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难民

在封闭国家朝鲜生活的时候没听过也没见过的自由民主主义现实面前，脱北者们面对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大惊失色。也就因为这样才说是脱北者吧。 可是这种惊呼从拥有了自己也是韩国国民的自豪感开始就逐渐趋于平静了。或许是因为定居生活的艰辛让他们很快就淡忘了那种新奇的感觉了吧。就算已经淡忘，心中深处还有一些久久无法忘却的东西。那就是脱北者眼里不可理解的韩国。 首先，最难以理解的就是脱北者们刚抵达机场踏上韩国国土的那一瞬间，许多人特别是包括机场职员在内的人们郑重地低头向他们致以问候的样子。朝鲜是阶级社会。金正日是国家的第一号人物，所以按照特权层、权力层的顺序明确排列出了活着的人们的顺序，老百姓当然是最下层了。所以年纪再大的老人也要在年轻的干部面前先低头行礼。 谁先行礼，谁先受礼就划分出了身份，所以百姓对礼节有一种沉重的负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先打招呼是顺从和服从的意思，但在韩国却成为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象征，刚开始的时候这就让他们不知所措了。因此脱北者们在机场受到职员们的问候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尴尬，还受到热泪盈眶的感动。可是自己却不知道该怎样还礼。一生中第一次被尊敬的一刹那，即惶恐又感到莫名的幸福，只让他们的脸上不知觉中展开笑容。 说到笑容，脱北者还不习惯微笑，所以看到别人的微笑还不太习惯。对在两重三重的组织监控下生活朝鲜人来说人际关系就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是提防心和矛盾的连续。更何况朝鲜是权威主义国家，所以社会生活中的笑容是底层人应有的东西，上层人保持的是尊严。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际关系，如果别人向自己微笑要么是出于真心，要么是背叛。韩国是服务性社会，人们之间用微笑相待，但朝鲜却在上述的个人关系中才能微笑，所以脱北者看到韩国人向自己微笑就想是因为喜欢我？还是因为爱我？产生错觉。 其次，在韩国很难理解的是家家户户或者是每个柜台都悬挂太极旗的现象。充满着国家主义的朝鲜也没有人自愿地把国旗悬挂在自家门前或者柜台上。只有在节日或者搞活动的时候根据党和行政指示悬挂起来。国际代表着国家。朝鲜人被金氏父子的神圣化洗脑，认为悬挂他们的画像是应该的却没有理由崇拜国旗也就是国家。也就是说没有国家优越主义。只有最贫穷国家的国民才会具有的一种对国旗的漠不关心。 再次，不可理解得倒不是道路上的汽车很多，而是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车停放在外边。朝鲜的汽车不多。把那么贵重的汽车停放在外边就等于是告诉小偷你可以把车开走。因为汽车少所以零部件也紧缺，有车的人为了修理自己的车，没车的人为了拿到市场去出售，经常无规律地狩猎那些停放在外边没人看管的汽车。 因此，在朝鲜不仅是个人连国家机关都有专用停车场，装上厚厚的铁门，还用两三把锁头锁上。如果要在外边停放是分钟以上，哪怕花钱也要雇人看管汽车。就算这样，连中央机关的汽车也在警备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走零部件。因此，朝鲜几乎没有原装汽车。外形上是丰田，发动机却是奔驰，轮胎也各不相同，甚至连倒车镜和汽车标志都偷别人的。 然后，就是韩国人的浪费文化。吃一顿饭就可以了，却还要连续来个1，2次。在朝鲜一顿饭就是生存。对朝鲜人来说人生的目标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生存。一顿晚饭就意味着一天的平安和顺利，健康。对韩国人来说这么一顿意味深长的晚饭还觉得不过瘾，还要进行接下来的第2次和3次的餐饮。朝鲜人是为了生存而吃，韩国人却好像是为了吃而生活。 或许是因为如此，也很难理解韩国的夜晚。在朝鲜吃完晚饭后为第二天的担忧中迎来夜幕降临。既没有可看得也没有可娱乐的，再加上缺点，阴沉沉的街道已到晚上十点就人迹罕至了。一样的夜晚，韩国的夜晚却比朝鲜长得多。 诗人们称凌晨是希望，其实希望在夜晚。对被夜晚的黑暗压迫的人们来说凌晨应该是多么巨大的痛苦的开始呢？连人生的快乐与娱乐的自由都失去了的朝鲜人认为10点是睡觉的时间，韩国的10点却是欢乐的开始。