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

I. 20日，军民联合国际调查团宣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天安舰沉没的原因明确无误地就是朝鲜潜艇发射鱼雷实施的攻击。调查团将用于此次攻击的鱼雷推进器作为“决定性的证据”提出。天安舰船体断裂面的化学反应检查也足够间接地证明朝鲜的鱼雷攻击，但是调查团还是拿出了足以让所有争议销声匿迹的直接证据。证明就此结束。 但是部分在野党及左派媒体没有谴责朝鲜的罪行，反过来抨击韩国政府的军队。抨击的内容大致有两种。一是联合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不足以断定天安舰沉没确系朝鲜攻击所为。二是即使是朝鲜所为，疏于“警戒和报告”的李明博政府内阁应该引咎辞职，相关责任人要军法处置。 金正日的野蛮行径已经让我们海军的46名官兵以及韩周浩准尉、金洋号渔船的9名船员等先后遇难，国民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但是事件真相明白无误地被查明的情况下，亲北（朝鲜）势力却还在无端无知地让烈士遗属和国民再次遭受痛苦。 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都对此次军民联合调查团的发表表示出支持和信赖。中国则处于对中朝同盟关系的考虑，在天安舰问题上态度暧昧。 如果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真的不能认同天安舰沉没原因的调查结果，一句话，中国将没有未来科研。因为这样的中国人智力能力值得怀疑。中国正在从政治立场出发下出了近乎于固执的“无理手”。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在野党民主党却甘当金正日的“跟班”。5月17日，中国新任驻韩国大使张鑫森找到民主党表示：“似乎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天安舰事件出自谁手。中国已经从朝鲜方面得到他们与天安舰事件无关的表态。”这就像是中国和韩国第一在野党在调查事件尚未公布之前已经做好了协调。 民主党此类厚颜无耻的做法在主张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下军方人士全部交付军事审判的做法上达到了极点。民主党的金大中前总统1999年发生第一次“燕坪海战”时，将取胜的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官降职处理，还对交战手册加以修订，让韩国海军在交战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2002年的第二次“燕坪海战”中，我海军的军舰因此而遭到朝鲜海军突袭并沉没。而且，总统、国务总理、国防部长无一出现在舰长尹宁夏等6名殉国官兵的葬礼上。总统第二天还跑到日本参加了世界杯活动。 第二次“燕坪海战”发生前夕，5679部队韩龙哲少将试图报告“朝鲜海军决有可能实施挑衅行动的决定性预兆”而被迫退役。这一切都是民主党的从北态度犯下的罪孽。 II 那么韩国政府应该如何对应？对此，从毫无办法到军事报复，可谓是见仁见智。重要的是李明博政府在惩罚金正日政权是必须在内部和外部两线作战。 第一，军方人士问责性人士变动应该压倒最低限。也就是说，只能针对明确判定为失误的军事、技术性的问题事实问责，杀一儆百或者“宁可作战失败，不应警戒失手”之类的大规模问责今后将引起更大的问题。 朝鲜必然还会实施挑衅，我们也完全有可能再次遭受突袭。一旦出现类似的事情，就要大规模处罚军人们，今后谁还能全身心投入国防事业？这无疑是正中朝鲜下怀。无论是警戒，还是作战，都有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大国家党院内总务主张“绝不能触发一两个人了事”，简直过于傲慢和轻率。 第二、绝对不能让企图将西海变成争端区域的意图得逞。朝鲜一直以来千方百计地想把西海海域变成国际性争端区域。朝鲜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获得大规模经济援助。正如民主劳动党代表姜基甲承认的那样，“10.4宣言”的前提就是“朝鲜的挑衅”。 2012年大选的在野党候选人尚不得而知，但是他必将主张履行“10.4宣言”，之前朝鲜在西海的挑衅也必将愈演愈烈。民主党的首脑丝毫不谴责朝鲜政权的理由也正在于此。“我们民主党与朝鲜政权维持着友好关系，只要我们执政，朝鲜就会停止挑衅行动。”他们希望国民相信这一点。 事实上，韩国国民中的不少人也主张给点钱，以换取和平。因此如果朝鲜继续在西海挑衅，就必须寻求一条可以让金正日政权束手就擒的“声东击西”之策。 第三，要寻求一种可持续、可反复的军事及非军事策略。朝鲜的其他挑衅必将继续发生。每次都反复实施大规模压迫措施也绝非易事。金正日非常清楚，任何人也不会轻易直接打击“有核国家”朝鲜。因此，隔三差五地实施挑衅，可以增加我们的心理疲劳。为了对付这一策略，我们要寻求一种可以应付反复挑衅的可持续的对应策略。同时还要确立加强国际合作的国内基础。