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球的16年对朝事业

发给平壤工厂的订单最多1个月应该能完成，所以我期待能够在北京见面。约好在北京看到样品后在进行协商。可是过了2个月也没有消息。 几次督促他们仍旧杳无音讯。后来我都产生了一股傲气，要等到底，看看他们到底能多长时间送来样品。我想到如果和轻工业委员会合作可能更快一些。因为金日成的女儿金敬姬负责轻工业委员会，只要和直属会社朝鲜轻工业制品进出口会社取得联系，问题应该更简单。三千里总会社仍然没有回信。 我来到平壤经高层的介绍直接与这家会社的副社长（金明善）打起了教导。“我要和副社长同志一起负责这个国家孩子们的缝制玩具！只要能够按照我构思的工作计划进行，我愿意建造一家玩具工厂。为此首先要制作出样品得到肯定。归国后我要拿着3000个样品立即返回到平壤。” 副社长恰好要在2个月后到中国的沈阳出差。我对他说：“正好！我们就在沈阳再见吧。但是一定要在您出差前把样品发给我。那样才能进行评价，并根据结果进行协商。我们还要一起参观沈阳的玩具工厂。” 三千里总会社发来的样品在3个月后，轻工业方面发来的样品在1个月后同时到达了北京。我来到北京的公司办公室（光明星和三千里会社共同使用），他们埋怨我“为什么把样品送给两个地方。” 我跟他们说，如果是你会选择需要3个月完工的工厂，还是1个月就能完工的工厂？我劝他们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无论是哪一个公司，都是在共和国生产，所以最好能选择一家更好的工厂。第二天我回到了首尔。 隐瞒韩国人身否后参加对朝合作谈判 3000个样品中三千里送来了2400个成品（600个不知去向），轻工业方面送来2900个（100多个是废品）。 新湖商社技术人员们进行评价的结果是只要在进行几项教育就足够。平壤轻工业进出口会社的金明善副社在发来消息自己已经到达沈阳。他说已经把事情向上级报告，要和我谈论具体的工作计划。我为了协商技术方面的问题，拿着样品和新湖商社对朝工作组长金成久专务一起携带工作计划紧急飞往了沈阳。 当时的朝鲜在没有平壤方面的允许之前禁止朝鲜人与韩国人相见。韩国也同样。我让金专务坐在协商桌上，说他是新湖商社香港分社的外籍职员。协商进行了4个小时。 朝鲜方面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来谈判，一发现有3个人，他们对显然感到有些别扭。吃晚饭的时候气氛有所缓解。碰巧我叫金灿球，朝鲜方面是金明善，新湖商社方面是金成久，都姓金，所以彼此亲近了不少。我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哪儿都是姓金的。南边北边都是姓金地在同志国家。”结果这句玩笑差一点惹出一番争吵。有关领导人的话题在朝鲜仍然和敏感。 南北合作玩具工厂在沈阳达成历史性协议 但是紧张气氛没一会就缓解了，毕竟是同胞。金成久专务突然向金明善副社长说道：“从美国来的金灿球社长是我的大哥。我们名字差不多，金副社长也和我们一起成兄弟怎么样？我比两位小两岁，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成为三兄弟好吧。所以这项目就请大哥和二哥一起合理完成吧！” 我们很开心，就像是项目已经成功了。金明善毕业于金日成大学经济学专业，曾经在朝鲜驻波兰大使馆工作，待人接物很圆润，所以和他谈判就像和韩国人谈判一样。长相也更像行国人。 第二天我们经过几次修改最终拟定了“加工临时合约”，并于1995年8月23日在中国沈阳历史性地签署。南北合作玩具工厂项目正式启动了。当时的感动无以言表。 此后经过几次样品评价对技术做出了肯定，于是我决定开始安装设备。此后与新湖方面的设备投资协商非常顺利。我们决定第一批设备在韩国制造，说明说和注意事项等都用韩国语标记，并特别小心不要让对方看出是韩国制造的设备。 新湖李淳国会长做出了特别指示，事情进展顺利、迅速。订单由新湖方面通过我进行，原材料和副材料都100%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我在百忙之中还要到工厂亲自学习制造工艺和技术以及检验技术。 设备提前到达，地点成问题 因为我需要了解设备机械，还在短期内快速完成了机械方面的学习。我对机械或电器等方面的学习能力比一般人要快很多。因为当时要把韩国技术人员带到平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由我来亲自掌握几乎后再到平壤传授技术。 