所以应该说韩国人正因为有这样的夜晚，度过比朝鲜人长两倍的人生。 脱北者眼里的“不可理解的韩国”，真是言无止境。但是再怎么不象样的过去会在韩国的生活中同化和融合成为传说。可是有一样，真的，真的无法理解的就是韩国的亲北左派势力。朝鲜是证明决不能让社会主义体制重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活生生的样本和生动的可视短片。 任何现象都必定有理由。但是憧憬任何理由都无法使其正当化和解释的、绝无仅有的反人类性国家-朝鲜的人与其说思想上有问题，还不如说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用守护和平、人道主义、战略性的靠近等大言辩解和包装自己的精神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正在误解和平、人道、战略的事实。韩国是过于多样化的社会。正因为如此这些无知的亲北也能讲得通吗？

朝鲜也有所谓的“英才教育”。 国家选拔从小学习能力突出的学生集中到类似于韩国的科学高中那样的特别高中授课。我在朝鲜时也在学习成绩突出的孩子们集中的特别高中学习过。 1992年进入人民学校（小学）的我从3年级开始接受特别教育。我在班主任的特别指导下每天晚上6点位置集中学习数学、自然等科目。 我在4年内读完人民学校后选为茂山似的代表，1996年4月进入到清津第一高等中学（高中）。第一高中是所谓的“秀才学校”，平壤和各个道只有一家。 来到清津第一高中后我发现学习成绩和我相仿，甚至比我优秀的学生大有人在。尤其是清津市本地学生居多，大都家庭条件也很优越。 当然我的情况也不差。父亲是人民委员会的公务员，母亲是医生。做医生工作的母亲虽然规定的工资不多，但是实际收入远远要比工资多得多。饥饿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生活还是颇为富足，电视机、冰箱等该有的家电都有。 高中时逃课的记忆 因为所谓的“后台”硬，所以与一般的高中生不同，我们学校逃课的学生不少。如果实在一般高中，这样会收到严厉的处罚，但是我们得到的处罚算不上严厉。即使是在城里喝酒闹事被抓到派出所，只要说是“清津一高中”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只要不是考试期间，我们经常结伴骑着自行车到海边去玩儿。有一次逃课去了海边，因为没有柴火，把书本当成柴火烧了。记忆中用书本烤熟的鲜贝是无以伦比的美味。市场也是我们经常去玩儿的地方。 宿舍的生活就像是在军队。早晨6点钟就会响起起床号。如果谁还躺在被窝里，警备员会进来把你叫起。但是如果门上上了锁，就会以为里边没人。可是我一个人在屋里没发上锁，于是就让学弟出去时把门锁上。那样我就可以睡个痛快。 即使是这样，每个月末都有考试，所以大家都会认真学习。大都是从考试前10天左右开始突击学习。夏天日头长，夜间自习也可以学到很晚。但是到了冬天日头短，供电也不足，所以学习时间就长不了。 冬天的宿舍没有暖气，简直就是地狱。饭也做不了。为了取暖点电炉子，可是只要点上电炉子，本来就不够亮的照明灯就会更暗，点上3个以上电炉子，保险丝就会断开。后来我们气得用一把勺子代替保险丝，结果再也没有出现过保险丝断开的情况。 因为偷偷看录像带而被退学 我还算顺利的学生生活到了4年级时突然出现动荡。 1999年2月，我在读4年级时参加了平壤第一高中的入学考试。我想去环境更好一些的地方，结果却是落榜。那次挫折给我的打击不小。有一段时间我心烦意乱地到处去玩儿，成绩一落千丈。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外国录像带。记得大概是在1999年8月。当时有一个家住会宁的朋友。我们4个好朋友假期去了那个朋友家里去玩儿。 那个朋友家里有电视机和录像机。其实当时他们家已经是保卫部的监督对象之一。但是当时我们想不到那些。在他家我们看了3个录像带。 其中一部是韩国电影，其余两部是外国电影。韩国电影是《八道好汉》，外国电影是《泰坦尼克》和《六天七夜》。《八道好汉》是一部老片子，这里的韩国人大部分也记不得那部电影。电影讲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江湖争霸的故事，我们看得蛮有意思。 《泰坦尼克》和《六天七夜》给我们带来一句话就是“冲击”。电影本身也非常有意思，而且观看外国电影本身就让我们高度兴奋，至今记忆犹新。《泰坦尼克》是没有删减的原版，男女主人公在车里的激情戏也能看到。当时对我们来讲那绝对是震撼。 给我们的思想带来的影响无疑也很大。看到自由旅行的电影主人公们，我们不得不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样做？