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难民

朝鲜官方的所谓“民族最大的节日”虽然是金日成、金正日的生日，节日活动也隆重，但是对于一般居民而言，最大的节日是元旦。 朝鲜当局1989年起将农历新年也包规定为民俗节日，但是居民们的最重视的节日仍旧是元旦。 到了元旦，朝鲜居民们也会进行各种活动和节目。 元旦前一天家家户户就开始忙于准备节日饮食，上班的人也能提早下班。其他如国庆节之类的节日里，上班的人都要参加各种生活总结、讲演会、学习活动等，根本没法早一点下班。 首先，元旦早晨每家都要进行祭祖活动。随后各企业和厂矿、人民班分别要到金日成铜像货壁画上鲜花和宣誓效忠。 官方活动结束后就可以到亲戚朋友家里聚会和享受美食。 朝鲜官方发布新年国家方针的“新年共同社论”通常在早晨9点钟通过电视节目和有线广播播出，然后就会播出少年儿童们准备的信念文艺节目。节日里又是还会播放与节日有关的新电影等。 孩子们喜欢玩的游戏有放风筝、踢毽子、陀螺等。大人们则聚在一起玩儿象棋、纸牌等。 元旦期间全国的厂矿大都要断电，把电力转为民用，所以居民们可以收看电视节目。 朝鲜居民们的节日饮食因家庭而异。各个单位或街道办事处有时会发放“节日特别供应”。贸易机关或权力机关能提供猪肉和烟酒等，一般的单位员工们想都不敢想。 元旦前夕每户家庭能分到各市、郡食品厂生产的酒、酱油和酱以及“砖头饼干”（因为太硬，人们给起的外号）。 再穷的人家至少在元旦里还是要到市场上买来一些肉、豆腐、豆芽、蕨菜等。 过元旦最大的烦心事无疑是学习“新年共同社论”。不仅是上班族，“女盟”所属的家庭主妇们也要学习共同社论原文。 新年上班第一天到单位就要接受背诵“共同社论”的检查。谁背得好谁就会被当成具有高度忠心的人。 “共同社论”发布后，全国上下要举行各种贯彻执行“新年共同社论”的政治活动，所以所有要人都要参加各种活动。朝鲜中央电视台会在当天上午转播群众集会。 1995年以后，朝鲜已经没有人会因为元旦来临而开心。背诵“共同社论”算是轻车熟路，倒也没什么负担。问题是新年过后冬季收集有机肥活动就要全面展开。这也是很大的烦心事。

脱北者们分析认为，伪装成脱北者进行过7年间谍活动而被捕的元贞花留在朝鲜的家人会遭受朝鲜当局的政治报复。 居住在首尔阳川区的朝鲜劳动党前作战部A联络所出身金炳哲（化名）认为：“元贞花会被扣上‘共和国的阶级敌人’罪名，她的家人很有可能被关进政治犯收容所。” 他举出元贞花2年前从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接受了杀害韩国情报要员们和脱北者的指示，同时收到了毒药和毒针，但故意没有执行，而且被捕当时没有自杀等现象说：“从朝鲜的立场来看，元贞花已经是‘叛徒’，是‘共和国的阶级敌人’。” 他强调说：“朝鲜的联络所进行南派要员被捕时当场自杀的教育。”“据传，元贞花被捕之后坦白了所有犯罪行为，态度几乎像是自首的人。这是朝鲜当局绝不容许的事情。” 他还说：“特别是元贞花还坦白了在中国绑架韩国事业人士的事情，使等待美国解除支恐国名单的朝鲜陷入尴尬境地，还使跟中国的关系变得复杂。”“这相当于‘叛国罪’，家人会遭受政治报复的。” 2002年入境的脱北者杨正勋（化名）说：“南派间谍的家人在工作员被派到韩国期间享受非常高的待遇。” 他说明：“在这期间党提供住房，还给特别配给、布料、电子产品等礼物。”“家人一年两次参观平壤等名胜地，有病时还到平壤红十字医院等高级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 可是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身份一旦在韩国获国外暴露，那么家人的身份马上发生180度的转变。 他说：“被捕坦白的那时起，家人就被驱逐到贫困的农村或关押到政治犯收容所。”“干脆就像失踪似的静静地在韩国生活，对留在朝鲜的家人更有帮助。” 2007年入境的崔哲赫（化名）说：“在朝鲜向对南家庭公开教育说：‘被捕就是叛变，叛变就葬送了家庭的命运。’表明家人是人质。” 他表示：“在朝鲜为了防止外交官或联络所特殊要员叛变，总是把家人当作人质。”“被派到国外当大使的外交官也必须把一名家人留在朝鲜。” 他还说：“因此，朝鲜决不会选拔孤儿或家庭关系简单的人从事对南工作。”“之所以选拔出身成份好的人从事对南工作人员，是因为越是没有经受过太大的苦难的人越怕家人受到政治报复。” 另外，他还说：“能被选为对南工作员的人最起码具有一定知识和教养，所以只要去过一次中国就能马上懂得朝鲜体制的矛盾。”“可是因为家人被当成人质，无法逃离控制。”

有关6.25战争的各种争论中最重要的还是“谁先挑起了战争”。因为追究造成庞大经济损失和同族相残的战争责任问题就跟它有直接联系。 朝鲜当局从说明6.25战争的开端开始严重地歪曲了历史事实。朝鲜当局对6.25的正式立场是，6.25是美帝国主义引发的战争，是朝鲜民众为对抗美帝国主义进行的“祖国解放战争”。 ◆ 朝鲜居民对6.25的理解 到目前为止，朝鲜利用所有的出版物和教材批判地说6.25是美帝国主义引起的战争。为证明这一事实，朝鲜很久以前就开始通过出版物和纪录片《告发侵略者美帝国主义》、《祖国解放战争》，电影《红叶》等宣传是“入侵朝鲜”。 相反，到目前为止隐瞒了美军在1948年全部撤离韩国的事实。为的是让朝鲜居民相信“6.25战争爆发时美军驻扎在韩国，6月25日凌晨直接入侵了朝鲜。” 