机械的定制和装船再到运送到平壤整整花费了6个月。此间我无数次进出平壤，在制造3000个样本的过程中给他们传授了技术。在此过程中对此前在对朝事业的误会也有所解除。 设备根据在约定的时间里到达了平壤，但是平壤方面却认为那么多设备怎么可能按时到达，所以根本连工厂地点都没有定下。后来听到设备已经装船的消息后才急忙和上级汇报和选址。 轻工业方面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厂房，白白地让设备在仓库里睡觉。我自己到平壤和他们一起倒出找厂房，但是找不到合适的。 平壤市以北30公里处有一家“龙城卷烟厂”，厂区内有一座2层独立建筑，我感觉很不错。于是把设备搬到哪里，根据设计图安装设备以及试运行花去了3周。 工人需要240人。第一批招来的160人在工厂开始了整顿工厂的工作。劳动党动员局答应几天内将不足的80名员工送来。 “我是美帝国主义（？）国家来的金灿球” 金明善副社长被任命为工厂负责人，工厂开始启动了。我的职务是玩具会社会长，开业日期举办了一场茶话会。轻工业部副部长、侨胞局总局长以及其他轻工业部门当干部们前来祝贺，并对我表示欢迎。那时让我充满信心的一天。朝鲜的第一家玩具厂就这样诞生了。 轻工业制品进出口会社也准备了单独的活动。会上中央党的某干部表示，朝鲜人民热烈欢迎旅美同胞金灿球先生为祖国和人民筹建玩具工厂。我也发表了答谢词。 “大家好！我是从大家最讨厌和最仇视的美帝国主义国家来的旅美侨胞金灿球。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但是不是帝国主义者，也不是美国佬。我和大家一样是朝鲜人。梦寐以求相见的同志们终于今天得以相见，我真的很高兴。” “今天我用我的双手在我的祖国朝鲜的平壤建立了一家玩具工厂。希望在座的大家能够帮助我让今后的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边十个。我一个人绝没有能力让工厂运转。需要大家真诚而有力的帮助。” “今后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请真诚地指出来；如果我做好了，请多多赞扬。那样我才有力量更好地做事。我从今天开始要生活在这家工厂，为了朝鲜的孩子们和创汇近我的全部力量。我的希望是共和国的手又孩子们每人都能有一个我们工厂生产的兔子、熊、小狗等玩具。” “我还希望我们工厂生产的玩具能够赚取更多的外汇，让我们大家都成为富翁。我对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这里祝贺我，鼓励我，表示真诚的感谢。朋友们！请大力鼓掌，给我们鼓励。谢谢。” 我感动地几乎热泪盈眶。 那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未完待续）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前往平壤的途中访问了中国的天津。当时正值经济特区的建设，氛围异常嘈杂。我看到经济特区的建设还刚刚开始，困难重重，所以走马观花之后就访问了自行车工厂。 我为了将物美价廉的天津自行车出口到美国，在前往平壤的途中访问天津自行车厂，与他们进行出口谈判。当时只需30美元就可以把一辆自行车送到美国的西部港口。 美国的自行车市场的进口量依次是台湾、日本。我首先预定100辆用于出口美国。当时突然想到了朝鲜。朝鲜的交通状况实在糟糕，寻找离散家属一天需要走数十里路。想到个中的辛苦，我也感到非常着急。想象着他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还要在一天走几十里路，我觉得并非与我无关。 我们也都曾经历过那种苦难，但是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现在交通发达以至于没有必要骑自行车。我虽然不是离散家属，但是突然涌出一个想法：抚慰离散家属的伤痛，我也要出一份力。 于是我想到把自行车送到朝鲜就可以用于寻找离散家属。我想，韩国方面提出离散家属生死确认申请后，朝鲜的有关人员就可以骑着这些自行车进行确认工作。我的脑海里浮出骑着自行车为寻找离散家属而奔波劳累的工作人员形象。 赠送自行车作为离散家属生死确认之用 我谈好每辆自行车送到平壤的价格20美元后就马上访问平壤，向海外同胞援护委员会的接待员提出要赠送“离散家属工作用”自行车100辆。