为什么不能那么自由？我们不可避免地经受一次文化层面的冲击。 当时看到的广告也记忆犹新。电影开始之前有几个韩国广告。记得有汽车、空调、手机、洗发水等的广告。我在朝鲜时非常想要一部手机，或许就是广告的影响。 那次有趣的经历之后，不知是怎么回事，10月初我们被抓到拘留所。我们4个人一起被抓，我们被带到一个荒野中的简易帐篷，在里边关了半个月左右。 后来来了几个保安员来审讯我们。他们问我们为什么看录像，我们就回答只是出于好奇心。当时我们谁也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被抓，但是都知道无论如何也要自圆其说。或许我们年纪还小，保安员们只是用扫把打了我们几下，就把我们给放了。 回到学校后，周围人看我的视线都很不友好。我没有说自己期间去了哪里，但是估计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而且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于是我被退学了。 退学好直到来到韩国 退学后我感觉未来一片茫然。后来我到平壤的亲戚家里呆了一年。 我在平壤开始做一些生意。妈妈从中国购入服装后通过邮包寄给我，我在将那些衣服拿到平壤市场上去卖，再用赚来的钱买米送到茂山去卖。因为咸镜北道一带的米价要比平壤高不少，所以我能从中赚取不少差价。 利用火车运送包裹不可能顺利到达。所以我每次运送包裹时都回给运送货物的人们一定的好处费，还多次留宿在我家里。 我虽然做生意手腕儿不错，但是也不能继续下去。借宿在亲戚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就回到了茂山的老家。 但是过惯了平壤的生活，回到家后感觉简直没法生活。有一次我从有钱人家的子弟们口中听到他们与中国有往来。于是我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而在2001年偷越了国境。 偷越国境来到中国后我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最后得到传教士的帮助于2004年来到韩国。期间我一次被遣送回朝鲜，后来又一次出逃。 我偷越国境不是因为饥饿难忍，也不是因为受到某种威胁。只是因为茫然的未来而不愿意继续在朝鲜生活，也是为了寻找更为富饶的生活。或许我追随的是一种幻想。 我现在正准备参加高考。我原来学的就是理科，所以我的目标是考入浦项工业大学。 但是在被退学后的5年多来，我颠簸在平壤、中国、韩国，没有再学习，所以感觉困难重重。考试的难度也很大。现在想想，我为了脱北而丢失的岁月确实是太可惜了。 但是我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好起来。学习之外，我还做过农活、杂役、补蟹船员、短工等等，几乎没有我没做过的事情。我所经历的艰难险阻，让我无论如何也会维持自信。即使失败，我也相信自己能站起来。 很久没有拿起过书本，学习的体系也和朝鲜大不相同。但是我相信只要努力就回有好的结果。为了它，我只有继续努力。

我至今无法忘记20年前在朝鲜军队服役时的事情。当时我生来第一次偷过东西。 记得是1987年3月的一次野外训练期间。我们5人一组，踩着没膝的积雪，进行极限条件下的无线通讯选练。 在天寒地冻的野外，战友们有的人耳朵冻得流脓，有的人脚趾冻得脱皮。 我当时是刚入伍2年的新兵，在老兵们的细心关照下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野外机动训练。但还是累得整个人都瘫倒了。当时朝鲜的兵役期限超过10年，入伍2年也就算是个新兵。 经历1个月多的野外训练身心疲惫的队员们难得在温暖的营房里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衣裳，痛快地休息一下。 但是那天不巧正好是我们分队担任夜间值勤。我们分队决定每人轮班值勤2小时，其余队员休息。从夜里11时到凌晨1时是我的值勤时间。 夜里11点，好不容易睁开眼睛的我先到外面吹吹凉风，而后巡视了一下兵营周围。我到炊事班、食堂、医务室等处巡视一番后就到供暖用的伙房往炉灶添了些柴火。而后我就睡着了。 可能是因为经历长时间的野外训练筋疲力尽，再加上坐在温暖的炉火旁，所以就不知不觉间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我因为极度地口渴从睡梦中醒来，已经是12时50分。10分钟后我准时叫醒了下一个值勤人员金永哲下士交接后又躺下去睡了。 