到目前为止朝鲜对6.25的所有图书和纪录片的开始部分都采用了象征6.25战争的“6月25日凌晨5点”的语句，填满了美军直接用迫击炮和卡宾枪进攻朝鲜的照片和录像。 朝鲜宣传说，美帝国主义是6月25日凌晨5点挑起了战争，金日成在当天凌晨6点进行了题为“一切的力量都为胜利”的广播演说。 以6.25当时战线司令员金策为主人公的电影《战线路》上，金策和机械化部队司令员姜建的对话上说6月25日凌晨5点美帝国主义发起了战争，金日成听了之后说：“美国人把我们看错了。”战争一开始金日成就断言能够胜利。 至今为止，朝鲜居民相信当局对6.25的虚假宣传，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是最近，朝鲜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居民之间正萌芽出对6.25的新的看法。 ◆ 为主张是被入侵而制作的电影《红叶》起到了反效果 朝鲜为了证明美国入侵朝鲜的事实，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制作了7集电影《红叶》（朝鲜2.8艺术电影摄影所）。 电影说朝鲜通过事先安插在韩国的间谍成时百（真实人物，假名郑乡民）知道了战争爆发的日期，事先做好缜密的对策，结果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胜利。 朝鲜制作该电影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宣传面对拥有世界上最强武力的美军，能够取得仅用3天就占领了首尔，一个月内占领了韩国领土的80%的战绩，是因为有了金日成缜密的作战方案。 可是在朝鲜具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居民们对这一事实持有否定的看法。就是说，既然知道了美国要引发战争的时间，就应该向世界公开，防止战争爆发才是正确的做法。 知道要爆发或许会失去数百万同胞的民族的大灾难，没有尽一切手段和方法来阻止战争，反而却采取了对着干的做法。在战争的惨象下，朝鲜政府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正当性。 ◆ 说是美帝国主义引发的战争和“五山战斗” 朝鲜当局对居民说6.25是美帝国主义引发的战争，但说法中有很多失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980年代末在朝鲜出版的图书《战争与领袖》（朝鲜劳动党出版社）上有关“五山战斗”的内容。 这本书赞扬了把6.25战争引向胜利的金日成领导军队的战术。书上说美军的斯密斯特种部队在五山战斗（1950.7.5）上第一次跟朝鲜军遭遇，被大败而退。 可是朝鲜隐瞒了美军在1948年撤出韩国的事实，所以一些人对战争爆发后仅3天就占领了首尔，快速挺进的人民军10天后才遭遇美军的说法产生了疑问。 朝鲜还几乎不提中国参加了6.25战争的事实，只高呼联合国军队参战是非法的。 朝鲜至今还说6.25是美军入侵朝鲜的战争，但最近通过脱北者和到中国探过亲的人开始懂得了并非如此。就算不能相信韩国的主张，但在中国也明确表示6.25是朝鲜线进攻了韩国。 因此，朝鲜当局怎么想隐瞒6.25战争的真相，揭开其棉纱的时日不远了。

最近，1960年“在日侨胞移送朝鲜工作”时迁移到朝鲜，后来逃离朝鲜的在日同胞女性向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朝总联）提出了1千万日元的索赔诉讼，成为世间话题。 2003年逃离朝鲜后目前生活在大阪的高贞敏（47岁）是在日韩国人第二代，她向法院提交的诉讼中说，根据朝总联主导的“移送朝鲜工作”来到了朝鲜，但被关押在收容所受到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侵害。 她主张：“朝总联宣传朝鲜是‘地上乐园’，向居住在日本的同胞进行了回归工作，但没有正确说明朝鲜生活的实际情况。” 据悉定居在日本的脱北者大概有170名左右，但告朝总联上法庭尚属第一次。 通过从日本“保护北朝鲜归国者的生命和人权协会”得到的上诉文为根据，我们试图讲述出她的人生历程。 不幸的开始，登上“归国船” 高贞敏是1960年9月23日出生在大阪的在日侨胞第二代。父母都是韩国济州岛出身，父亲1962年去世。父亲去世后，母亲跟有两个孩子的男子重婚了。去朝鲜时她只有3岁。 当时，别人劝她的母亲说：“带着三个孩子一个人怎么生活呀？到朝鲜能过无忧的生活。”听这个话，母亲决定去朝鲜了。 1963年10月11日，她跟随继父、母亲和继父的孩子们登上了第111次归国游艇到了朝鲜咸镜南道清津市。当时他的哥哥看到清津市的风景和前来迎接的人们形象很是失望，说：“不向下船，我要回到日本。” 她和家人们下了船后被送到了“归国人员招待所”（为归国人员准备的临时住处，直到决定分配地区）。路上哥哥一直要求回到日本，当时15岁左右的哥哥就被朝鲜官员们拉走了。其他家人被分配到新义州。因为对朝鲜和朝总联有坚定的信任才决定归国，但一到达朝鲜家人们就尝到了分离的滋味。 幻想破灭，没有“地上乐园” 此后他们的生活并不一帆风顺。继父和母亲为了听从朝鲜社会的制度，总是要在外边工作到很晚。她的母亲虽然是家庭主妇，但在朝鲜家庭主妇们也要根据女盟的指示动员到各种劳动。母亲一般早上6点出去劳动。每个家庭需要出一名，一般都是母亲。打扫公路、收集建设用石块等，一直劳动到早上8点。 