例如，让朝鲜的高层或金正日的家人之一流亡到韩国。 第四，要找到并冻结金正日的“个人金库”。早有情报称瑞士或卢森堡的银行中存有40亿美元左右的金正日一家的游乐及流亡经费。韩国、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要联手利用“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秘密账户必须向国家报告”的条款，确实掐断金正日的财路。 金正日的这些钱来自于制毒贩毒、假烟、伪钞、假“伟哥”，还有无数儿童在烈日下淘得的沙金和强制收容所中的奴隶劳动。钱的主人理所当然应该是朝鲜人民。我们能够在汪洋大海中利用拖网渔船找到鱼雷的破片，我们同样也可以找到金正日的账户。 第五，应该面对朝鲜实施可以促进民心背离的情报自由化政策。军方决定恢复在停战线一带的对朝广播。但是我们的军队应该采取更多更强有力的措施。散发传单、收音机、供用电时信号的传送等都是低费用高效率的方法。 尤其是这些政策大多可以通过民官合作，不需要太多的准备就可以实施，人力、物力的环境已经打造完毕。仅仅是因为向朝鲜播出韩国电视剧，朝鲜就引发一场战争，没有人会认为朝鲜是正常的。 III. 李明博政府正在努力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实施国际合作的对朝制裁。可谓是必然的选择。即使中国有可能行使否决权，也要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议案。因为那样，中国也要好好掂量，自己到底要成为正常的大人，还是心胸狭窄的小人。 金正日通过“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宣称，要把目前的状况视为战争局面，还要展开全面战争。这当然是对韩国国民的威胁。我们要通过与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摧毁朝鲜的这种威胁。 但是即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制裁决议案，对朝鲜的实际效果也不大。对于金正日而言，联合国制裁可谓是家常便饭，他相信完全可以通过与中国的交往维持政权。当然，对他而言，朝鲜人民的死活遭际抛在了脑后。因此对朝鲜的惩罚，其核心应该是通过与联合国的合作，在国际社会获得支持，同时开发一种在缺乏中国的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发挥强有力作用的军事及非军事对应策略。 这里我们首先要遵守一个常识。李明博政府和大国家党必须放弃企图将天安舰事件和6.2地方选举挂钩的想法。 因为地方选举相比于天安舰事件而言，可谓是微不足道。就算是在野党企图恶意利用天安舰事件，还不如听之任之。国民也有耳朵和眼睛，更有常识。 此外，国民，尤其是相信韩国之未来的国民，不能再此事关国家命运的重要时刻，对政府或军队的细小错误吹毛求疵。国民、政府、军队要无条件相互依赖，坚决地抵御金正日的战争威胁。那才是对殉职官兵及平民们的礼遇。

韩国建军62年来，李明博总统作为军队首脑，首次亲临国防部主持了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 我们认为，李总统主持军队指挥官会议本身就是给我军和国民发表了“谈话”。 李总统对军队指挥官们称，我军和国家安保体系不能再继续维持现状。他说：“目前为止明确无误的是，‘天安’舰沉没原因绝非单纯的事故。”“事态发生后，我立即感觉到这是一间关小南北关系等的重大国际问题。” “原因查明之前，我们有必要立即开始对安保态势的全面检查。” 李总统提到了我军必须要解决的核心课题：第一、确立应对特殊战争等不对称战斗力的准备；第二、确立紧急对应机制和指挥报告体系；第三、加强陆海空三军联动；确立军队的纪律和安保意识；第四、改正偏重于理想的，不够现实的国防改革方式。 我军必须以“天安”舰沉没事件为契机，果断地改正暴露出的问题，重新成为一直受到国民信赖的军队。 去年的“大青海战”后，朝鲜媒体连续数个月一直在叫嚣“报复和惩罚”。然而，“天安”舰沉没事件发生时，军队指挥部的对应措施可谓漏洞百出。军队最高作战负责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在事发49分钟首次得到报告。警察开始非常行动后的事法1小时18分中之后，我军的战斗其才姗姗来迟地出现在事故海区上空。这些失误都将成为我军不可洗刷的耻辱。 军队首先要正视目前战时作战控制权的转换及韩美联合司令部的解体等现实，从而改革主敌观、情报能力、作战履行能力、武器体系、组织文化等。尤其是要尽早构筑可以应对西海游击战式挑衅行为的朝鲜不对称战斗力威胁的能力以及提高迅速的指挥报告体系、情报判断能力等。 但是我们认为，推进军队的变革和确立宏观的安保态势，最终还是青瓦台和政府的任务。在谈论军队的脱胎换骨之前，李明博政府自身要反省此前对朝鲜挑衅可能性的危机感到底如何。尤其要反省，政府是否一直在“维持现状”和“情况管理”的美名下消极地对待安保问题的。 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的安保体制的唯一存在就是金正日个人和朝鲜的领袖独裁体制。只要继续存在不正常的独裁者，我们的安保就不可能存在“完美的准备”。 