条件是其中的10辆送给我制定的工厂，剩下90辆用于寻找离散家属。 我要求我滞留在朝鲜的期间内给我答复。因为在离开平壤之前决定订购数量。几天后接待员突然提出能否将购买自行车的前换算成现金赠送。我询问理由，他却面露难色地表示不要细问。当时的所需经费包括送到平壤的运费只需3000美元就足够。 回国之前我再次向他们表示：现金绝对不可以，可以赠送自行车。考虑清楚后联系我。两个月后访问平壤，他们再次提出要现金。我再次询问了理由。接待员的回答是，共和国出面订购，价格可以更加低廉。 我开始有些犹豫，很难定下心来。该不该给现金？还是冷静地拒绝？正在我陷入沉思时，有一天他们再次向我提出要现金。好，我就相信他们一次吧！ 当我送给他们3000美元后要求收据时却遭遇到难堪。 “灿球先生难道一辈子一直在被骗吗？”决绝签发收据 他说：“灿球先生难道一辈子一直在被骗吗？我感到气愤。”理所当然的交易方式在这里却行不通。在此后的6个月，我每次到平壤都提出自行车的事情，要求他们予以确认。但是他们只是说自行车已经由国家订购并分发到需要的部门，却不给我看。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什么自行车。 我很气愤，所以每次一到平壤我就唠叨自行车的事情。后来接待员也换成新人，由于没有唠叨的对象，事情逐渐就被淡忘了。我曾经询问过与我有交往的工厂社长，是否听到海外同胞援护委员会要送给他们10辆自行车。可是他表示毫不知情。我提出的工厂需要10辆自行车的要求也被他们给抹杀了。 怎么可以这样？我感到眼睁睁地被人抢劫了。我还能不能信任这些人？今后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 我感到极度的伤心和失落。但是朝鲜的人们却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对待我。 当时还刚刚开始与朝鲜交往的我因为对他们的不信任和背叛感还有荒唐感是我感受莫大的痛苦。后来此类事情时有发生。随着自行车的销声匿迹，我对朝鲜的信赖也坍塌了一大块儿。

开始进出平壤6年后，我投资的工厂里开始生产朝鲜劳动者们生产的产品。 在朝鲜罕见的布料，上不熟练的手工，女工人们着实出了不少苦。头一个月布料浪费非常严重。但还是非常认真地尽最大的努力，终于生产出了娃娃熊的样品。 随后白熊、灰熊、小狗、小猫等布娃娃陆续开始生产出来。布娃娃上面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真的感到神奇，感觉到那些布娃娃都充满着生机。老大不小的我似乎回到了童年。 我想象的我们生产的布娃娃去到韩国，送到朝鲜孩子们的手里，让孩子们的童心充满着幻想，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孩子们一定会抱着娃娃睡觉，摸着娃娃，亲着娃娃，尽情地和它们玩耍。想象就已经足以让我开心无比。 只要一直能这样生产，国内商家们的评价就会升高，订单就会接连而来，生产所需的技术和经验也可以传授给朝方。必须经常来往于朝鲜和韩国，通过录像和图片等给工人们传授技术，让他们主动掌握生产技术。 下一个目标是增加产量，给工人们实施集中教育，把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平均10万个。实现这个目标花去了6个ue。此后只要头脑和手的速度跟上，每月20万个的生产能力轻松就会实现。 “我们不会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做事” 可是后来又发生了朝鲜特有的问题。因为薪水是固定的，生产量少就会提高成本。但是提高生产量后不合格产品就随之增加了。工厂管理人和员工们都没有成本的概念。 强调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减少不合格品的数量和追求速率，他们就会说“我们不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做事。”工人们也不具有“多做多收多利”的意识。他们只是认为做好下达的任务就可以，没有必要让自己太累。 督促他们更加强有力地推进生产，他们就会说：“我们严格遵守伟大的金日成领袖和亲爱的金正日同志有关生产工厂的教导。我们只听从这个，不听虫社长先生的指示。” 听到这些话我就会哑口无言。