一听说金正日要访问这个村子，就要用抹布擦洗金正日乘坐的汽车经过的公路，还被动员到背装满泥土的麻袋的繁重的劳动。结束这个工作后，从9点到12点在女盟办公室工作，下午2点到6点要参加生活总结。 1968年5月，他和家人一起去见回国后失散的哥哥。哥哥关押在第49号医院。49号是精神病医院，是朝鲜所说的被绑架日本人小惠住院和死亡的地方。 医院脏乱不堪，环境非常不好。没见5年，哥哥变得连父亲都认不出来了。原本身体强壮的哥哥，当时衰弱得连站都站不稳了。家人不敢正面看哥哥瘦弱的脸。那以后，1971年哥哥死亡的消息传到家里来了。继父和妈妈为了寻回哥哥的遗体而奔波，但失败了。后来才得知，哥哥是被关押在政治犯收容所，走完了悲惨的人生。 恐怖，父亲被押到收容所 上学后，高贞敏被带上了“小鬼子”的绰号，总是被同学冷落在一边。结束上午课程后下午要去劳动，学生们需要换掉校服穿便服。从日本带来的衣服比朝鲜衣服质量好，设计精巧。看她的衣服好，其他同学就拉下或撕掉她的衣服。她只好躲到天黑，趁着夜色回家。为了躲避日本的歧视逃往回国的同胞们还要受到朝鲜人的歧视。 1970年代开始允许日本汇款，她家的生活也有了稳定。家人用日本的汇款和变卖从日本带来的宝石筹备了现金。可是1976年继父突然不见了踪影。一个月来，家人找遍了继父能去的所有地方，但还是没找到行踪。 母亲找了好几次继父的工厂，但工厂总是说：“我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回家等消息吧。”她的家人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度过了每一天。 1976年7月2日，工厂的一位干部找到家说：“千万别说是听我说的。”并说父亲被送到了“砖瓦厂”。母亲问：“什么是砖瓦厂？为什么不能从家里上下班？” 后来听归国者家庭成员们说后，母亲强调说：“如果家庭成员中的一人被送到砖瓦厂后5个月内不会来，整个家庭就要被送到那里。没收所有值钱的东西，只带上简单的东西上了卡车，就被送到永远都出不来的政治犯收容所。只要去了那里就没人活着回来。我们该怎么办啊？今后不要去学校，一定要呆在家里。” 母亲平时总是说要努力学习，但现在却不让去学校了，年幼的高贞敏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样说。只是能感觉到莫名的恐惧。当年8月30日深更半夜，有人敲着门说：“爸爸送来了。”母亲开门一看，憔悴得不像人样的父亲依在门框上。继父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只穿着内衣，还爬满了跳蚤。终于回到了家，悬起来的心一放松，继父马上就倒了下去。家人怕他就这么去世了。 后悔，归国者被印下了“危险分子”的烙印 恢复气力后，继父讲述了在这期间经受过的事情。 “归国工作是在朝鲜的政治性和经济性目的下展开的。朝鲜官员们眼中干脆没有归国者的命运什么的。而且现在把直接目击和体验到他们伪善行为的归国者当成危险分子。所以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归国者的行动。” “为了自身的野心，把人的生命视为比虫蚁还要下贱的就是朝鲜的政治家们。我否认了所有的嫌疑才得以活命，但很多人忍受不了严刑拷打，承认了没干过的事情。半年的时间里经受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在朝鲜当政者眼里，归国者就像是诱饵。” 继父是因为拒绝加入朝鲜劳动党才被抓去的。归国后，继父通过经验认为受到了劳动党的欺骗，所以拒绝了入党。继父还反对子女们入党。回到家后继父在家中静养到1977年。那以后到1980年，在原先的工厂继续了工作。独自一人的时候，继父总是痛恨让很多人受到朝总联的蒙骗回到朝鲜，也有自己的不是。 处理饥饿中死去的遗体时懂得了朝鲜现实 1976年，高贞敏上了新义州第一师范大学，毕业后到平安北道体育团当了讲师。1980年跟当医生的丈夫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当时过上了稳定生活的她逐渐被朝鲜的政治性宣传渲染，还怀有金正日总有一天会打倒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期待。 1990年，她这样的想法有了变化。像往常以上过着讲师生活的她，突然接到了大学的联系，参加了处理饿死者尸体的工作，做了35天。朝鲜当局告诫他们要严守秘密，不能向外界透露。 尸体上没有任何可证明身份的东西，但知道了这些人不是当地人，而是从饥荒严重的北方来的人。从那时开始，严重的饥荒席卷了整个朝鲜。通过这种经历，她开始思考平壤和地方，以及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存在差距。 当时她还没想过要脱北。可是1996年她给归国者男性借款的事情被揭发后，被撤掉了讲师职务，连孩子们也被驱逐了。这时她对金日成政府产生了第一次反感。为了申诉，她找了党和法制机构，但党干部们反而怕他们轻率处理问题的事情被暴露，决定提早驱逐了。这样，她就为了孩子们的将来决定脱北了。 脱北、强制遣送回朝、又一次脱北 经过一年半的准备，她越过了鸭绿江成功地逃离了朝鲜。来到沈阳后，为了得到中国公民身份证花了钱，却被诈骗了。到烟台后，在韩国留学生的帮助下赚了一些钱，还把孩子们都招呼到身边了。虽然遇到了说要送到韩国或日本的人，但恰巧碰上了中国公安局逮捕用船逃离烟台的脱北者们的事情。 