大概过了5分钟左右。金下士叫醒了我。“你穿好衣服跟我来！”当我赶到小队炊事班时差一点没有晕倒。 小队的炊事用具甚至明早用的米和菜被人偷得干干净净。分明是我在睡觉时有人偷走了。金下士向我追问：“怎么回事？说啊！”想到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我瑟瑟发抖，只是辩解说：“我好像睡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出于事态的严重性，金下士立即进入营房叫醒了分队长和副小队长还有值日官。被吓傻了的我呆呆地站在寒风刺骨的营房门前。 副小队长立刻下令“小队起床！”熟睡中的队员们都皱着眉头起床。“什么事吗？”副小队长就又喊出来了。“迅速着装！” 在营房列队的队员们听到事情后纷纷向我投来责难的目光。突然副小队长开始破口大骂。 “谁安排最小的新兵值勤的？让小的们睡觉，脑袋大的值勤不行吗？混蛋！”副小队长大声责骂分队长和7、8年的老兵们。 反正当天我在伙房睡着的时间大概1小时左右。期间有个胆大包天的小偷偷了东西。过了一会儿副小队长说：“从手法上看肯定是步兵崽子们！大米先不说，连菜都偷干净，这肯定是那帮家伙们干的。” 副小队长的判断是，补给情况相对好一些的“民警部队（民事行政警察部队）”士兵之间不会偷东西。我们小队周围大约1km距离有师团总部和无线电中队，在隔着1km左右就是第6步兵连队第1大队。副小队长说十有八九是他们所为。 副小队长首先将小队分成3个小组。并向我们说：“如果失败或被抓获，就不要回到中队！”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是在去偷东西。 我稀里糊涂地跟着部队走。金永哲下士给我讲了原有。“在军队没什么办法。首先被偷的就是傻子。如果被传出去那就更傻了。所以这样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再到别的部队里以同样的方式偷回来。没有的东西就去偷，这就是部队！” 听来似乎蛮有道理。但是想到自己生来第一次去偷窃去，我禁不住腿脚发软。总之，到达一个地点后我们分成了3个小组。我们分队根据分队长得主张“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直接杀向师团总部的食堂。 我们贴着墙角靠近仓库。两个老兵侦察后发现没有移动岗哨，只有炊事兵们的营房里有灯光。 我们计划如果被炊事兵发现就迅速加以控制住，随后就开门进入。黑乎乎的房间里亮晶晶的铝制餐具堆积如山。 我和副分队长进入房间，一些队员在炊事兵们的营房前盯哨，其余队员则在外边接应。我在摆放整齐的餐具堆上抱起一堆后轻轻地走到门口交给接应的队员。如此反复3趟后，分队长示意“够了”。 我们背着偷来的铝制餐具，为了不留痕迹而故意在山上绕着圈子回到了部队。 我们小组最先到达后其余小组也陆续返回。当天晚上我们偷来的餐具和厨具与原有的相比多出了5倍。但是大家都保持住起码的良心，没有偷米。我们用储备的战时粮（面包）对付了一顿早餐。 第二天与往常一样平静，似乎昨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小队的军官们似乎不知道昨晚那惊心动魄的事情。 但是我当时彻底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在朝鲜军队，不管丢失什么，只要不择手段补充好就可以。 我听说韩国的军队里也经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是部队的餐具抢来抢去的事情似乎是没有的。 过了几年，我也成了老兵后，检查时一旦发现因为丢失了什么物品而嚷嚷的部下，也会轻描淡写地说：“吵什么？补充了不就行了吗！要动动脑筋。” 总而言之，不仅是在我们小队，在整个朝鲜军队里。以透切的方式补充不足的悠久传统一定还在。

今天我虽然来到韩国生活，享受着开放和自由的世界，但是仅仅在几年前我还以为全世界哪儿都和朝鲜一样。 在朝鲜生活时，我遇到的最大的矛盾就是“问题的确存在，却没有对策”。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挨饿，我们国家（朝鲜）到底为什么如此贫穷？我实在是搞不清楚。问题倒出都存在，但是却没有任何对策。无论你怎么挣扎，幸福依旧那样遥远，那样迷茫。 况且朝鲜体制的封闭性从根本上束缚着我的想象力。如果知道只有我们才忍饥挨饿，只有我们才如此贫穷，当然会批判体制，会为摆脱现实而挣扎一番。但是在言论被彻底堵死，根本无法接触外界信息的情况下，这是无法做到的。 所以如果朝鲜体制维持以前的现状，我想自己或许不会脱北。