我只能单独找来管理人给他讲授注意事项或技术等，让他在现场实施二次教育，以这种方式度过难关。 工厂的名称“平壤顺平缝制玩具厂”也是我自己取的。外国人想在朝鲜设立公司，当时必须取得政务院的满票通过。好在顺利地取得了营业许可证。 这样的玩具工厂在朝鲜也是第一家。因为信誉好，劳动党也非常关心。我得到单独工厂建设的许可，得到了25000坪建厂用地，工厂建设的设计图也着手画了。 我设计了具有办公室、产品研究室及制图室、工厂、员工宿舍、体育设施、革命教养室、生活关（音乐设施、娱乐设施、读书室、洗浴设施、理发店等）、食堂等其他便利设施的工厂，得大了当局的许可。 “竞争是美帝国主义的运营方式，不可取” 我在对外经济委员会的帮助下正式从政务院得到玩具工厂商户名称和营业许可证等的许可。需要说明的是，营业许可证并非申请就能拿到。这需要在政务院会议上获得所有阁僚们的满票通过。 我决定在头一年实施多种经营，目的是向朝鲜政府表现合作态度。我想根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将240名员工分成4个班组，在完全独立的体系下，组成生产线，以此来开展班组之间的竞争。 我还引进了奖励制度。以合格产品的数量为准评定次序，向一等奖的班组成员奖励是面粉，二等奖是非早，三等奖是白糖、四等奖是糖精。我想利用这种奖励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能力。 但是一开始实施这种方法，朝鲜方面就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方法，朝鲜不喜欢”。于是只能时断时续地实施。我还尽力想要说服他们。 我在厂房设置录音机，在工作时给员工播放雄壮的歌名歌曲和《口哨》等歌曲。同时我还努力营造和谐的氛围，以使得生产可以按计划顺利进行。 我向员工们强调只有给玩具富裕活生生的气息，才能让玩具变得更生动。只有那样孩子们才能真正地把玩具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做出活生生的玩具需要很多经验。因为员工们小时候都没有玩儿过娃娃玩具，所以他们不太好理解这种要求。也许是必然的结果，同时也是让人心痛的结果。

我第一次访问朝鲜时，目的是观光。所以没有需要特意相见的人，也就没有专门准备礼物。只是为了应付万一碰见与我的事业有关的人士，准备了一些平常的领带和头巾、袜子、手套等。 但是当我第二次访问朝鲜时就考虑好与那些有关当局人士们相见，精心准备了头巾、皮手套、袜子、手表、钢笔、老花镜等。因为我不是去和离散家属会面，不知道要见到何人，所以准备了一些任何人都有用的礼物。 问题是下一次再和接受我礼物的人见面时就会发现这些人都不使用我赠送的礼物。原因是生怕惹人白眼。于是下一次开始我就准备了一些轻易不会被人发现的礼物。例如家庭用的生活必需品或内衣等都不大会被人看到。我辛辛苦苦地拿着消化药、驱蚊剂、内衣、袜子等大包小包到朝鲜作为礼物赠送给我见到的人们。那时我才知道什么是赠与的快乐。 礼物中有一些是美国产，但是生活必需品和内衣等大都市韩国产品。问题是“韩国制造”的标签。第一次在平壤顺安机场，除了美国产品或中国产品，凡带有“韩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全部都被没收。吃一堑长一智，随后我就采取剪掉商标或更换商标的方式得以顺利通关。 有一次，某位高官嘱咐我下次给他的孩子们带一些玩具娃娃。我干脆就从他那里要了订单。孩子们想要的是小狗、小兔子、小熊娃娃。 当时朝鲜没有缝制玩具工厂 当我拿给他几件玩具娃娃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和国没有生产这种东西的工厂 … 只要有一家，孩子们该多么开心啊！” 他说朝鲜连一家缝制玩具工厂都没有。 朝鲜当局号称天下最好，必向外国友人炫耀的昌广幼儿园，我去看时也没有看到孩子们手里拿着一件布料缝制的玩具娃娃。玩具都是些木材或塑料制成的积木、汽车、自行车等。 当时我想到“现在韩国因工人们的罢工示威，轻工产业都转向了东南亚。估计缝制玩具业也好不到哪儿去。”后来才知道，这缝制玩具100%都是靠人力制作的。缝制玩具制造业在韩国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行业。 1994年下半年开始，韩国国内的缝制玩具行业因为无法在出口价格竞争中胜出，开始接二连三地向国外转移。