她想，如果展开大规模的搜捕，那么迄今为止为帮她而奔波的人会受到牵连，就到公安局自首了。中国公安局把她遣送到了朝鲜。2003年11月23日，跟其他人一起遣送回朝的路上，她吞下了藏在皮鞋中的戒指。 在船上她呼吁肚子疼，但没有一个人表示关注。公安还怕她吞下镶牙，用钳子拔掉了牙。血流满面的她失去了自觉，公安用胶带把苏醒过来的她绑在了床上。过一回，公安拿了一把剪子近来，反抗过程中还被刺伤了肩膀。 她被转交到新义州保卫部后，在单独房间关了1个月左右。看守们每天来看她身体的恢复情况，等她身体有了好转就开始了严刑拷打。拷打持续到失去知觉为止。看守们把她当成烟台事件的同伙。 2003年4月，由于拷打和营养失调成为活死人的她被转移到了医院。等她恢复了一些气力后，暂时被释放了出来。她的儿子也在2002年在北京被捕，遣送到朝鲜过着监狱生活。被释放后，她到监狱探视了儿子。儿子瘦得体重不到40公斤，没有旁人搀扶就不能独自行走。她和儿子被驱逐到了平安北道的农村。可是她一直计划脱北事项，2003年年末终于又一次成功脱北，2005年来到了日本。

那年冬天，爸爸、妈妈和弟弟相继死去。看着没能入棺被牛车拉走的爸爸、妈妈和弟弟，我连哭出声的气力都没有了。就住在隔壁的一家人包括吃奶的婴儿，整个家人都死掉了。 1995年刚过金正日生日没几天，里党秘书带上装着玉米面和玉米的10公斤左右的袋子出现在我家。煮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糊喂倒在地上动不了的我们吃，还劝我们离开村子。 “这儿连要饭的地方都没有，在这样下去连你们也都会死掉的。你就带妹妹到市内（惠山市）去吧，哪怕待到出野菜的时候也好。到人多的地方兴许能要口饭吃呢…” 眼泪从六十多岁里党秘书的眼里流了下来，拿着烟杆的嗖嗖地颤抖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塑料布裹得紧紧的东西。是鸦片。 “如果你们生病…是啊，目前还没有药，你们就好好保管这个，到了要紧的时候用吧。”到现在，我还是不认为里党秘书叔叔把鸦片作为代用药品给了我们。因为给的量非常多。因为当时是可以公开进行鸦片交易的时候，所以鸦片就是钱。 乞丐生活和逃离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村子来到了惠山市。我跟哥哥一起混在乞丐中住在位于惠山市春东的废弃的通信机械工厂建筑物里。 1995年4月，哥哥连续发烧了几天就去世了。我没有哭。因为没有保护者的恐惧压倒了痛苦。乞丐男孩们埋了哥哥的尸体，但我害怕没敢跟去。 在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乞丐们。 包括我哥哥共有8个乞丐。其中女孩子只有我和一个叫申庆琳的13岁的女孩。虽然不洗脸，穿得破破烂烂不堪爬满虱子的衣服，但乞丐帮中也有自己严格的纪律。 乞丐帮都有自己的头目，也有自己行乞的区域。偷窃或行乞得到的食物决不会自己独吞，要跟同伙分着吃。 冬天睡觉的时候也要把年纪最小或病弱的人以及女性围在中间，较健康的人挡着风雪睡在外围。很多人或许会对乞丐帮中的女人另眼相看，但他们也有特别照顾和保护女孩子的规则。如果无视这种规矩就会被赶出去甚至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1995年秋天，因为抵挡不住两江道寒冷的冬天，和我在一起的庆琳和另外两个人去了咸兴地区。我和其他3名男孩却没有离开。我们当时约好冬天到来，江面结冰就逃到中国去。 1995年12月，离春节还有几天，我们就越过鸭绿江逃到了中国长白县。我们在长白分手，约好开春后过鸭绿江在通信器械厂建筑里见面。 在乞丐里面我算是运气特好的乞丐了。跟同伙分手后我没头没脸地跑进去的是一家是50多岁夫妇生活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为了挣钱都去了大城市。我就在他们家洗了澡、换了衣服生活了几天。他们心底好，但由于公安局的检查总是恐慌不安，我也因此感到很内疚。 有一天，他们给一个地方打了电话后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说是一个远亲，到他家我就可以放心地生活了。虽然心里感到很不安，但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坐车到了延吉，再坐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 说实话，他们是得到了一些钱后把我卖给了人家。但到现在我也不埋怨他们。他们是真心帮助过我的人。因为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把我托付给了信得过的亲戚。 我去的那家经济上比较宽裕，公公、婆婆也都是非常好的人。而且又是朝鲜族所以能交流感情，婆婆还特别喜欢我。她说到外边串门的时候带上我才能放心。我在那里学了汉语，1998年跟现在的丈夫结了婚。 丈夫是非常慈祥和老实的人，我一直感谢丈夫，生活也很幸福。每年我都要到鸭绿江或豆满江地区去旅行。丈夫也非常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如果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没享受过年轻时代就当了妈妈。 站在鸭绿江边，我就想起爸爸、妈妈、哥哥和弟弟，放声大哭。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哥哥们埋在什么地方。就算统一，我也不会知道我哥哥埋在什么地方了。 心中埋着社会主义历史遗留下来的血泪交加的伤痛，等到统一那天我一定会跟我丈夫一起回到故乡去。我想给我丈夫和孩子们看看金正日政权留给我的悲痛的历史。想寻找为守护我所爱的人和我的家庭倾尽心血的里党秘书叔叔，把他当作父亲供养，报恩。