在等待“天安”舰事件原因调查结果的时候，李明博总统必须彻底学习金正日的存在及其体制有关我们安保的意义。同时，必须要认清金正日的心理状态、局势观、生存战略等。 李总统当天表明要增设总统直属国家安保综合机构，在总统办公厅新增安全顾问，并将危机情况中心扩编为危机管理中心。一言以蔽之，总统明确表明将加强青瓦台在外交、国防、安保领域的控制能力。 但是重要的是由谁来担任这样的业务。青瓦台内外早就有不少相关的传闻。有人说可能要有军队将领等军事外交专家的大举参与，也有人说外交安保首席顾问将成为中心。如果真的是这样，无异于多了一个青瓦台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管理官员。 现在我们的外交安保第一线迫切需要的是金正日专家和朝鲜体制专家。纠正安保体系的事情，首先要从摆正安保战略开始。忽略金正日和朝鲜体制的生存在战略绝对不可行。为此，必须安排有能力预先分析金正日和朝鲜体制的专家。

3日凌晨，时过4年金正日踏上了中国领土。 身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海外寻访之路是在拂晓时刻匆忙渡江开始的。第一个迎接他的不是中国人民或领导人，而是为了保安紧急调集的数百名中国公安。 世界媒体从丹东到大连宾馆跟踪报道金正日形迹的时候，中国和朝鲜谁都没有说明金正日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用这种方式走上了访华之路。可是为了采访金正日行程的媒体和想躲开媒体的中国当局之间玩捉迷藏的过程，充分地说明了朝鲜体制和其领导人的格调多么虚弱和低劣。 目前，世界之所以关注中国大连，是因为根据中国怎样操控这个又老又病的男子，朝鲜半岛领域的未来会发生180度转变。20多年来，2300万百姓在饥饿中挣扎，全国却贴满了“伟大领导者”的宣传标语，用核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同一民族和周边国家，还妄想把向邻国和国际社会乞讨来维持生命的虚弱的政治权利传承给自己的儿子。世界正在关注中国政府能否矫正这样的金正日。 中国政府应该认真接收全世界的这种担忧。中国担任主席国的六方会谈由于朝鲜单方面宣布退出，已经18个月处在“停业”状态。在这期间朝鲜强行实施了第二次核试验，发射了远程导弹。现在又发生了在韩、中、朝相邻的西海上巡逻的韩国警戒艇受军事攻击沉没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金正日会在此次访问中摸着“六方会谈”筹码要求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为了收拾货币改革的后遗症，给第三代权利继承奠基物质基础，急需“人民币”紧急处方。进而会狡辩逐渐指向自己的袭击天安号嫌疑，并要求中国积极出面解除联合国的对朝制裁。 中国若想不被金正日耍弄，正确履行国际作用，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天安号事件、六方会谈、朝鲜改革开放等“朝鲜问题”基于金正日体制“不良性”的事实。朝鲜问题都出自“金正日政府”这一根源，所以应该一并考虑解决方式。 如果今后中国想把天安号事件与六方会谈分开处理的话，在跟韩国和美国的外交上会发生龟裂。而且把重新召开六方会谈和对朝经济援助联系起来处理，那么作为履行联合国1874号决议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的地位之间会发生矛盾。 不可否认，金正日的捣鬼正在指向中国的后脑勺。每当弄出祸端之后就会躲在中国背后，想把批判的箭头转到中国身上。13亿中国人民的领导人胡锦涛要跟这种低级独裁者并肩站在不够格的外交舞台，要站到何时？世界正在期待中国外交的智慧和恒心。

政府好像为解决天安号事件选择了“国际合作战略”。总之，是很好的战略。 据7日下午媒体报道，青瓦台的立场是调查事故原因过程开始让国际专家参与，如果发现朝鲜跟沉舰事件有关联就促进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和重新指定为恐怖援助国的工作。 据文化日报（7日）介绍，李明博总统在6日的国务会上表示：“有（国际专家们参与的）结论之后，我国政府才能根据结论采取断然的立场。”“查明天安号沉没原因并不只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是G20会员国和六方会谈国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所以重要的是信任。” 李总统的这种认识好像也深切地考虑到了我们“国内的问题”。青瓦台的官员还表示：“一方希望天安号事件跟朝鲜有关联，另一方希望没有关联，所以非常敏感。”这好像是说，正因为如此需要用“客观的方式”解决事件。 目前，对大韩民国来说社会融合问题成为了最重要的议题，内部分裂非常严重。事实上，跟“政治性、思想性内战情况”没有区别。 如果追究这种内战情况的“背后中的背后”，“朝鲜问题”就在最低层露出脸面。卢泰愚政府时期，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攒成北方政策。