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8月18日，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逝世，告别了波澜起伏的一生。
在为期6天的吊唁期间，很多人通过报纸广播和上网回顾他的政治历程并表示哀悼。与前总统金大中持不同政见的人们，虽然没改变自己的政见，却对故人的一生表示敬意。这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才有的政治文化。笔者也面对在现代韩国留下深刻脚印的金大中前总统的去世有感触。
但目前朝鲜半岛的时代潮流如险滩口的急流，不能只反复回味人生的无常。联合国目前实施对朝制裁的情况下，出现朝韩当局者重新举行会谈的可能性等各种变化迹象。但过去的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实施的“给予-受骗”、“再给予-再受骗”、“继续给予-继续受骗”的对朝政策，成为我们潜在意识中的伤痕，让我们条件反射性地警惕最近朝鲜突然接近。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朝鲜派出的金前总统吊唁团的行踪上。吊唁只是借口，他们真正关注的是作为金正日的特使与李明博总统见面，转达他的口信。
当然，把“李明博逆徒集团”挂在嘴上的金正日，突然派遣自己的心腹手下拜访韩国政府，传达“一起为南北关系取得进展而努力”的信息，并闪电中断“逆徒曲子”的理由太过明显。那就是努力让朝韩关系解冻，使日趋坚硬的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战线出现裂痕，策划离间韩美，让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事业复活，给朝鲜外汇供需提供喘息的机会。
对此，专家们认为这是“毛泽东的谈谈打打战术”的一环。但突然中断粗俗的谩骂，用同一张嘴撒起了娇，不知应称其为“什么战术”才合适。我们只感觉是失掉体面和品位的到头政权的一套。
实际上，与只不过是私人企业会长的玄贞恩达成只有当局者会谈才能达成的协议，金大中前总统的吊唁团通过私人团体进入韩国等，都是金正日小看韩国政府的行径。但金正日完全无视自己作为主权国家应该具有的品格或禁道，选择了个人暴力集团的头目角色。即他面临的可能是如此紧急的情况，或者事理判断能力变差，又或者这两者都包括。
II.
问题是对一眼就能看穿的金正日战术变化，李明博政府采取的应对方式。对朝专家们认为，目前比起草率地重启韩朝对话，与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巩固对朝制裁更重要。
但李明博政府似乎无意进行谈谈打打。与韩国政府正式否认表态不同，现代峨山会长玄贞恩的访朝事项可能事前与政府进行过沟通，因此认为韩国政府两个兔子都要抓的推测具有说服力。一如李明博总统本人所言，不仅要遵守“不能再对朝鲜的核挑衅做出补偿”的对朝制裁基本原则，从金正日政权处于孤立的目前正是朝鲜自发地出来对话的好时机这一点上，似乎甚至认为韩国能主导韩朝对话。
有媒体报道称，朝鲜吊唁团向李明博总统转达的金正日的口信中“提议南北首脑会谈”，而青瓦台立即予以否认。过去，金大中前总统为见金正日付出了将近5亿美元的面谈费用，卢武铉前总统则动员所有办法却直到任期快要结束时才与金正日见面。目前的状况确实与此不同。
III.