在中国生活已经有13年了，我一开电脑就上韩国网站。在“脱北者同志会”和DailyNK网站寻找故乡人的名字或故乡的消息。对我来说是那么珍贵的人们，只能成为记忆留在心里的人们…每当想起他们，眼泪便止不住地淌下来。 1970年末，我出生在两江道普天郡青林里的一个平凡的农场员家庭。因为夹在哥哥和弟弟之间，从小承担了家务。 我生活过的青林里第六工作班离城镇有20里左右远，村子的前后都有高山，两座高山之间有一条溪水，我们村就在溪水边。1960年代的一天，金日成来到青林里下达了建立养羊农场的指示，但终于没能养殖成功。记得我们六班被指定为畜牧工作班养过一些羊。 小时候里党秘书给我的印象是让我害怕的。那是因为我上人民学校（小学）的时候，听眼睛周围发青的爸爸回到家里跟妈妈说是里党秘书打的，从那时开始里党秘书变得可怕了。 关于里党秘书叔叔好像有称赞的好话也有坏话。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开会之中或者在工作班上一有不合心意的就挥拳头的习惯。爸爸可能也是因为那种情况被打的。从那以后开始，只要在远处看到里党秘书或者里的干部们，我就像见到了老虎吓得连忙逃得远远的。 记得有个端午节那天，工作班的年轻人喝酒以后大干了一场架。喝酒的人拿出木棒和铁锹头破血流地纠打在一起。由于狠毒出了名的保卫部指导员和分驻所（派出所）安全员们都跑出来拉架，但对喝醉酒的人却束手无策，只能在旁边高声叱呵。 这时不知从何处冒出了里党秘书叔叔。气喘吁吁的他一来就毫不犹豫地脱掉了上衣，投身到流血斗殴的人们中间。“你们这帮狗崽子，今天都死定了。”就像发怒的老虎挥起了拳头，被他的拳头打中的年轻人接连倒了下去。 知道对手是里党秘书后，斗殴的人好像是疆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了。这时分驻所的安全员和保卫指导员一拥而上带走了所有打架的人，斗殴才得以结束。里党秘书当时的形象现在还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鸦片农场，那愚昧的幻想！ 我的故乡两江道普天郡青林里是“苦难的行军”时期处在死亡中心而牺牲最大的地方。 苦难的行军降临之前的1993年，我生活过的整个青林里转变成了“白桔梗农场”（鸦片农场）。青林里因为分配紧缺总是需要搞副业，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 我的爸爸和妈妈对青林里被指定为鸦片农场期待很大。因为有传闻说只要鸦片收成好，不用农场提供分配，直接得到国家的大米配给，作为优惠条件每年提供两套西服和油，还作为礼物向整个农场免费提供电视。 那天山村的耕地里开满了白色的鸦片花。而且我们第一次得到了国家提供的白白的大米，而不是协同农场的分配。一到秋天为了收获鸦片，不仅是中学生连在道所在地（两江道惠山市）学习的大学生和工厂工人都动员到我们农场来进行援助。每家每户都要接收7-8名志愿者。 1994年，在种植鸦片上尝到甜头的人们放弃了为补充粮食搞的副业。认为只要种植好鸦片就能过好生活的人们连自己拥有的自留地都转交给农场，让农场允许他们种植鸦片。 那年7月，金日成去世，哀悼之风笼罩了全国。到处张贴了“把悲哀转变成力量与勇气，更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口号。整个国家因为干旱和洪水都哭喊粮食没有收成，我们村种植的鸦片却迎来了大丰收。 或许是因为鸦片的生存力强，不仅是我们青林里，邻近的内谷里、虎山里、义华里等农场也迎来了鸦片大丰收。秋天，大学生和工人为帮收割鸦片来到了村子里，我们村里的人们期待即将得到的厚厚的钱褡和礼物，沉浸在华丽的幻想中。 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悲剧即将来临。 死亡的行进―“苦难的行军” 那年11月，国家拿走鸦片后中断了给农民发放的配给。只指望国家配给没有种植其它农作物的人们马上面临流落街头的命运。到处开始出现因饥饿而倒下去的人们。 只风闻里党秘书到郡党和道党去弄粮食。11月末，听说粮食已到全都跑到配给所。由于饥饿，连学校也没去成的我也跟母亲一起赶往配给所。 当天，配给所发放了听说从2号物资（战争预备物资）仓库拿来的一个月分量的冻土豆和麦豆。里党秘书在配给所号召居民“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欠收，不知何时才能发放配给，千万要省着吃。” 直到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一个月过后自己的命运。只是茫然地期待国家既已收走那么多的鸦片，怎么也会给点粮食。 12月，搭载军人的众多车辆驶进村子，开始大肆砍伐前后山的树木，说是要把它卖给中国用来购买养活军人的粮食。 那天，我和母亲到50多里地之外的郡市场去卖家里的两套西装料和狗皮等东西，购买了少量大米。当我们进入村中央便看见血肉模糊的里党秘书正阻挡装着原木的军人车辆。 “村民们正在饿死。要砍伐树木，就要给我们粮食！不给我们粮食一棵树都不许动。” 军人们向挡在车前面的里党秘书扑过来，毫不留情地又踢又踩。村民们无助地跺着脚哭泣。从郡安全部新调来的负责驻扎员（警察）跑过来拔出枪向空中发射。军人们被负责保安员的枪声吓退，一位军官拿出了一张纸乱晃。 “看！这是将军的命令。军人们吃到饭才能保卫国家吧？是谁？有谁胆敢对将军的命令指手画脚就站出来！”这时，里党秘书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这些原木既是国家的财产也是我们农场的财产。既然是将军的命令，那好，你们就拉走。但你们要拿出能证明砍伐的是我们农场树木的承认状。” 军官便掏出所谓的郡山林经营所“收据”，里党秘书接过该“收据”却当场撕掉。 “你们不是说将军吗? 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有将军签名的收据。”里党秘书毫无畏惧的气概让军官和军人也傻了眼。所谓的军官急忙拉住里党秘书的胳膊求情，还拉着他进里党办公室。 这样，所谓的军人与青林农场间签定了某种契约。即“到青林里砍伐原木的车辆每车一定要交出四口袋玉米粉（共80公斤）”，“让农场员们砍伐树木并保障他们的三顿饭。” 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样的契约太荒唐，但用这种方法多少还能弄到粮食的只有我们一个农场。其他农场树木都睁着眼被抢光。数十年长高的参天大树全被运走，山一下子裸露出光秃秃面貌。 那年冬天，我们一家在没有电的寒冷屋子里蒙着被等待着死亡。每天早晨，里党秘书叩响每家大门说，“就算是开水也要喝，一放松就死路一条。”他动员给军人搬运树木的年轻人，给因饥饿倒下来的家庭送去少许木头，还亲自给他们烧炕。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里党秘书走访每一家，用热水给大家冲的一杯炒面。（待续）

4月8日是朝鲜的邮政节。跟韩国的邮政日一样。 朝鲜具有中央政务院管辖的邮政省和各道邮政管理局，各市郡的邮政所等整体化的邮政体系。邮政工作包括信件（包括国外信件）、电报、包裹、电话、广播及电视转播管理、报纸杂志配送等。此外还负责各种邮票的发行和一些形式上的保险工作。 1990年代之后国家邮政体系完全崩溃 朝鲜的邮政所在各地区的小村落都有通讯员接受和邮递信件、包裹、电报。可是从1995年经历所谓“苦难的行军”之后事实上信件及电报、包裹的邮递体系受到完全的破坏，目前只剩下空壳。 朝鲜的信件、电报、包裹的接收和邮递体系受到破坏是因为正确性、神速性、信赖度被破坏的结果。 朝鲜经济和居民生活比较稳定的1980年代，平壤要收到农村发来的信件最快需要15天，一般需要一两个月。 发给地方的电报通过当地农村通讯员们邮递一般也需要3-4日。1980年代后期为了克服这种缺点，保障信息通讯的快速性，还向农村通讯员们发放了日本自行车。 可是“苦难的行军”之后由于列车的延误、不断的停电，几乎没有人利用信件了。而且由于电力紧缺，电报事实上有名无实了。此外由于经常性的停电和列车管理环境的恶劣、小偷们的猖獗丢失了大部分包裹，居民们理所当然地不再寄包裹了。 以“防止国家机密外泄”监控了有线电话 在朝鲜信件和电报体系被破坏跟朝鲜信息通讯的发展有关系。 朝鲜使用特别提供电力的电话体系。就算地区发生停电现象，还可以使用电话。而且1993年以后电话利用了在全国范围内铺设的光缆，信件和电报通讯就开始消失了。朝鲜居民们称它为“光电话”。 1998年朝鲜从中国引进了机械设备，并邀请技术人员实现了多重通讯技术（数千名以上可以用一条光缆线进行通话的技术），开除了各道、市、郡的电话接线员，建立了自动通讯体系。 2003年开始以干部家庭为中心允许使用了家庭电话，2005年开始以每月交付2000元朝币（一名工人的一个月工资是1500元）的基本费允许一般家庭安装电话了。 可是自从2007年8月开始以国家的重要机密被泄漏为由加强了针对电话使用的监控，实施了只允许进行同一道内的通话，不能跟其他地方通话的政策。 劳动新闻不是“新闻”而是“旧闻” 邮政省还管理电视和广播。朝鲜还没能实现有线电视转播。各地方建立超短波转播站，以电波转播方式管理电视转播。 目前朝鲜跟泰国签订了卫星通讯协定，具备了利用泰国卫星进行电视转播的体系，地方拥有能够转播卫星节目的美国转播设备。 不能收听收音机广播，只能听取有线化了的“朝鲜中央广播”，但由于广播设备破旧和广播线路被破坏，农村地区很难听到广播了。 朝鲜有句话说“新闻是旧闻”。朝鲜特别关注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传递体系。利用火车从平壤搬运到各道，再转运到各市、郡正常需要4-5天，有时需要一个星期以上。所以嘲笑地说不是新闻而是旧闻。 因为听人们的口信要比收看劳动新闻快，所以还出现了“口闻”的说法。正因为这种邮递体系，还有传闻说“新年共同社论”等重要内容干脆利用直升机运送到各道。 被拉到收容所的邮政所工作人员 1992年发生了以从英国引进了生产光缆的工厂设备而浪费了国家财政经费为由，免去了包括邮政省在内的中央部处所有官员的职务，邮政省副相和其家属都被拉到了政治犯收容所的事件。 朝鲜国家面积小的情况下，朝鲜当时没必要建立光缆厂。可是向金正日提交了购买工厂设备后成功输出就能赚去很多外币的提议书，并从英国引进了落后的设备。 可是当时由于朝鲜生产的光缆比外国光缆技术水平低，输出没能取得成功。