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朝鲜最近公开展示了其新型洲际和潜射弹道导弹，此举引发了外界对于平壤政权为美国本土所带来风险的全新忧虑。随着乔・拜登政府回顾过去4年来美国对朝外交政策并从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核问题峰会中汲取可能的教训，拜登政府应当思考采取新的军备控制模式。
人们不应惊讶于特朗普失败的努力。毕竟，前几届美国政府阻止朝鲜核武项目的计划――包括比尔・克林顿的“框架协议、”小布什政府任内的六方会谈以及巴拉克・奥巴马所签署的“闰日”协议――最终都沦为徒劳之举。恰恰相反，朝鲜于2003年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并且未能遵守1992年与韩国达成的保证朝鲜半岛无核武器的协议。
所有这些毫无进展的外交活动都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核军备控制在半岛究竟有没有未来？
答案是有的，但必须改变行为。现在应当明确一点，那就是金不会响应某些人的呼吁废除其核武库，也不会允许进行可以核查的核冻结。理由再简单不过：就像今天一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样，核武器负责保障政权的终极安全。核弹还为金正恩与韩国交往提供了筹码。因此，如何确保朝鲜永不使用其核武库才是真正的难题。
实现上述目标将需要融合传统威慑和全新外交思维――具体而言，就是正常化美朝关系。美国目前通过其离岸空中及海上核保护伞震慑朝鲜半岛，同时有近30,000名驻韩美国地面和空中部队补充了300多万韩国现役和后备部队序列。
但仅仅依靠对朝鲜的震慑并不能保证预防或管理失误，因为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隔绝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危险性。与世隔绝会滋长病态的不安全感，从而导致出现误读和误判。令局面更加复杂的是，金正恩喜欢浮夸、在军事上惺惺作态和采用欺凌等手段。
基于威慑的正常外交关系为其他双边关系，包括中美关系，提供了实现核和平的途径。毛泽东领导下冷战时代的中国曾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危险，对美国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也要严重得多。毛干预了朝鲜对美战争，其后又在20世纪50年代挑起了台海危机，并鼓励针对西方列强发动民族解放之战。当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任时，它将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拥核眼中钉，并考虑对其采取军事行动。
但美国并没有开启轰炸模式，而理查德・尼克松随后对中国的开放以及吉米・卡特在任期间双边关系正常化也消除了美国的忧虑。尽管从未签署双边核武限制协议，但即使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核武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级别相对较低的问题。
同样，回顾上世纪30年代，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也印证了美苏外交关系的价值。在美国加强军事筹备迫使苏联撤回核弹的过程中，驻华盛顿的苏联外交官和美国官员之间的相互接触被证明是打破僵局的关键。同样，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外交影响力及美印关系在1999年卡吉尔冲突期间以及2001年印度议会遭穆罕默德军恐怖袭击之后延缓了核战争。
诚然，朝鲜核事业对金政权存续与否至关重要将复杂化任何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后，才是有关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述进程能否或应当从设立大使馆开始，希望这样做能建立信任，从而容许两国能够解决实质性问题？或者能否授权谈判代表立即着手解决细节问题？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朝鲜需要摆脱国际经济制裁，而美国则需要消除朝鲜用洲际弹道导弹（ICBMs）打击其本土的能力。
制裁、国内治理不善、自然灾害和2019年新冠疫情导致朝鲜经济迫切需要修复（金正恩自己也认可这一事实）。对目前缺乏有效弹道导弹防御的美国而言，成为朝鲜核弹靶子的可能性不可接受。这是否能够促成某种交换，也就是取消经济制裁以换取弹道导弹的销毁？
这样的协议将保留朝鲜战区核力量，同时有助于恢复该国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美国先发制人地发动核打击。它还可以使美国不受可能的朝鲜洲际弹道导弹袭击的影响，从而使美国能更好地满足韩日两国的安全需求。同时朝美两国均向对方国家派驻外交代表，从而使双方拥有可靠的渠道来解决争端和管理总体关系。
为确定金正恩政权是否愿意接受认真谈判，拜登政府最初可能会采用所谓的第二轨道外交策略――即派遣前美国政府和非政府对话者与朝鲜官员举行非正式会晤，会面地点则选择在第三国。如果这样的接触引发了平壤的兴趣，那么，正式会谈的大门就会由此开启。美国的默认选项是返回到屡战屡败的说服朝鲜解除武装的努力。真正的挑战在于说服双方领导人相信，由外交关系正常化所导致的洲际弹道导弹制裁交易是前进的最佳策略。
Bennett Ramberg，老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政策分析师，著有在战争中摧毁核设施以及核电站被用作敌方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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