如果没有所谓“苦难行军”，不知道还有中国那样的乐园，我或许想不到去挣扎一番。 是不是国家要灭亡了？ 我小时候朝鲜还不像现在这样艰苦。我生于1980年代，出生在黄海道的外婆家。在进入人民学校（小学）前为止，我和外公、外婆住在果园中间的房子里，生活上还没有太大的困难。当时物资也没有太缺乏。 开始读人民学校后我就搬到家人居住的会宁。从那时开始物资就开始逐渐紧缺。因为年幼无知没能有切身的体会，估计从1989年开始我也渐渐感觉到物资大为紧缺。 从那时起，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人生开始呈现下降曲线。从人民徐小3年级开始我的学习成绩急剧提高，但是优秀的成绩也没能保障我的未来。 进入大学的1997年我们终于破产。此前也一直也是困难的延续，但是到了那时终于彻底崩溃了。当时家里做的小买卖赔得血本无归。我家也许是早期朝鲜市场的受害者。 1999年，上山砍柴的父亲因触寒而生病去世。其实就是因为长期的饥寒交迫才导致的后果。 父亲去世后作为家里的独子，我承担起家长的角色。于是我开始思考应该做些什么？ 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朝鲜体制。“苦难行军”刚开始时人们还以为马上就能过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感到饥饿和贫困并非是一时的。 我开始蒙蒙胧胧地感觉到这样吸取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希望。国家一旦灭亡，个人的出人头地就没有任何价值。想到这些，我甚至对自己的出路也开始不安起来。 那时我一点一点听到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能看到希望的国家，不会因吃饭问题而苦恼的国家，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出于自己能够靠劳动吃饱饭的想法，我终于在1999年初的寒冬里偷越了图们江。 不足50平米的房子里挤着13个人，一个月时间通读30遍圣经 到了中国后我至少确认了一点。那就是原来人可以获得如此自由，如此富饶。我亲眼看见在朝鲜时听到的消息都是事实。 但是中国也不可能是我的天堂。我是非法入境者，一旦被公安抓住就得遣送回朝鲜。我在大街上饿着肚子徘徊了几天。口渴了就到卫生间接自来水和。真相死掉算了。 开始时我在市场上乞讨。一次机会我遇见一位老奶奶，经她介绍我做起了澡堂的搓澡工。 但是挣不了什么钱。当时延吉的脱北者搜捕强度非常大。后来就经过一位传教士的帮助我来到了西安。西安是地处中国内陆，离延吉乘火车3天路程。之所以选择到哪里，首要的原因就是相信到那里公安的搜捕会松一些。 我到达时那里已经有许多脱北者们居住在传教士准备的住处。我住的地方是不足50平米的公寓，有13个男人住在一起。不用多说有多么拥挤。 那里是从1998年开始存在的朝鲜传教士培训所。传教士先生梦想能够在朝鲜传教，培训大概100名左右的脱北者们。所以我们在那里一天到晚都在通读圣经。外出因保安上的原因被绝对禁止。 我们的不满不可能少。没什么地方可去的我们只能听传教士的话。成天诵读没什么感悟的圣经，也是一种苦役。 其实从传教士先生的立场上讲，如果我们不关心基督教，就没有里要照看我们。现在我是理解的。一个人照看那么多脱北者们一定也非常辛苦。 但是当时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可能想到这些。况且一帮人整台坐在一起，说出来的话都是对传教士先生的不满。13个人的不满在相互影响下越来越膨胀，我们感觉到那里也是一个收容所。 我们每天10小时诵读圣经。我们是利用圣经磁带听圣经，速度非常快，一天可以读一遍。早晨6点起床后完成早间祷告后除了吃饭时间以外都要听磁带。 开始时因为语言不太一样，圣经也难以理解，所以听不懂的地方也多。但是连续听了30遍后，就逐渐理解了。虽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但是听的读的多了，有关圣经的知识似乎也增长了许多。 但是那种生活也没能持续长久。我到那里1个月后，在一次大规模的搜捕中我们全部被抓，被遣送到朝鲜。那是2001年6月的事情。 那一次真实一次规模惊人的搜捕行动。我们一共被抓76人。分散在各地的居住点全部被搜。参加搜捕的中国公安们全副武装，头戴头盔，身着防弹衣，还荷枪实弹。听说一共有2个中队的警力参加了行动。 后来才听说，那次是内部除了各叛徒。这个人向朝鲜保卫部高发时把我们的居住点全部透露，还说我们是秘密的武装恐怖组织。