曾经席卷世界市场的韩国高端技术廉价地移交到了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当时我决定要将这一行业引进到朝鲜，开始在首尔寻找合作企业。 决定在平壤建设玩具工厂 在世界市场上代表韩国的“D”产业对美国的年出口额一度曾经达到4000万美元。但是当时因为经受不了暴涨的劳务费，几乎面临着倒闭。我在碧山集团禹英实秘书长的引荐下见到了收购了这家债台高筑的“D”产业的新湖商社李顺国会长。当时我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缝制玩具行业进入朝鲜的可行性，并要求他予以考虑。几天后李会长答复我愿意试一试。于是我把那些曾经的失败全都抛到脑后，又开始疯狂地工作起来。 新湖干脆在公司内部设立了对朝事业小组，将技术常务（金成久）命名为负责人。李会长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这里讲一下我和碧山集团会长秘书长禹英实的因缘。碧山集团在建材领域中板条生产堪称韩国第一。碧山集团当时有一要将这板条加工厂转移到朝鲜，并通过香港的一家公司，长时间秘密地与朝鲜的光明星总会设交涉。 当时我正好也和光明星总会设合作。我顺便就把朝鲜方面对碧山集团会长以及管理层的邀请函转达给了碧山集团方面。 朝鲜方面将与碧山集团有关的一切事业为人给我，并嘱咐我做好分析工作。就是那次转达邀请函成了我和碧山方面认识的契机。后来我推进过几个项目，但是因为没能就原材料供应、价格、技术人员常驻平壤等基本事业规划没能达成共识以及碧山方面过渡的谨慎最终没能完成合作。 有一天，《月刊中央》的对朝业务记者（现任主编）许义道的电话。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好不容易和我联系上，并要求对我进行采访。当时想找我采访的记者很多。 我实在拗不过他的韧劲儿，就有条件地答应了他的采访要求。我的条件是同时将有关“财阀们对对朝经济合作的错误认识和行动以及不负责的约定”有关的报道一起登出。他答复我如果暴露的内容属实就一定登出。 对朝事业是让朝鲜人民认识外面世界的机会 许义道记者以《人物研究：对朝PK线的核心金灿球先生》为题，不偏不倚地介绍了我的对朝事业。后来这篇报道登出后，国内的不少关心朝鲜事业的人士们找我咨询相关问题，我因此浪费了不少精力。 对于对朝事业，我始终认为：“这是直接或间接地让朝鲜人民了解外边世界的机会。同时也是让他们学习技术，赚取外汇，从而让他们能过少更好一些的生活的机会。这样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同族之情，也就必然感受到南北和解的必要性。”所以我从来不会先去计算利益和损失，即使有所损失也会当成是有意义的事业。 所以我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抱着给他们传授一门赖以赚取外汇的新技术的想法，乃至为统一做出一点点贡献的想法，没命地奔波在平壤和首尔之间。 三千里总会设开始缝制玩具样本的制作 1990年，朝鲜为对韩经济合作事业窗口的一元化，设立了“高丽民族发展委员会”（民族经济联合会的前身），在中国北京贸易中心开设了办公室。旅美同胞金刚山集团朴景润会长提供了经济方面的资助。他们在北京贸易中心的国贸酒店开设了宽敞的办公室，秘密地与韩国的财阀和希望进入朝鲜的业者们相见，高谈阔论地进行着协商。 派遣到平壤的人是朴钟根。在韩国他也作为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同学颇有名气。一段时间里，“高丽民族发展委员会”和韩国的不少人有过交易，但是没有什么所得。后来听说现金投了很多，连朴景润会长的名誉也受到牵连。因此朴景润会长忠告朴钟根在对韩事业上要摆正姿态。但是见钱眼开的朴钟根根本没有听进去。再加上盲目引发竞争的韩国人士们也是问题。 此后，以玷污名声为由，改由“光明星经济联合会”负责对韩事业。“光明星紧急联合会”属下有两个平等的会社，一是光明星总会设，二是三千里总会设。轻工业部门主要由这家会设负责。 我与新湖商社协商后，将剪裁好的相对制作简便的样品3000个寄给了朝鲜。同时寄去的还有详细的制造方法以及其他内容的说明书。他们只要完成缝制就行。（待续）

