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加州克莱蒙特——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那些心怀善意甚至有点一厢情愿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他们能够给予一个看似改革者的中国领导人的最高赞誉。但当一些美国人这样称呼于1990年7月访美的上海市长朱镕基时，这位以快言快语闻名的未来总理一点都不觉得高兴。“我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据报道朱镕基厉声说，“我是中国的朱镕基。”
朱镕基因在1990年代实施多项关键改革并带领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广受尊崇，虽然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他对8月30日去世的末代苏联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真实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眼中戈尔巴乔夫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导致了苏联的崩溃。
中共对戈尔巴乔夫的诋毁是归根结底站不住脚的。在他六年执政期间中苏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苏联解体也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上的好处。来自北方的致命威胁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而以往属于苏联领地的中亚地区突然洞开，使中国能够向那里投射其力量。最重要的是，冷战结束——对此戈尔巴乔夫功不可没——之后迎来了三十年的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开启了大门。
而中共之所以反感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担心戈尔巴乔夫的开放与改革政策在前苏联取得的成就——让一个曾经强大的一党政权解体——也发生在中国。中国统治者不同意普京总统所谓苏联崩溃是20世纪一场“重大地缘政治灾难”的看法。对他们来说苏联解体是一场给自身未来投下阴影的重大意识形态灾难。
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终结了苏联帝国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相当明显的证据体现着中共萦绕不散的感同身受式创伤。中共宣传人员今年2月末开始放映《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对苏联亡党亡国30年的思考》这部时长101分钟的纪录片，片中指责苏共未能（尤其针对历史和各类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执行严格审查制度。
尽管如此，鉴于中共近三十年来在避免类似命运方面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功，它对苏联解体的执念显得有点很奇怪。中国共产党最显著的成就就是通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获得合法性。无怪乎苏联解体后不到两个月时年87岁的邓小平就召集士气低落的全党重新启动了停滞不前的改革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另一个不太为人所知但同样重要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努力防止了一个类似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上位并从内部瓦解其统治。苏联解体后该党在审查其未来领导人时极为谨慎，只有那些政治忠诚度无可挑剔的官员才会被赋予权力。
前苏联大部分地区在1990年代的混乱和经济危机也让中共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传妙招。通过渲染普通俄罗斯人的痛苦，该党向民众传达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信息：将经济置于民主之上才是正确的道路。
但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仍然被戈尔巴乔夫的遗产所困扰。有人可能会说中共的不安全感和偏执（正如所有独裁国家一样）是无法治愈的，但中国的统治者们一直想方设法证明这一点并不存在。
中共最高领导层曾在1990年代委托学术界实施了一系列研究去探讨苏联崩溃的原因。参与这项智力工作的人包括备受尊敬的学者和御用文人。虽然他们在许多诸如经济管理不善、无法在对美军备竞赛中取胜、过度帝国主义扩张以及非俄罗斯族共和国的族裔民族主义等争议不大的因素上达成了一致，但却对戈尔巴乔夫的角色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御用文人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应对苏联的崩溃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拙劣的改革削弱了共产党对政权的控制。但那些对苏联有真正专业认知的学者反驳说错在戈尔巴乔夫的前任，特别是1964~1982年间统治这个帝国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停滞和经济萎靡留下了一个已经腐朽到无法改革的政权。
从现今中国官方对苏联解体的叙述和对戈尔巴乔夫的持久敌意来看，显然御用文人赢得了这场辩论，而中国领导人是否从历史中吸取了正确的教训则不得而知。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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