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好像真要召开党代表会议。朝鲜中央广播21日公布“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准备委员会”说：“为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机构，2010年9月28日在革命的首都平壤召开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
可是广播却没有提起原本计划9月上旬召开的党代表会议延期的原因。据高层脱北者介绍，在朝鲜几乎没有像党代表会议这样的大型政治活动推迟的先例。最高人民会议曾推迟过，可是这无法跟党员大会和党代表会议相比。
目前朝鲜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形式上还留有很多共产主义体制残骸。比如动员大规模群众进行的剧场型政治和政治宣传等。因此，没有按时召开党员大会或党代表会议确实有些“可疑”。
如果金正日的健康真的出现了问题，或者由于传单事件等体制危害因素被护卫总局、国家安全保卫部、军队保卫司令部、保安部发现不得已推迟到“上旬召开”。那么无法在广播中说明推迟原因。因为没有哪个政府会傻乎乎地自行透露领导健康问题、体制危害因素等信息。
因此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原本计划9月上旬召开的党代表会议没能按时召开”的事实。如果朝鲜不是依靠金正日一人而是依靠国家系统运作的体制国家，那么应该能向聚集在平壤的代表们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推迟”。
可是没能这么做。原因是朝鲜体制中的党系统很早以前就已经几乎被破坏，因此朝鲜不再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而成为金正日担任代表的“团体”。这像是如果黑社会头目的健康突然出现问题或突然发生其他个人原因，就算是全国中层头目都聚集在一起的全体活动也只能“毫无理由地”推迟，而不用公开具体事由。
所以从目前朝鲜体制的特点来看，不说明党代表会议推迟原因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相反，正因为如此并不是什么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构成问题或围绕改革开放的路线矛盾问题导致推迟会议，而是“金正日个人原因”导致推迟此次党代表会议的可能性更大。
当然需要等待党代表会议结果，我们有必要更加密切关注党代表会议之后的朝鲜内部局势。需要更加关注金正日健康问题或者发生危害金正日的各种因素。
目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是“朝鲜政府进入了权力移交时期”。权力移交时期的基本特点是政权的不稳定性增加。特别是权力结构并不是基于三权分立国家系统的分立型，而是完全依靠个人独裁的权力结构，那么权力移交时期政权不稳定性就更大。
而且在权力分立型体制上如果一方出现了故障，也不会弄跨整个权力结构。可是完全独占形态一旦出现问题，政权内部的矛盾在短时间内就会发展为破灭。越是没有民主选举程序和政权交替经验的国家，权力移交时期发生内部矛盾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更何况金正日不像金日成时期那样在居民心中有绝对的威信。
而且党代表会议之后，不管其调整幅度多大，朝鲜对内外政策肯定会发生变化。到1980年为止召开6次党员大会，1958年和1966年分别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以后，朝鲜对内外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此次党代表会议应也会成为对内外政策的变化起点。
通过此次党代表会议，金正日将正式准备第三代继承体制，追求党的地位和作用的正常化，加强内阁，重视军队的“党的革命武力”这一本来的作用，加强以大众关系为根据地的对外关系等。加强内阁，在一定的限度内与重视经济、对外经济合作一脉相通。
因此，现在开始李明博政府的“无核开放3000”或“大妥协”等对朝政策，要重视“朝鲜党代表者大会以后的权力转让和对策”。即，我们要重新考虑对朝政策。对朝政策中，“管理南北关系”占重要地位，而至今为止的“管理南北关系”主要是遏制朝鲜的军事挑衅及六方会谈等通过外交方式实施的“状况管理”。
但是，日后按照至今为止的被动方式及应对现今状况的方式，有可能发生很难管理南北关系的事态。比如，朝鲜政权的不稳定性越高，制造提高朝鲜半岛紧张气氛的“企划事件”的可能性也会提高。因此，不应该持有“日后发生什么事，到时再应对便可”等安逸的想法。
尽管如此，我们社会很多时候回避未来可能面临的大问题，并因国内政治问题而为小事拼命。
13日，国防部公开了天安号沉没事件的最终报告书。首尔舆论调查机构Realmeter所做的民调显示，回答“不信任”及“完全不信任”的占被调查人员的40%，表明这些人不信任军方的最终报告书。
并且，关于“天安号的沉没是否是朝鲜所为”的提问，大国家党的79.9%、民主党的42.8%回答称“是”，民主劳动党的46.0%选择“触礁”的回答，认为是朝鲜所为的占17.7%。
天安号的沉没原因不属于“政治性意见”而属于“事实(fact)”领域。因此，各政党的支持率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天安号的沉没原因。这属于科学领域。但在我们的社会，连天安号的沉没原因也成为“政治性问题”。
如果一定要比喻，处于1+1=2这一定理与“1+1=从政治角度不等于2”这一“政见”奇怪对立的局面。即无法对立的问题在互相对立。这就是大韩民国所处的鲜活的现实。
因此，这一问题不能从“让人担忧”的角度，而应从“社会性问题”的角度去看待。事态如此，日后又将如何集聚民心智慧地应对朝鲜问题呢？
我们要记住，日后我们如果不能如实接受“朝鲜问题”，而只顾在“围绕朝鲜问题的政治斗争”方面的输赢而在内部冲突，朝鲜问题就有可能脱离我们的“管理领域”。
现在，我们眼前的南北关系中的棘手问题包括“解决天安号”、“六方会谈”及“粮食援助”等。 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从本质而言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认真讨论应对朝鲜党代表者大会以后的我们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
显然，党代表者大会以后的权力交替时期将比“金正日一人独裁时期”更不稳定。这将是比“天安号攻击是朝鲜所为”这一事实更加明确的客观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