我签发了“委任状”授权大成贸易与运送海螺的朝鲜传播会社签约。 本来应该我自己亲自去，但是当时我判断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签名而去一趟平壤。况且从美国到平壤需要花费7天时间。于是我通知大成贸易替我签合同。 我在委任状里写明合同签署后我将通过管理所有朝鲜船只的日本近洋海运（朝鲜船舶公司在日本的总代理）直接利用美元支付运费。 不久后接到了回信。朝鲜传播会社不相信合同内容，所以不需要什么“委任状”，必须由我亲自到平壤和他们会面后签合同。回信中甚至不无威胁地写道因为在冷库中保管需要继续支付费用，如果无法及时解决运送船只就不如让“人民”吃掉。 我苦恼了好多天。朝鲜方面接二连三地发来电传说如果不在几日内到达平壤就会放弃合同。岂有此理！在平壤就可以与当地的船舶公司简单地签署合同，何必远道从美国前往平壤签合同？我实在无法想得通。 我向船舶公司指导员发去了电传。但是杳无音讯。是否应该放弃？还是要继续忍辱负重地教育他们，让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 最终我决定把一切归咎于早先一部开始对朝事业的自己，将一切理解为开拓者的苦难。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自己完成这项事业！要忍耐，要坚持！”我从美国出发经由首尔、香港、北京，历经6天才来到了平壤。 我把大成贸易商社社长和船舶公司的负责人叫到了酒店的会议室。同时委托接待员把海外同胞援助委员会参事（金英洙）也请到了。 “你们以为美国是你们家的邻居吗？” 即使是理解朝鲜的实际情况，我也无法理解事情的原委，就像他们发起了牢骚：“这世上哪有这样的贸易？来到平壤顺利了也需要6天。来一次平壤就要花费1万美元以上。时间就是金钱。为什么要这么刁难海外同胞？你们以为美国是你们的邻居？” “你们以为美国是遍地都是美元的地方？本来我可以不必来平壤。今后还要继续这样的交易方式我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这次我来到平壤，就直接和传播公司签合同吧。这样才能放心地通过通讯交换意见。” 只有我在伤心和愤怒。无数次想过要掀开桌子大发雷霆，但是我忍住了。我越想越生气，实在是难以忍受。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在合同书上签字时我的手因为生气而颤抖。他们也看到了我的手在发抖。 接待员金玄哲握住我的双手说：“社长先生，忍得好啊！这事情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现在使因为我们的同志们什么都不懂所以才会这样。您要谅解。”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 花了整整6天才到达了平壤，但是我不想和他们谈起他的项目，也不想见到任何人，只想尽快离开。于是就没有等到有航班的日期，两天后我就坐上了从平壤途径新义州、丹东到达北京的国际列车上狭窄的卧铺上。 “这艰辛的道路，是否要继续走下去？” “是啊。只要能够让他们明白一点点外界的情况，从而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能够通过我让他们了解一些韩国同胞们的生活情况，那就足够了。这不就是为民族，为国家的道路吗？”整夜我就用这些想法劝慰自己。 回国途中我在首尔停留几天，一边休息，一边想了很多事情。我决定以此事为契机，暂时忘记朝鲜。 我路过东京时还在一家烧烤店里约见了近洋海运株式会社的郑熙源社长。约见他是为了今后的事业而和他打声招呼。 朝鲜海产品首次进入韩国港口 我对他也发了一顿牢骚。也请求他力所能及地帮助改变朝鲜方面不合理的做事方式。 我得到冷冻海螺已经装船出发的消息后马上联系了首尔的合作伙伴（丽水第一冷冻株式会社）。到达首尔后我立即找到水产厅。目的是询问朝鲜产冷冻海螺经过日本到达釜山，应该如何办理法律程序。（直到那时，朝鲜产品运送到韩国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也不具备相关法律，也没有行政程序上的经验。） 水产厅方面说：“因为是进口产品，应该去找商工部进口科商量。”而商工部方面却说：“音位是水产品，应该找水产厅。”他们就这样互相推诿，我在中间却筋疲力尽。 问题时第二天货就要到达日本，并且马上要装上集装箱运往釜山港。最后我和地一冷冻株式会社商讨决定以“出口原材料进口产品”办理手续，先把货接到釜山港后再解决其他问题。