所以包括邮政相在内的干部们以进口工厂设备的过程中用巨额国家外汇中饱私囊的嫌疑受到了处罚。 2001年，两江道三池渊郡李明洙工人区发生了利用卫星转播器偷看中国电视节目的电视中转站负责人和两名职员不小心把自己正在观看的中国电视节目直接转播给居民区的事故，因此所有职员都被拉到了收容所，其家属也都被赶到农场当农民了。 保卫部职员们常驻在朝鲜邮电省，并通过他们检查信件、包裹或者监听电话，监视居民。 而且派专人到各道保卫部的27局（电波监视局）和新建立的12局（手机电波监视局）协助电波管理和监视体系。 为迎接邮政节，劳动新闻和朝鲜中央通讯会对“在将军的指导下蒸蒸日上的朝鲜邮电设备”进行大夸其词的自赞的。 可是目前朝鲜的一般居民听不到也看不到这种自夸了。因为没有纸张、电力、设备、运送手段等诸多东西了。正因为如此，迎接邮电节的“将军的心情”会更沮丧。

朝鲜中央电视台6日重新播放了电影《生活的痕迹（1989年拍摄、上下集）》。这部电影是朝鲜艺术电影摄影所著名作家李春九编剧，人民演员吴美兰担任主角的电影。 因为金正日观看后流着眼泪评价说：“真正的爱国者是不追求名誉和报酬，为祖国献身斗争的人。”这部电影变得更有名了。 这部电影描述的是，跟人民军军官结婚的女主人公继承在海上跟韩国的挑衅事件英勇斗争中牺牲的丈夫的遗志，一心埋头做农业生产，成为协同农场管理委员长的“劳动英雄”事迹。 1989年上映的时候被评价为“表现了高尚的人间友爱和对劳动党的牢固的忠诚。”可是电影中描写的真实人物韩顺姬在被推举为“劳动英雄”的时候却被诬陷为“间谍”而被处决，拉下了“电影般的人生”帷幕。 ◆ 跟徐冠忾一同被处决的韩顺姬=《生活的痕迹》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电影中的实际人物韩顺姬是肃川郡城南协同农场管理委员长，于1997年9月在平壤跟前农业负责秘书徐冠忾一起以间谍嫌疑被处决。 《生活的痕迹》中是被描写成丈夫在跟韩国军的战斗中牺牲，但实际上丈夫也曾是肃川郡的农业干部，因病去世。丈夫去世后认真工作的过程中见到了到肃川郡进行现场指导的金日成，以此为契机成了协同农场管理委员长。 1960-1980年代金日成几乎每年都到肃川郡进行访问。因此韩顺姬被授予了“劳动英雄”称号，1982年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大议员。电影《生活的痕迹》是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劳动党把她推举为每个人都要学习的榜样。 可是金日成去世后韩顺姬牵连到了所谓“深化组事件”（九十年代后期金正日为铲除金日成的亲信而展开的大规模的抓捕间谍事件）。1990年代农业负责秘书徐冠忾被诬陷为朝鲜粮食危机的主犯被处决时，韩顺姬也因平时跟徐冠忾关系密切而被扣上了间谍罪。 1997年9月，韩顺姬和徐冠忾在平壤市统一街胜利3洞前众目睽睽之下被公开处决。通过“深化组”事件铲除党和国家机构中的金日成亲信后，金正日恢复了自己下达处决指示了的几个人的名誉，进行了所谓的“仁德政治”。 根据金正日的指示，97年被枪决的韩顺姬也于2000年恢复了名誉。虽然恢复了她的名誉，但据悉被拉到政治犯收容所的家人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了。据传，只有一位为照顾管理委员长而没有出嫁的姨妈活了下来。 ◆ 因《留在心中的人》而被撤职的作家李春九= 电影《生活的痕迹》编剧李春九在韩国也比较有名。 他出生在平壤市中区桥口洞，从高等机械技术学校毕业后当了机械制作工人。文学才能得到认可后，1963年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语文系创作专业，1967年开始作为“朝鲜文学创作社”作家进行了活动。 1974年编写电影《热管理工》的剧本开始步入了电影界。1970年编写了金日成称赞的电影《到世界尽头》和《我们农场的女司机》等剧本，但其后没有什么作品，没有得到关注。 1985年，李春九推出电影《春天的》开始在朝鲜出了名。其后发表了《生活的痕迹》、《桔梗花》、《第十四个冬天》、《郡党责任秘书》、《留在心中的人》、《保证》、《大河与泡沫》、《等待》、《革命家》、《青春之心》、《问问自己》、《孝女》、《坎坷的命运》等，成为最高作家。 还跟1990年代初到韩国的作家黄晰映一起共同创作了描写光州民众抗争的电影《为爱人的交响诗》。由于这种贡献，1980年担任了最高人民会议大议员，接受了金日成勋章、劳动英雄称号。1990年中期为止还担任了“朝鲜电影文学创作社社长”、“泛民联朝方本部中央委员”。 可是李春九的春风得意也没能长久。长久以来在糖尿病折磨中坚持了创作活动。可是嫉妒他成功的周边人说他经常缺席“党生活总结”，不认真进行党生活等问题，把矛头指向了他。 再加上说他抄袭了别人的作品，经常被叫到“批判舞台”，新创作的艺术电影《留在心中的人》描写的是男女之间的三角关系，因此最终被撤职后1998年被赶到两江道大红湍郡。 在朝鲜，以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事实主义文学原则为由，对描写三角关系的电影和小说采取否定态度。因此，《留在心中的人》至今还是未完成作品。 在大红湍郡经受病痛和生活困苦的过程中，2003年才重新被提拔为最高人民会议大议员。