所以参加抓捕的公安们才那么全副武装。 （这个故事详细地记述在不久前出版的书《我呀，死了也好》中。书的作者崔光就是我遇见的那位传教士。） 此后传教士先生就被驱逐出境到韩国。我们则被遣送到朝鲜经历了残酷的殴打和调查。 原本刚刚遣送回国后保卫部就要着重调查两件事。即，是否与韩国人有过接触，是否与传教士或基督教有过接触。 如果触犯了这两点，基本就要转交到政治犯收容所。但是我们因为是集体接受传教训练时被抓，所以调查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在中国的监狱里关押2个月左右后遣送到朝鲜，在保卫部接受了70天左右的调查。因为要长时间坐姿，身上难免要长疮。 与别人在传教士手下呆了3年左右相比，我只呆了一个月左右，所以仅仅接受了5次调查。调查是我一概否认认识耶稣。我说自己因为只呆了一个月左右，所以不清楚圣经是什么，也绝对不信仰基督教。 最后我在监狱呆了1年左右后，还算是得以平安地回到家中。但是此后我就不清楚其他人怎么样了。听说大部分被转移到收容所，其中的部分人死了。 直到再次脱北 … 我从监狱中出来是在2002年4月份。没多久在2002年7月1日金正日下达了“7.1经济改善措施”。主要内容是市场的合法化。 我充满了巨大的期盼。感觉到似乎能出现某些变化，也保佑朝鲜也能够变得更好的希望。因为在中国受尽了苦头，所以回到家后我就决心再也不去中国。 但是朝鲜的现实没能让我安定。经济改善措施也没有给朝鲜带来太多的改善。 当时我找到一份工作，8月1日第一次得到工资。那是经济改善措施以后的第一个月工资。但是揣着1200元工资到市场上发现1公斤大米的售价是500元左右。 我无法不失望。当时经济改善措施实施之后的通货膨胀是在让人消受不起。没有任何改变。 工作也是一塌糊涂。为了发工资，所以给我们一些活干，让我们挖坑，用于立电线杆。没有用机械，只用铁锹挖，一下雨就会恢复原样。我感到一片茫然。 经济改善措施以后我也没能找到希望，于是决定再次脱逃。我来到中国后，在延吉市徘徊，向寻找到传教士。但是因为管制太严，什么人都见不到。原来认识的人也无法联系得上。 那样来回无数此后，我最终通过互联网得以联系到人。2002年10月份我经过认识人的介绍得到现在我所在的教会帮助，得以来到韩国。 这样我苦苦寻找自由的脱逃终于取得了成功。 来到韩国后我才稍微感觉到一些自由。朝鲜虽然是故乡，但是体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中国虽然可以吃饱穿暖，但是非法入境者的身份始终跟随着我。 我祈祷大韩民国的自由也能在朝鲜实现。我期待那一天能够实现统一，我为为此做好准备。作为一名脱北这真心希望朝鲜的人权得到改善。

虽然目前在韩国独自生活，但我也有过完整的家庭。而且是有四个女儿的千金家庭。 就算父母不在家，一天天的时光在跟姐姐们的吵闹中一晃而过。因为姊妹多，我家没有一天安静的日子。 我是家里的老幺，人们常说我长得像妈妈。但是我妈妈个子较高，而我的个子特别矮小。但是从小决不服输，所以经常跟姐姐们打架，特别是跟三姐打得最激烈。 有一次跟三姐打架的时候因为太生气用力踢了躺在炕上的姐姐的腰眼。姐姐疼得满地打滚。我怕得远远地跑到一边去了。幸亏姐姐没有打我，只是狠狠地瞪了我。 家里的生计也算不错。我家住在清津最富裕的浦项区，爸爸在制造农耕机械的工厂工作，妈妈从中国引进服装做服装生意。 爸爸是彻头彻尾的劳动党员，对公司一片丹心，家里还挂着爸爸跟金日成握手的照片。据说是作为清津代表参加全国劳动者大会时照的。 但是就算有那样光辉的照片，在工厂努力工作，却进入90年代开始没有了供应。妈妈承担了家里的经济。 妈妈一边做生意一边埋怨爸爸“供应都没有还那么拼命工作干什么？”每当那时爸爸就说“别让孩子们听见”，就不说话了。可是就算没有了供应，但为了避免受到处罚，爸爸还是要去工作。 妈妈的空缺 自从妈妈生病以后我家的温馨和平开始走了下坡路。得的是肝腹水。韩国说不是什么大病，但朝鲜的医疗设施短缺，很难治愈。 为了给妈妈治病我们倾家荡产了。刚开始的时候用的是存折上的钱，用完那笔钱后就开始卖家里的家什。卖完家具，最后连“老虎牌缝纫机”也要卖了。卖缝纫机就意味着卖家里最后的财产。 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妈妈还是在93年6月去世了。当时我是国民学校3年级的学生。 妈妈去世以后，我家在贫困中挣扎。爸爸说不能再在工厂工作了，想做生意。但是厂长说不能那样，说每月提供一点儿粮食，劝爸爸继续工作。就那样我们勉勉强强地度过了三年时间。 可是工厂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能继续提供粮食了。最后我们为了生计卖了房子。