金泳三政府时期的对北政策赞反两立状态，是因为金泳三政府的“无能”。可是政府对北政策的无能并没有导致大韩民国共同体的严重分裂。 所谓的“南南矛盾”是从金大中政府时期开始出现的。阳光论者们主张是因为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等所谓的“保守”们诋毁了阳光政策，才导致了失败。可是这些主张本身就表明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只是第三等。 通过该专栏屡次证明过，阳光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对朝鲜的误诊，也就是对金正日政府的误诊，所以说政策的失败是“必然”的也言不为过。朝鲜的核试验等金正日政府采取的无数“客观行为”就能充分说明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保守”的事实。 可是，民主党等“阳光残兵败将”们死不承认错误。关于天安号事件，民主党的朴智元议员的言语就像是观看电视上的小品节目。是说跟朝鲜没有关联呢？还是为强辩阳光政策没有错误的一种“被害意识”？让人很难理解。 据悉，6日举行的国会情报委员会议上，民主党议员们问国情院院长元世勋“考虑到整理金正恩继承结构、访华准备、货币改革失败带来的混乱局势等各种情况，金正日批准（天安号事件）的可能性是不是很低？” 如果说这种提问意味着“打捞天安号以前不要断定是朝鲜的所谓”，那是正确的。可是考虑到“金正恩继承结构、访华准备、货币改革失败等各种情况”，朝鲜政府进行挑衅的可能性就更高，怎么能说挑衅可能性低呢？真让人不得其解。 目前，金正日希望“南朝鲜傀儡”进行适当的挑衅。这样才能宣布“准战时状态”，把人民紧密团结在“将军周围”，稳定“货币改革失败等混乱”局势。 了解朝鲜政府对内外战略时，想通过外界冲击团结内部的战略就像数学公式中还不到分数分解阶段的单纯的加减法，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目前的金正日政府跟共产主义没有任何渊源，可是阶级政府必须有“斗争对象”才能生存。如果朝鲜内部结束针对地主、资本家、反党宗派分子、基督教人士等的阶级独裁，那么其后的斗争对象就是“帝国主义”（美国）。而且“南朝鲜傀儡”是朝鲜维持政权的“永远的斗争对象”。更何况，连三岁小孩儿都知道金正日政府不管是使用核武器还是其他什么，营造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才能寻出美朝对话等生存方式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听民主党议员们幼稚的提问，都怀疑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懂不懂“算数”。我们的国民真需要为了给他们提供预算按期交税金吗？真让人怀疑。大韩民国国会议员的水平真到这种地步了吗？ 正因为如此，无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解决天安号事件，只能依靠美国等友邦的帮助。现实如此，心酸又能奈何？直接负责解决事件的当事人政治家们的水平如斯，这就是大韩民国所处的“现实”。所以，政府的对北战略固然重要，但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上“对南战略”变得更重要了。 国际合作解决天安号事件也有如下的好处。 第一，为应对朝鲜的所作所为，实现牢固国际合作很有意义。这能够缩小金正日政府的外交活动范围。是削弱对方能力的一种“孤立化”战略。预计在今后围绕天安号事件展开的外交战上，我们需要抢占优势。如果证明是朝鲜所谓，中国也无法袒护“恐怖袭击”的罪行。 第二，有利于客观地向国际社会告知金正日政府的暴力性。而且有利于通过朝鲜问题的国际化，把金正日政府圈进国际规范的框架内。 第三，朝鲜问题不仅是我们“民族内部问题”，在客观上又是“国际问题”。要想解答数学问题，需要正确选择解题的“公式”。在这点上，把“国际合作战略”作为公式来选择，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做法。 第四，为应对今后某种时期的朝鲜体制转变，或者是突变事态，有必要通过此次“国际合作”事先进行“演练”。如果出现突变事态，确实必要进行以大韩民国为主体的国际合作。 可是，就算如此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如果确实是朝鲜所为，大韩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惩罚计划。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且很难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制定让金正日不敢轻举妄动的特殊计划，制定让其“觉醒”如果再次犯下这种行为就会自身难保的特殊计划。同盟是无法帮助这件事情。所以“实力”要靠自身力量培育。