另一方面，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朝鲜反复做的一套，就是一到春季为得到肥料暂时中断朝韩长官及会谈，到秋季又凭其他借口同意韩朝对话而确保大米和现物的援助，到冬季转入对话的农闲期让韩国心焦，到第二年春天又允许“南北××会谈”而得到肥料援助等。
当时，金大中-卢武铉政府也想抓住两只兔子，即相信“只要援助朝鲜，朝鲜就会弃核”。当然，与“只要援助朝鲜，朝鲜就会开放”的阳光政策相同，金大中-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归于失败。那是因为朝鲜政权具有 “只要我们不弃核不开放，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就不得不给我们上交更多”的“明智”。
为推翻朝鲜的这一套，朝鲜自己要承认对话的必要性并向韩国政府伸出手，而促成这一环境
的正是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朝鲜在对朝制裁的环境下，几乎机械地转为采用对话战术，而在国内承受重启韩朝对话压力的李明博政府等待的也应该是这一时机。即不是由于李明博政府固守对朝政策原则，朝鲜才提出对话，而是周边状况让朝鲜改为走上战术性对话之路。
那么，应拿对朝制裁和韩朝对话的两只兔子怎么办？
首先明确的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朝制裁虽然是重启韩朝对话的必要条件，但反之却不成立。因此，现阶段李明博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巩固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并要认识到这样的状况下才能掌握韩朝对话的主导权。如果由韩国去动摇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局面，由于朝鲜进行第2次核试验而暂且安静的亲朝协商主义者们即使主张“为了解朝鲜的真意，要通过协商尝试提供-接受”，韩国也失去予以批判的名分。而且，如出现上述情况，金正日就不会愿意通过牺牲主导权进行韩朝对话。
IV.
那么，韩国政府应推进何种内容和形式的韩朝对话？
据悉，李明博总统向朝鲜吊唁团表示“不会考虑战术性对话”，并重新强调弃核的必要性。即提议韩朝一道摸索整个朝鲜半岛的战略性变化。那么，这里的战略性变化的核心是什么，朝鲜又为何拒绝这一战略性选择？
众所周知，朝鲜经济正是由于领袖体制而崩溃，现实地看救活朝鲜经济的唯一方法就是改革开放，而从中长期来看这必然导致领袖体制的崩溃。一句话，领袖体制与朝鲜经济重建不能两立。换句话说，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原则事实上蕴含着领袖体制的变化。
因此，根据在产业化和民主化领域全都取得成功的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大韩民国，与在政治自由方面处于世界末尾，经济体制事实上已遭到崩溃，只有“上面不给也要自力更生！”等口号横飞的朝鲜的现实来看，很明显客观上就是意味着“朝鲜体制的变化”。
V.
李明博总统与美国奥巴马总统在会谈中已达成，统一韩国的体制应是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管日本和俄罗斯是否关心朝鲜半岛能否统一，根据他们的国家体制来看，完全没有理由反对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统一。
欧美共同体和亚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问题是中国，但中国内心还是会希望朝鲜通过中国式的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但保留主权。只是，在正式场合关于统一韩国的政治体制，会表示这是朝韩之间应决定的问题而退一步。
即韩国政府通过统一外交，推动达成把朝鲜半岛的未来体制问题定为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际性协议并非不可能。那么，接下来李明博政府要明确提出的韩朝对话的议题，就是朝鲜弃核，以及除了改革开放以外没有其他可重建朝鲜经济的方法，进而提出有关6.15和10.4宣言的讨论，只有在朝鲜明确表示把体制改变为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并去实践时才可能进行。
另一方面，朝鲜要求韩国政府履行6.15宣言，实际上等于让韩国政府自己选择违宪行为，其违宪内容又与统一韩国的体制问题有关联。但体制的维持以成功为前提，体制变化以失败为前提。试图改变体制的一方是国家功能濒于崩溃状态的朝鲜。因此，如今到了韩国向朝鲜要求改变体制的时期，而且按照韩国宪法精神又有那样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召开李明博-金正日会谈，李总统不应迂回而直接向金正日要求改变体制。这就是把面向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的和平统一明文化的宪法交给总统的命令。
事实上，按照至今为止的金正日采取的行为，朝鲜的体制变化被金正日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对所剩时日不多的金正日而言，自己引导朝鲜的体制变化其实并不损失什么。反而是能打开2012年强盛大国之门的或者是至少能挂门牌的捷径。
考虑到金正日以后的朝鲜，也并非是遥远的将来。现在是李明博政府一方面遵守对朝政策原则，另一方面又要超越政府层次上的战略而制定在朝鲜半岛打开希望未来的积极的大战略即统一政策的时候。因为朝鲜半岛的未来还漫长，我们站在时代的叉路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