没地方住，我们只好住在像工厂休息室一样的地方。 除了年幼不能干活儿的我以外，姐姐们都出去干活儿了。 大姐毕业后原定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但后来却辞职去碾米房工作了。跟爸爸的工厂又联系才能进去，但因为是直接制作食品的地方，所以在朝鲜算是非常好的地方了。对家里的生活帮助很大。 二姐毕业后进入了跟中国进行贸易的公司。也是很难进去的地方，但在爸爸认识的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就职了。可是没过多久公司倒闭，姐姐没能再找到工作，只好呆在家里了。 三姐挣钱最多。她做非常危险的黄铜生意。因为黄铜是禁止买卖的东西，所以为了不让人发现总是用衣服等东西密密地抱起来后放在背包里来回背着。对女人来说这是太过危险的五金生意，姐姐也受了不少委屈。 其实，维持我家生活的就是三姐的黄铜生意。我也会偶尔一起去市场。到市场就能见到小时候欺负我和嘲笑我的所有的贫穷的朋友。小时候连做梦也想不到会变成这样，心里有一种感慨。 因为家里没有烧柴，爸爸就经常到外边砍一些树回家。就算去工厂也没有供应，所以到工厂签个到后就去砍柴了。可是清津附近没有可砍的树木，只好到很远的地方了。当时整个朝鲜都为烧柴砍伐树木，秃山很多。 那么拼命地干活，生活依然很艰苦。后来连黄铜生意也不怎么景气了，只好过一天算一天，还偷偷卖了工厂的东西。 不得已对金日成画像动了手脚 有一天，家里一点儿吃的也没有了。饥饿把我们赶到黑暗的深渊。不知饿了几顿，饥饿难耐的我们终于动了不该动的东西。那就是金日成画像。 爸爸卖了金日成画像上的玻璃。明知是要判终身监禁的犯罪行为，但当时家里除了它没有什么可卖的了。为了吃饭，就顾不上什么金日成画像了。 但事情没那么顺利。卖了金日成画像玻璃后不久，工厂厂长来告诉我们有人告发了我们。事情被败露，我们就不能坐以待毙了。 那时，做黄铜生意时帮过中国走私的一位大嫂劝我们去中国。那位大嫂说中国的生活（比朝鲜）好得多，强烈地劝我们一起到中国生活。爸爸也知道当时的朝鲜是最贫穷的国家，可说不能到异国他乡生活便于以拒绝。 但是我们动了金日成画像，就没有可选择的余地了。我们一家人就跟着那位大嫂渡过豆满江。当时是1998年9月21日。 因为那天以后我就失去了家人，所以日子记得很清楚。去中国的时候，除了我家的五口人和那位大嫂以外还有两名30几岁的妇女，共8人渡了江，晚上到大嫂介绍的一户人家过了夜。因为地方太小，我和爸爸只好到别的地方睡觉了。 当我们醒过来一看，姐姐们都不见了。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包括大嫂在内的30几岁的两名妇女也不见了。后来才知道那位大嫂是人贩子。 在没有一个熟人的中国的生活真是艰辛万苦。爸爸虽然很郁闷却也没有什么方法。从那时开始爸爸在一户人家帮他们做起了农活。 可是3个月后，12月的一天连爸爸也被抓遣送到朝鲜了。好像是在外边收拾稻谷时被抓的。我成了孤立无援的人。 全家四分五裂，独自一人脱北 那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叫“前途渺茫”。我无能为力，也没有地方可去投靠。当时我只有15岁。 幸亏到朋友认识的一个教会得到帮助。爸爸曾对我说“那里有鬼神，千万别去”，但除了那里没有地方可以寻求帮助。从那以后到2001年10月，我一直在传教士的家里生活。 10月的某一天，因有人告发，我被公安抓住了。此后我被抓过4次，两次是在押送的过程中逃跑，一次是使用贿赂放了出来，但最后一次却遣送到朝鲜了。 到了朝鲜后我被毒打了很多次。他们让我无条件地坦白见了韩国人还是接受了基督教等等。因为以前屡次听说过只要承认就会被判更严厉的处罚的话，我始终坚持说没有。 真不知道挨了多少打。像我这么瘦小的孩子身上也有可打的地方，真让人神奇。被扇耳光真让人清醒，大腿不断地被皮鞋踢，肿得连自己都不敢看了。但侥幸的事，终于坚持到了最后，被收容到像孤儿院似的地方了。 说是孤儿院，那里的环境恶劣的让人咂舌。大冬天让我们睡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让人无言以对。吃的是粉状的东西，真看不出是什么。吃到嘴里嗓子噎得无法消化，我没敢吃，但朋友们说不吃就会死掉，只好强咽了下去。 实在无法忍受那里的生活，我就趁打柴的时候拼命地逃到豆满江边，不会游泳还是跳进了河里，差点儿被淹死。跳进水里的时候只想一定要逃到中国，但一旦跳进河里，死亡的恐惧就涌上来了。我成了落汤鸡，还是被抓了。 可是后来我又逃跑了。因为没有把握渡江，这次决定一直等到江面结冰。我就坐上去阿奥地（音）的火车奔向一位亲戚家了。我就在那里等到12月中旬，江上结冰的时期。 