突然面对危机时，从克服危机的态度就能了解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有非常沉着应对危机的人，也有人哭闹一阵后最终认为“没有办法，真倒霉”。这种人就算面对第二个危机也用相同的方法面对。 个人如此，更何况是国家。面对危机的时候才能显露国家的实力。也就是说能辨别出先进国-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实力。 5日早晨，李明博总统在“第38次广播、网络演说”中，关于天安号事件说：“会用严明的事实和确切的证据查明真相”。他提醒不要妄下定论和进行推测，并强调说：“查明这种大事件的原因，正确性比速度更重要。” 事件发生初期，媒体过早地报道说“朝鲜介入的可能性低”，国民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可是现在虽然晚了一些，但通过总统此次的演说挽回了一些局面。 发生国家性危机时，先进国家会采取：第一，诊断正确的原因；第二，树立适当的对策并有效履行；第三，稳定的事后管理等步骤。 这跟医生的诊疗行为有共同点。第一，正确诊断疾病；第二，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并进入有效的治疗过程；第三，为患者稳定的恢复进入事后管理。 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对疾病的正确诊断。在这个过程中就能辨别出名医-专家-一般医生-赤脚医生。据说名医和专家，一般医生与赤脚医生的区别在于误诊率。专家的误诊率相对较低。可是几乎没有误诊才能称作为“名医”。 如果把它比作对朝政策，那么上次的阳光政策如出一辙。金大中政府诊断为：“朝鲜迟早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如果我们提供帮助就能进行改革开放”。对朝鲜的初期诊断失误，用医疗行为来说是明明白白的误诊。 因为初期诊断出现错误，此后的治疗方法、事后管理等都不可能正确，阳光政策也只能取得80%失败，20%成功的评价。虽然也参与了一些称为对朝政策专家级的人物，可是主要是一般级，特别是民主党政治家中大部分是赤脚医生级人物，所以只能导致失败。 天安号事件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当然，政府目前要做的就是“正确查明事件原因和背后”。5日，李总统在演说中表示：“根据严明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查明原因”。总统的言论也表明了政府应做的事情。 另外，再一次要强调的是查明原因的过程中决不能参入任何偏见。也就是说，事件发生初期错误地判断为“朝鲜介入的可能性低”，不能在第一阶段查明过程中事先预断需要在第二阶段考虑的“如果有证据表明朝鲜的所为该如何”的问题，而且也决不能进行预断。 就像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的患者不需要考虑“如果真的被诊断为癌症该怎么办”的问题一样。如果被诊断为癌症，只要跟病魔进行斗争就可以，不必要惧怕诊断过程。今后怎样治疗癌症是第二阶段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治疗阶段进行彻底的研究就行。 目前，我国国民和政府需要密切关注的是：彻底查明天安号事件时，谁会在心底感到最大的不安呢？如果警察正式进行调查，感到最害怕的当然是罪犯。越是明察秋毫，越感到不安的是罪犯，而不是被害者。 因此，查明原因的同时，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探究犯罪嫌疑人的背后。其对象不仅是西海地区，而应该是包括朝鲜地区在内的整个朝鲜半岛地区。需要动用各种影像、声音、人员情报等，为捕获罪犯撒下巨大的天网。天网恢恢，随着范围的缩小罪犯会表现出“过敏反应”。4日，朝鲜宣传媒体称“南朝鲜向非武装地带开了炮”，这也需要斟酌其用意。 从现在开始，为查明正确的原因，政府和相关机构的作用变得更大了。而且媒体的作用也特别重要。查明真相不能拖得过于漫长，也不能让天安号事件逐渐远离国民的关注。 特别是，也有可能一些不把重点放在查明真相，而是希望政府和所谓“保守言论”失败的集团继续妨碍查明真相的过程。因此，想查明真相的一方今后有可能又要跟天安号事件罪犯和尽力偏袒天安号事件罪犯的集团进行2：1的斗争。就像“非科学-非理性-不合理”的典型案例疯牛病事件那样，也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不关心真相，只在乎“通过煽动让事件变得模糊不清”的事情。 因此，希望李总统“根据严明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查明原因”的言论能贯彻到底。 趁这个机会，我们也需要制定出“正确诊断原因-制定适当的对策和有效的履行-稳定的事后管理”的应对危机典型事例。