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在朝鲜东海岸捕捞到的海螺50吨历经13个月的时间后从日本港口运抵釜山。 因为海螺带着壳子体积很大，50吨海螺共分装在5个集装箱。因为是朝鲜产水产品年底第一次进入到釜山港，我非常担心新闻媒体大做文章。当时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物品交易还绝对不可能实现。还好因为我是美国侨胞还有可能把事情办成。 因为大韩民国建国以来朝鲜产品首次正式进入到釜山港，媒体一旦大做文章，再提出质量问题，朝鲜方面必定勃然大怒。那样事情就绝对无法顺利完成。 而朝鲜方面就会依据不在韩国，只在日本销售的合同条款，有可能中断下一次交易。于是我只能和当局协商，要求他们保持低调，而货物到达釜山港后立即运送到丽水港，储存到第一冷冻株式会社的保税仓库。 看到日本市场销售情况良好就立即要求提高原价 第二天开始在保税区冷冻仓库里开始祛除壳子的工作，将海螺肉包装成500克、1公斤重量后速冻包装。我嘱咐干活的大婶儿们不要到处乱说。但是没发作到滴水不漏。 因为外包装上印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字样，无法保证消息不向外界透露。无论怎样管住口风也无济于事。于是办公室的电话都要打爆了。媒体纷纷前来采访。幸亏产品质量非常好，同时媒体考虑到南北关系，肯定地评价此事，只在地方新闻的范围内报道。 而且运往日本的产品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在日本市场上也得到了认可。我感觉只要得到日本市场的肯定，这项目就值得去做。于是就平壤的大成总局发去了长篇电传。 金浩万社长： 彼此都第一次开始做的海螺捕捞项目，在1年半左右的时间里生产了50吨左右。多亏船员们认真工作，在日本市场上的反映也不错。现在开始要甄别大小不等的海螺，并更加做好冷冻，为提高产量投入更多的船只，全面开始捕捞。我认为资源也非常丰富。没有必要太贪心，每月维持捕捞30吨就可以。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要把海螺项目做成功。金灿球于美国 电传发去超过1个月，我却没有收到报告书。我就开始焦急起来。就在发了一个传真到平壤。平壤方面回信让我尽快到平壤。我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告诉他们因为要在美国办理一些事情，下月去平壤。但是他们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到平壤。热后就再无消息。我只能匆忙地飞向平壤。 他们说因为日本市场上评价不错，所以要求提高价格。当时国际市场价格到达日本时每吨为900美元。但是我给了他们1000美元。我之所以多给这些，目的是让他们不要因为第一次接触的项目而气馁，鼓励他们认真工作。 我向他们详细地说明了这些原因，并让他们考虑为期一年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持续合作的可行性。同时我还谴责他们“捕捞量都完不成还好意思挑三拣四！”“完全可以通过通讯协商，为什么还要让我跑来跑去。美国是隔壁吗？我气愤得有些口干舌燥。 海湾战争爆发，海螺项目中途而废 他们的要求是每吨1200美元。我说这个价格在日本可以买到活蹦乱跳的海螺。但是他们一再坚持。于是我问他们如果是活蹦乱跳的海螺，我就可以给1200美元，你们有没有把握做到。我对他们说事业刚刚走上正轨，现在要求蛮不讲理的价格就没发做下去。 双方寸步不让，协商最后没能取得任何结果，决定今后在继续协商。 双方决定价格协商保留6个月。我继续走钢丝似地维持捕捞作业。船员们也逐渐熟练操作，我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放心了。可是却在那时爆发了海湾战争。朝鲜方面因为石油短缺而全面停止了船只的运行。 朝鲜在海湾战争爆发后中断了一切与石油有关的项目。在星期天禁止了国家特许的车辆以外的一切车辆运行。平壤的夜晚变成名符其实的寂寞江山。 我的常识以为朝鲜的石油从俄罗斯或中国大量进口，所以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接到变得寂静一片，渔船都因为供应不到燃油而停止了作业。 历经漫长的岁月，好不容易开发出一个不错的项目，以为第二年开始就可以全面生产，最终海螺捕捞也只能中断。我等于是为了海螺心率交瘁。 我现在还想着有朝一日条件允许时再一次在东海岸的金策海域开始海螺捕捉项目。

