立机构的地位。
尽管事情已经很糟糕，但美国民主的危机可能才刚刚开始。共和党似乎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重夺国会控制权。同时2024年总统大选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没人可以排除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这一事态将使美国民主陷入严重危机。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国外赢得了冷战的拜登却在国内输掉了民主斗争。美国及其盟友在许多关键领域（尤其是在军事和科技能力方面）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专制对手。此外俄罗斯和中国也一直在从事那种将小国推入美国怀抱的侵略和欺凌行径。
为了捍卫美国民主，拜登——以及更广大的美国民主党人——必须克服该国宪法中的结构性障碍。美国的制度设计会赋予某些选民远超他人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虽然众议院席位与各州人口比例大致相当，但所有州在参议院都拥有两个席位，以至于当前占据参议院50%席位的共和党人只代表了43%的美国人口。
人口较少州的美国人对行政机关的权力也更大，因为总统是通过选举人团间接选出的。2016年的特朗普和2000年的小布什——同为共和党人——都是在普选票数较少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这种结构性优势意味着共和党人无需急着收敛其极端主义行为；他们可以迎合少数激进分子，却仍然拥有与民主党人相当的权力。
共和党人还受益于一个毒害性的媒体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像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新闻通过散步谎言和阴谋论攫取了巨额利润。这方面的结构性变革障碍还相对容易解决：像黑石（BlackRock）和先锋领航（Vanguard）这样的美国金融支柱性机构——也是福克斯新闻的大投资者——只需要停止投资那些正在系统破坏美国民主的企业就行了。只是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会这样做。
这一切对美国在新冷战中的前景都不是好兆头。当然民主党仍有机会保留足够权力来捍卫美国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可以在拜登政府近期外交政策举措所产生的积极势头上继续前进。
但如果共和党继续攻击美国民主制度——这必然会在它于即将到来的几场选举中占据国会和/或白宫后发生——美国将至少失去其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它或许仍有能力召集其民主盟友来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但只能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而非共同价值观。当前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可能因此变为全球巨头的全面冲突。
这还是最好的情境。在最坏情境下美国少数人统治状况的巩固和一个不自由政权的崛起可能会引发民间动乱，将那些事实上被剥夺权利的大多数人与日益专制的少数人对立起来。试问一个被这类动荡困扰的国家又凭什么在世界舞台上领导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呢？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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