26日晚9点30分许（当地时间），韩国海军警戒艇“天安号（1200吨级）”沉没。虽然已经过了两天还没有弄清沉没过程和事故原因等。 联合参谋部在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示，爆炸时间是26日晚9点30分左右。发生事故当天，青瓦台和政府官员们表示朝鲜介入的可能性低，可是警戒艇幸存者中的一位大尉说绝对没有内部爆炸的可能性。 对此，联合参谋部的官员表示：“敞开所有的可能性听取报告。”“有很多推测，可是接近舰艇之前不能断定任何可能性。” 首先应该由军情报部门掌握真相，并根据事实表明政府的立场。因此，事故发生初期政府官员认为“朝鲜关联性低”的发言也不太慎重。 我们不得不考虑朝鲜的攻击造成的可能性。因为很难解释幸存者们说的1200吨级警戒艇由于“强烈的爆炸”断成两截，20分后就沉没的事情。而且不能忽视围绕朝鲜的局势和军事恐吓。 如果确认了朝鲜的介入，我军就应该马上采取制定好的作战计划。如果模棱两可地完结事件，我军就会面对更大的事态。 朝鲜的军事战略战术中最传统的战术是进行对话的同时采取军事行动的“谈谈打打”和“声东击西”。 这是毛泽东游击战的基本战术。金日成在普天堡战斗中使用的就是声东击西战术。“声东击西”虽然是陈旧的战术，但因为是金日成使用过的战术，所以在朝鲜是金科玉律。 笔者认为，金正日政府在金刚山跟韩国进行一周多的所谓调查的时候，有攻击西边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朝鲜跟美国进行对话或者回归六方会谈的时候进行导弹发射试验等无数次事例。 朝鲜在西海北方限界线上的交战了解了军事力比韩国海军落后的事情。因此，南北舰艇交战会引发朝鲜军的又一次失败。所以，也有朝鲜给我们舰艇造成巨大打击后马上撤离，采取了韩国和美国很难应对的“游击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投入2-4名组成的爆破小组，在机房下方安装炸弹后逃离的可能性。 朝鲜进行游击战后逃离，那么韩国找证据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算发现了证据，金正日政府会动员所有的媒体说“南朝鲜好战狂们为引发战争而发了狂”来团结朝鲜内部，并动员朝鲜内部一些亲北势力鼓吹这是1987年韩国飞机爆炸事件那样的“南朝鲜的假戏”，分裂韩国社会。 特别是6月的地方选举将近，会给一直反对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对朝柔和论者们提供“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只会助长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对‘改善南北关系’没有任何效果”的胡说借口。 目前，需要重新提醒大韩民国国民和政府需要深思熟虑的同时，为维护大韩民国共同体需要决断时应坚决下决断。 如果断定确实是朝鲜的攻击，政府和军队不用考虑舆论的眼色或者地方选举，不用做任何政治判断，从军队的本分出发实施作战计划。 如果确实是朝鲜的攻击，政府和军队还是采取低姿态或者没有采取应有的应对，那么大韩民国国民会继续成为金正日政府军事主义的对南战略人质状态。政府和国民应该铭记这一点。 目前，金正日政府受到联合国的制裁，由于货币改革失败民心惶惶。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饿死者。朝鲜居民不再是90年代中期那样无条件服从党和领袖，在饥饿中死去的被动型人。虽然是消极了一点，可是逐渐成为抵抗当局的“能动型”。 金正日政府一直主张美朝双边会谈，坚持要求废除韩美军事同盟的“先朝鲜半岛和平体制”，从低强度的军事紧张局势挑逗，逐渐发展为高强度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团结朝鲜内部，把民心转向别的地方，提高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来向韩国施加压力，强迫进行美朝双边对话的方法中最好的方法就是西海北方限界线挑衅。中国也跟西海近，所以朝鲜提高紧张局势也会给北京负担。也就是说，会成为中国督促美国“跟朝鲜用对话解决”的借口。 最近两年，由于金正日政府的焦虑朝鲜对外战略不断暴露出不稳定。特别是金正日患脑溢血等，健康出现异常之后这种现象显得更突出。可是朝鲜政府不可能发起战争。因此，继续采取一次性“恐怖方式”和类似的局部战争。 今年大韩民国要举办超大型G20国际会议，所以金正日会继续走向提醒“朝鲜半岛是美朝军事纷争地区”的战略。因为这样金正日才能生存下去。 需要今后查明真相。可还需要提醒我国国民，就像救活经济，维护我们大韩民国共同体，也就是安全保障“没有免费的午餐”。 也有必要把国家安保国民宣传方式从过去的反共主义教育转变为重视市民自发性参与的“民官情报共有和市民参与型安保”。也就是说安保领域也需要民官统辖。可是需要明确的是，断然打击那些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那样关于金正日透露错误的信息、控制舆论的从北主义者和伪装的和平主义者们。 非常敏感时期又发生了敏感事件。这种时期遵守原则是最重要的。需要铭记，局势越复杂遵守原则是最高的战略。