在那里听到爸爸的消息，在阿奥地的亲戚家得知爸爸在监狱已去世。那是我听到的最后的家庭成员的消息。 此后，我跨过结冰的豆满江，在传教士的的帮助下，2002年从泰国来到了韩国。 如今，我已经长大了，而且又是大学生了，生活不那么艰苦了。在大学，虽然学习很难但学得还不错，校园生活也很让我满意，朋友们也很好。 但是偶尔，我还是想念跟家里人一起生活的日子。在清津，虽然比目前要艰苦，但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情形是那么幸福。而现在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让我痛苦。 很想知道在中国某一处的姐姐们的消息。如果来到韩国，国情院会跟我联系，但会不会有联系，谁也不知道。

朝鲜的蛤蜊捕捞期通常从3月初开始到11月末。 新义州、龙泉、霍山的居民们看准涨潮和退潮的时机出海，将船只停靠在近海处，等到退潮后在浅滩捕捞蛤蜊。 因为至少离港口数百米以上才能捕捞到更多的蛤蜊，所以通常采用这种方法。 从90年代中期粮食供应中断以后，这些地区的居民们将活路寄托在了“蛤蜊捕捉”。有钱的人借用水产工作站的船只，以“外汇赚取”指导员的名义，自己组织劳动力从事咖喱捕捞。 因平安北道一带的水产味美价廉，深受中国贸易业者们的欢迎。 90年代中期以后，没有什么赚钱路子的居民们开始大量进军蛤蜊捕捞业。据这些地区脱北者们所言，从3月开始出海捕捞蛤蜊的人数至少超过数万人。 随着“捕捞蛤蜊能赚钱的”消息被传开后，从全国各地赶来捕捉咖喱，浅滩上几乎人山人海。 捕捞季节结束之后，批发商统一集中收购后转卖到中国。 每年都发生毒多起捕捉蛤蜊事故 因为朝鲜海军控制中国船只和朝鲜渔民们的个别接触，因此只有获得许可的赚取外汇指导员才可以参与交易。指导员们1kg蛤蜊换3kg中国产面粉，再以1:5的比例分给渔民，从中赚取差额。 因为海水涨潮时没能及时返回到船上，有不少人会被海水夺取生命。死者的家属们理所当然得不到任何补偿。 赚取外汇指导员们大部分用利益收买政府机关后独立经营，所以不用向死者提供补偿。死者通常被当作是因个人不注意才导致死亡，因此只能成为“冤死鬼”。

最近，金正日健康上有了问题、开始正式物色继承人等说法蔓延。据分析，朝鲜继承人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原因就在于“金正日怕成为晚年时期的金日成那样有名无实的傀儡人物。”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28日，曾担任过驻捷克鞋业合营公司社长职务的脱北者金泰山在对延世大学学生进行演讲时分析道：“金正日对指定继承人犹豫不决的理由可以做两种说明：一是怕像父亲那样晚年成为无名务实的傀儡人物，二是怕子女之间进行权力之争。” 金泰山曾担任过朝鲜内阁轻工业省干部，2002年入境。 金氏分析：“根据金日成在花甲的时候选定金正日为继承人的先例来看，65岁的金正日也肯定非常关心继承人问题。”但是“金正日担心像金日成那样晚年成为有名无实的人也可能是事实。” “金日成想花一分钱也要得到儿子的同意” 他说：“经济实权是从70年代末开始移交到金正日的手中，到80年代中期，连金日成想花一分钱也要得到儿子的同意，成为有名无实的人。”“知道这种事情的金正日没有理由过早地选定继承人。” 金氏说“从1980年代开始，轻工业委员会（轻工业省）向金日成提交的有关经济的文件集中到金正日那里，没有他的签字办不成事情。” 据他分析继承人构图不明确的第二个理由是：“金正日不想看到同父异母的子女之间的权力之争。” 他说：“跟成惠琳生的金正南（36）虽然有‘长子继承’的传统继承任名分，但如果继承工作向正哲（26）、正云（24）转移就很难避免一场血腥的权力之争。” 他又说，金正日排斥叔叔金永柱，同时打败同父异母的兄弟金平日而继承了权力的70年代当时的时代情况和目前有很大的差异。 金氏说：“金正日能够顺利登上宝座，是因为金日成在70年代在得到了人民绝对的拥护。但此后金正日没有什么业绩，没有可以把权力继承名分化的借口。” 另外，金氏对朝鲜经济能否恢复的问题斩钉截铁地说：“不进行正式的改革开放，朝鲜经济绝不会回升。” 他说：“目前朝鲜建设的发电站只能满足全国总电力需求的70%左右，而且实际运作的发电站还不到40%。”“配电的第一个顺序是金日成金正日偶像化宣传物，第二位是军备工业，如此一来其他的大城市只能停电了。” 他认为：“从没有原材料不得以停产的新义州鞋厂和平壤纺织厂的情况来看，韩国支援的相当于8000万美元的轻工业原材料大都会提供给军备物质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