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蒙特，加利福尼亚―接近百岁的人通常会想到死。但政党却庆祝它们的百年华诞，比如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CPC），因为它们都痴迷于永生。这样的乐观主义对独裁政权而言似乎非常奇怪，因为它们的长寿记录并不能激发信心。事实是，现代没有哪个这样的政党存在了一个世纪，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应庆祝，而应当忧心忡忡。
共产主义或独裁政党寿命相对较短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不同于民主政体，由政党所主导的现代独裁体制仅仅在20世纪才诞生。第1个这样的独裁政权苏联于1922年建成。准列宁主义党派中国国民党（KMT）于1927年在名义上控制了中国。纳粹直到1933年才在德国掌握权力。几乎所有世界共产主义政权均为二战后建立。
但有一个比历史巧合更具本质性的解释。独裁政党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相比其民主对手有着更强的霍布斯式意味――也就是，“短暂、肮脏和野蛮。”
独裁政党覆灭的一条确定道路就是发动一场战争并且输掉，这是纳粹和意大利莫索里尼法西斯共同的命运。但绝大多数独裁国家交出权力远没有那么富有戏剧性（也没有造成严重损伤的后遗症）。
在非共产主义体制下，历史悠久、且富于前瞻性的执政党，如台湾的国民党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PRI）嗅到了命运的凶兆，并在失去所有合法性之前启动了民主化改革进程。尽管这些政党最终被赶下台，但它们仍然保留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并随后通过赢得竞争性选举而重新执政（比如2008年的台湾和2012年的墨西哥）。
相比之下，企图通过有限民主改革来安抚民众的共产主义政权最终都陷入了崩溃。在前苏联集团，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改革举措迅速引发了革命，并把共产党和苏联本身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中国共产党不想在即将到来的百年庆典上纠结这段历史。中国主席习近平及其同事显然希望展示出一种自信和乐观主义。但政治上的虚张声势根本无法替代生存策略，而一旦中共因为太危险而排除了改革，就只剩下十分有限的几个选项可供选用。
早在习2012年上台以前，某些中国领导人寄希望于新加坡模式。人民行动党（PAP）自1959年来从未间断地统治着这个城邦，似乎已经拥有了一切：近乎完全的权力垄断、称职的治理、优越的经济表现和可靠的民众支持。但中国共产党了解得越多――它派遣了数万名官员赴新加坡研究其体制――也就越不希望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巨型版本。中国共产党当然希望像人民行动党那样掌握政权，但它们不希望采取同样的方法和制度以协助维护人民行动党的最高地位。
在所有维持人民行动党特殊统治地位的制度性因素中，中国共产党最不喜欢新加坡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对党，以及相对洁净的选举和法治。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些对人民行动党成功至关重要的制度一旦引入中国，将会致命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地位。
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新加坡模式在习近平时代失去了光彩，而朝鲜模式――也就是极权政治镇压、对最高领导人的崇拜和自主（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却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诚然，中国尚未成为一个巨型的朝鲜，但过去8年来的一些趋势已经标志中国正朝那个方向迈进。
政治上，恐怖统治已经回归，不仅对于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精英也是如此，因为习已经打着永恒反腐运动的旗号恢复了清洗。审查制度处于后毛泽东时代的高峰，而习近平政权几乎完全消灭了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其中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当局甚至通过监管打压、刑事诉讼和没收财产等手段来对中国任性的私人企业主进行遏制。
同时，习不懈地培养个人崇拜。这些日子，人民日报头版充斥着对习近平活动和个人指令的报道。不久前，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把1/4的内容都用在了习近平的8年执政上，而将仅有习近平一半的篇幅留给了邓小平这位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经济上，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自主。但中国共产党新一届 5年计划提出了以国内增长为核心的技术自给自足和经济安全的愿景。尽管该党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即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脱钩战略导致其别无选择――但鲜有西方民主国家愿意与将朝鲜视为其未来政治模式的国家继续保持经济联系。
当中国领导人为中共百年华诞举杯庆贺时，他们应当问问自己，中共是不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若非如此，中国共产党即将到来的里程碑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居民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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