如同上期专栏所言，考虑到韩国和朝鲜的未来，现在是在朝鲜国内培育替代精英及与金父子政权无关的符合现代世界要求的精英的时候。 但是，他们在朝鲜国内既无法进行政治活动也无法取得更多知识，因此这样的精英只能主要在韩国形成。对具有现代意识的朝鲜知识分子来说，韩国既是能展开活动的基地，又是能接受教育的地方。韩国的脱北者社会，正是能产生替代精英的地方。 2010年进入脱北者2万名时代。脱北者虽日益增加，他们各自的社会背景却与1990年代大不相同。1990年代来到韩国的脱北者，主要是农民、劳动者和士兵出身。也许客观上很难把他们看作能改造为替代精英的人才。 现在却有不少例外。第一，脱北者中不少是朝鲜的知识分子。第二，年轻有能力且渴望接受教育的人不少。现在韩国脱北青年中，学龄阶层（7-20岁）人数约达1，800名。 滞留于韩国的朝鲜知识分子可看作替代精英，他们具备的潜力不可小视。东欧反体制作家曾对社会变化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1960-80年代，波兰或匈牙利的具有代表性的知名文化人士大规模流亡海外，或即使在国内也拒绝与国内政权进行合作。 他们的作品也有不直接批判共产体制的时候，却向政权强求的世界观发出挑战，写实地描写其虚构性和内部矛盾。进入1970年代以后在国内，遵从政权的作家无法写出意义深远的作品成为当时的常识。 在韩国的脱北者中有作家、诗人和影人等，但他们在韩国很难从事创造性活动。能成为他们作品主题的当然与朝鲜现实接近。遗憾的是韩国的主流社会并不关心朝鲜人或他们的经验。这种情况下，以朝鲜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在韩国社会无多大市场前景，朝鲜艺术家、文化人士如果得不到外界援助，靠创造性活动将很难维持生计。 提供援助的方法包括援助脱北作家，援助发表他们的作品的杂志社和出版社，以及推进脱北美术家作品展等。自由朝鲜广播等对朝广播电台，也能成为向替代精英提供经济援助的基地。 但也不可以使文化活动过于政治化。这样的活动虽然也起到揭发独裁政权的真实面貌，削弱独裁政权的作用，实则担负着更重要的使命。替代艺术、美术和文学等，在史无前例的独裁下能起到维持独立的、创造性的文化传统的作用。苏联小说家索尔仁尼琴、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及波兰导演安德烈•瓦依达(Andrzej Wajda)等人物，在各自的国家揭露独裁政权的谎言，让真正的民族文化的传统得以维持下去。人口达2千4百万的朝鲜，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作家。我们要先去找他们，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帮助朝鲜知识分子固然重要，推动朝鲜出身新精英集团的形成更重要。在朝鲜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对朝鲜了如指掌，学习现代知识方面却会遇到很多障碍。而年轻的脱北者们在韩国接受教育，能习得世界水平的技术和知识。 但听一听在韩国上大学的脱北者的经验，就能知道存在很多问题。脱北者在韩国进大学容易毕业却很难。脱北大学生的大部分因自动退出或休学而离开学校。当然其中也有因能力不足而离开，但不少学生无法毕业与本人的能力无关。 在韩国入大学的朝鲜出身学生面临艰难的挑战。第一，他们虽然在朝鲜读完初高中，朝鲜除了几个特权层能上的学校，学校设施和教育水平都比韩国低。第二，他们在脱北以后在中国滞留期间几年没上学的占大多数。第三，他们熟悉的社会文化和学校文化与韩国差别很大。 最重要的障碍是南北所学课目及授课内容的不同。在朝鲜学到的很多内容是被歪曲的谎言，在现世界不具有任何价值。比如，朝鲜学生学习的很多内容是关于金父子的家庭，而这样的知识毫无帮助。 朝鲜学校不教现代社会所需基本知识。比如，大部分朝鲜学生都没好好学英语，也不知道电脑的使用方法。因此，曾担任电影“岔道口”助理导演的金哲龙表示“不管在朝鲜学过什么，最好在韩国重新学”，这句话万分正确。因此，朝鲜出身学生要适应大学生活，就要比韩国学生更加认真学习。因此，朝鲜出身学生即使再出众，想超过韩国学生也很难。 了解脱北者家庭的经济状况就能知道要想学习有多难。脱北者家庭的收入是韩国平均收入的50%左右，因此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持生计之上，而不是认真学习。特别是能成为精英的脱北者，也因为生计问题无法专注于学业。 为此，要考虑向脱北学生提供奖学金的问题。目前的奖学金只提供大学学费。可是考虑到脱北学生的经济问题，奖学金额度还远远不够。并不是说向所有脱北者提供生活费和大学奖学金，而是给那些上层学生，也就是能够履行经营作用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 这种方法不仅经济，还可以提高学习热情。拿到这种奖学金的学生占全体脱北者学生的25-30%就可以。当然，为了客观选拔候选人，以他们的成绩和面试为核心评价项目。 最好是向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每月提供40-50万左右生活费和奖学金。这个计划的负担并不大。可以由国家提供奖学金，而且在韩国能得到奖学金的学生只有100余名，所以财团和社会团体也可以提供援助。 笔者把希望寄托于成功的脱北者出身团体。这些团体具有提供奖学金的能力。就算给同乡提供奖学金也不成问题。 应对新朝鲜的替代精英今后有很多事情可做。 大部分朝鲜学生觉得最难的课程是英语。可以说，脱北学生在朝鲜几乎没有接触过英语。