2005年9月22日，联合新闻引用对朝消息人士的话说，李春九“2004年被提拔为党宣传煽动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电影领域”，但没有具体活动情况的报道。 ◆ 因乳腺癌去世的演员吴美兰= 在《生活的痕迹》中担任主人公徐珍珠的人民演员吴美兰是人民军“4.25电影拍摄厂”出身。她的父亲吴享文（2000年10月去世）是6.25战争时期到朝鲜的演员，在朝鲜出演过《我家的问题》等几部电影。 吴美兰1979年在平壤艺术团当了舞蹈演员，1980年出演了电影《大响礼炮》，从此走上了电影演员之路。在《他们的形象》、《从军记者手记》、《新政府的诞生》、《民族与命运》、《桔梗花》、《新星》、《曲折的命运》、《生活的痕迹》等电影担任了主人公，成为最有名的演员。 特别是在1987年9月第一届平壤非同盟电影节上用《桔梗花》获得了最佳演技奖，1990年10月参加第一届南北电影节（纽约）被选为南北电影最佳电影艺人。1988年授予了人民演员、国家1级勋章，2002年11月还得到了“金日成奖”。 据传，吴美兰由其清秀的面容和出色的表演才能多次受到了金正日的个别表演指导。因此在朝鲜居民之中广泛地传说她和电影演员洪英姬是金正日的情妇。 她跟乳腺癌病魔斗争十多年的过程中，由于金正日的特别措施享受了专门医疗小组的护理，还得到了昂贵的外国药品。但2006年6月因病去世，享年51岁。

2月16日，是金正日诞辰66周年（实际年龄是67岁）。朝鲜称金正日生日为“伟大将军的诞辰日”。本来朝鲜最盛大的庆祝日是金日成生日（4月15日），如今金正日生日那一天举办更盛大的活动。 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把“共和国成立纪念日（9月9日）”或“建党纪念日（10月10日）”作为最大的庆祝日，朝鲜却把金氏父子的生日当成国家最高纪念日。这封建王朝时代才可能存在。 根据要把金正日生日作为最高进行庆祝的朝鲜当局和劳动党的政策，朝鲜居民每年都被要求参加大量的活动、响应劳力动员。居民们连眼前的生计都很难解决，干部们却忙于举办“金正日花展览会”、各种“烹饪比赛”等活动。 迎接2.16的活动目标是“让将军高兴” 迎接金正日生日，干部们专注于怎样才能“让将军高兴”。党干部们在为迎接金正日生日而召开的各种“报告大会”上，要能拿得出一定的经济成果以表达自己的忠诚。工厂企业会挂出“取得更大的经济成果献给伟大的将军快乐和满足”的口号，各农场为确保生产出更多的肥料거름생산량而督促农民。 党组织和国家行政机关会要求各企业所工人和人民班居民每人交出数百公斤的肥料生产量。在没有燃料和运输手段的条件下，冰天雪地居民要利用雪撬搬运人粪和腐植土到数十里之外的农场，把应交的肥料分配量交上去，并取得确认书。 如果在2月16日之前不能完成肥料生产计划，工厂经理或党秘书会遭到解聘、撤职或成为思想斗争对象而受到处罚。 2月初开始进行迎接金正日生日的各种纪念活动，居民每次都要参加。2月1日起各工厂企业、人民班以及各级学校都要去参观“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活动事迹馆”。 工人们一上班，开始工作之前的20分钟要精读赞扬金正日的宣传材料，还要学习赞颂金正日的歌曲。每到星期六（在朝鲜每周星期六是政治演讲日），早晨的生活总结结束后还会进行宣传金正日伟大性的演讲会、学习金正日语录达2~3小时。 金正日生日临近时，还要义务性地出席在电影院或金正日同志革命活动研究室进行的收录金正日革命活动的纪录片上映会。被动员的居民要在没有暖气的室内待到活动结束。 2月初开始，还以工厂企业和人民班为单位选拔人员进行“关于忠诚的故事聚会”、“关于忠诚的歌曲聚会”。一般经过半个月的练习，在2月14日、15日进行演出。朝鲜当局则通过电视和报纸、广播大为放映把金正日偶像化的“革命传说”和“革命轶事”。 “将军的礼物”是两天分量的粮食配给和1kg饼干 包括平壤市在内的各道、市、郡进行“2.16庆祝报告会”、“金正日花展示会”和体育活动。“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从每个工厂选拔出年轻人组织1万名规模的“参观白头山密营行军队”。该活动2月10日从两江道惠山市集合出发，到宣称是金正日出生之地的三池渊郡白头密营，总的行军距离是700里左右要走一周。很多年轻人在行军途中会被冻伤。 干部们能收到金正日为迎接2月16日而发放的一套特别礼物。礼物一般包括一套西服布料、高级酒、橘子、苹果及各种调味料。 也给普通居民和学生发放礼物。即每个家庭都能收到为迎接金正日生日而发放的两天份配粮、一瓶酒和一瓶食用油。人民学校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还能收到1kg左右的一套饼干礼品（糖、饼干、泡泡糖和江米条）。 2月16日早晨，以各企业和人民班为单位到金日成铜像参加向金正日发誓忠诚的“花篮赠送活动”，活动时间是上午8点到10点。 在金正日生日那天，工厂停止供电而给居民住宅供电，便于他们收看电视。居民们参加完所有活动，真正能在家休息的时间也就从2月16日下午开始。 活动一结束，人们或者回家或者与朋友聚在一起喝酒，但街上行人很少。寒冷的冬天，也不能做生意被迫要前往参加各种活动场所，事实上对朝鲜居民而言没有比金正日生日更辛苦的节日。 朝鲜自从1980年的第六次党大会以后，开始把金正日的生日规定为正式节日。因此，朝鲜居民受这出木偶剧折磨的时间长达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