相反，从小学开始在学校和学院学过英语，脱北者们几乎不可能赶上这些韩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可是如果英语水平不高，他们就很难看懂英文教材，毕业后也很难就业。因此，建立适合脱北者水平和特性的“脱北者专门英语学院”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可以利用关心脱北者问题的国外援助，解决经济问题。 当然，没有比留学更有效地学习外语的方法。脱北大学生们很难自费去留学，可是有非常经济的方法可以援助他们。当然留学美国和澳大利亚确实比较难，可是到菲律宾进行英语研修却非常经济。菲律宾留学包括学费、生活费、机票等，每学期只需6-700万韩元。当然需要选拔确实想认真学习的学生。所以，每年从托福考试标准成绩中挑选前10-20名脱北者学生，派他们到菲律宾留学，这并不会是非常难的事情。 如果国家很难进行援助，那么可以由团体进行援助，个人也可以进行援助。用艰辛的努力克服难关，过上富裕生活的韩国高收入阶层帮助像他们以往那样面临挑战的朝鲜学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高尚的。 朝鲜出身大学生们需要克服的障碍并不只是经济问题和英语。对韩国社会的认识不够，也是朝鲜出身很难成名的原因。特别是，不太了解韩国社会的工作方式，所以不仅就业难，还不清楚应该在社会关注什么问题。因此，在就业上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企业目前实施的实习职员制度会给脱北者学生提供很多机会。 脱北学生进入韩国企业时，最大的问题就是适应共同体。让他们事先以实习身份进入企业，经历在企业应起到什么作用、做什么事情等，对他们理解和适应文化差异有所帮助。 组建替代精英的目的，以及替代精英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在朝鲜，金氏父子独裁政权不会发生变化，继续维持下去的阶段，替代精英具有影响朝鲜社会，向社会扩散批判金氏父子独裁意识的使命。应该通过对朝广播等各种渠道，向朝鲜居民传播他们的意见和文化作品。 而且，最近由于手机的扩散，大部分脱北者跟留在朝鲜的家人和亲朋保持联络。在韩国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地适应了韩国社会的脱北大学生们能更正确地向朝鲜的家人说明韩国社会。 第二，朝鲜发生突变事态的时候，他们具有回到朝鲜完成各种课题的潜力。而且在韩国进行朝鲜民主化运动的脱北者，在新朝鲜当然有望成为政界人士和高级干部。如果金正日政府之后的“脱金时代”没有这种人或者这种人很少，那么掌握实权的势力主要是劳动党干部出身或韩国出身人士。考虑到他们的背景和价值观，干部出身和韩国出身的人士很难领导朝鲜社会，而且很难得到朝鲜民众的信任，也就很难成为代表和保护朝鲜居民的势力。 另外，替代精英可以把在韩国学到的知识很好地应用到朝鲜现实，能够成为脱金时代的医生、技术员、经营员、学者等，也可以促进在新朝鲜培养专家的重新教育。虽然朝鲜经济水平非常低，但基础教育并不坏。因此进行朝鲜重建工程时，不用从头对技术员、医生等专门领域人士进行教育，而应该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教育更为合理。因为是在韩国接受了大学教育，在现代技术环境中进行过活动的替代精英，没有比他们更好地进行重新教育的集团。 第三，也有朝鲜政权长期不崩溃的可能性。这时，替代精英在韩国也可以起到重要的社会作用。 跟朝鲜的未来无关，脱北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是不可置疑的。十年后，到韩国的脱北者最少会超过5万名，也有可能成为10万名以上。因此，脱北者适应韩国社会的问题依然很重要。 毕业韩国有名大学并取得成功的脱北出身精英会成为年轻脱北者们的典范。他们的经验证明就算是朝鲜人，在韩国也不可能一直都在最底层生活，能给新的脱北者打开成功之路。 朝鲜领导层实施货币改革等行动来看，他们确实想坚决反对改革与开放，永远坚持斯大林主义体制。这种战略可以延长金氏父子体制的末日，但同时又是让致命危机变得更尖锐的政策。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朝鲜体制的末日会在何时、用何种方式到来，所以很难为突变事态做好准备。可是不管朝鲜发生什么变化，替代精英们虽然了解朝鲜社会和韩国社会却不进行“亲金行为”，对为突变事态进行准备提供很多帮助。事实上，在目前阶段，能够应对不能具体预见的突变事态的方法并不很多。可是组建和促进替代精英是重要方法之一。 这种计划不需要太多经济预算，但需要长期和有系统的推进才能有成果。可是从韩国最近的社会氛围来看，还没有系统和长远援助这种计划的政治意志。遗憾的是，像其他民主主义国家那样，韩国政治界人士不太关心那些对下届选举没有太大帮助的计划。 因此，笔者认为团体、公司援助和指导这一计划的可能性比国家机构大。可是不管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确实有必要采取这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