1989年1月下旬，好不容易才得到朝鲜的入境许可，从洛杉矶经由旧金山到了北京。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听取了注意事项拿到了入境签证。在机场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看到去往平壤的乘客们带那么多礼品，我就感到有点奇怪。听说，飞往平壤的飞机货物比乘客还重。 虽然是冬天，但为了省油没有提供暖风，“朝鲜民航（如今是高丽民航）”机舱内冷得冻脚。飞机是可搭乘100多名乘客的破旧的小型飞机。很多座位上连安全带都没有。 机内广播说“我们朝鲜民航将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发，将各位旅客安全舒适地带到平壤。飞行距离为1000km，飞行时间大约需要1小时15分，飞行高度约900m。”乘客中70%左右的人是日本的朝鲜总联盟的，其他的是欧洲或中国的客人。据说以在美同胞团体的名义去朝鲜的，我们一行14人是第一次。 北京到平壤的1000km，飞机飞了1个小时半左右，顺利到达平壤顺安机场，我们被安排住进高丽大厦。晚上的招待晚宴拉开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平壤观光序幕。说是观光，其实是按照朝鲜拟定好了的观光计划听从指挥的急行军式行动。晚饭后还禁止外出，就算允许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 晚上只能在房间里逼着自己看关于‘伟大领袖和亲爱的指导者同志’的索然无味的宣传片，强迫自己睡觉。也就是说干脆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直到回国，早餐和晚餐只能坐在第一天指定好了的餐桌上吃。午饭主要是狗肉和烤肉。 饭店不能点菜（现在有了菜谱可以自行点菜），只能是给什么吃什么。给的饭量太少，想再吃一点，便询问服务员能不能再要，服务员回答200g是定量后走进厨房再也没出来。也就是说每天用按照人数拿到的供给粮做饭，所以没有多余的饭。饭没能多吃一点，让人有点儿难堪和不好意思。一想到他们可能把我当成来自衣食不饱之国的人，更感到不安。 晚上在宾馆看到从东边升起一团火球，心里不禁打了一颤。问了宾馆交换员，交换员说是‘主体思想塔’。问她为什么在燃烧？交换员没有回答就挂了电话。 早餐是两碗（200g）白米粥，两个煎鸡蛋，一点儿明太鱼子酱――没法填饱肚子。总觉得太少了，观光开始前肚子就会饿。金日成诞生的故居里早已挤满了从集体农场或工厂、地方模范企业等来“参观伟大领袖故居”的军人、学生和儿童。 这是向天真的人民灌输更坚定的革命精神，无条件地相信党、跟随党而进行的现场实践教育。介绍牌下面整齐地铺着鹅卵大小的洁白的大理石。我想拿走一个作纪念，偷偷地问了导游，导游跳了起来说“那可不行！” 我们还去看了下午4点开始的享誉世界的杂技表演。平壤杂技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据说有专门的剧场，待遇也比一般百姓好，生活得比较滋润。由国家来培养，提供专业艺人的待遇。所以在朝鲜属于华丽的职业。 有演出的时候会动员平壤各区的市民前来观看。我们坐在最好的位置，热情地鼓着掌，看得很愉快，我们惊叹，那些让人胆战心惊的妙技只有在平壤才能看到，真是值得一看。 如今，平壤已经有了可供人喝酒消遣的地方，89年的时候可没有那种场所，一到晚上就变得无聊。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睡，便跟导游联系，让他来地下小卖部。一口气喝掉了日本的‘麒麟牌’瓶啤酒，开始向女服务员搭讪。我介绍说自己是来自美国的同胞。没有一点反应，只是静静地听着我的唠叨的服务员突然冒出一句“我都知道”，很是让我尴尬一阵。她就继续问我“吃晚饭了吗？今天游览的怎么样？去过万景台故居吗？”，我没有发表见解，只是机械地回答“是，是。”她的语气很自信。不，是很自豪。 每层的电梯前都有警卫看守，好像一边问好一边确认每个人的身份。总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 他们不给我们提供旅游日程表，只是无条件地拉着我们到处逛。所以你只能任由他们摆布。照相也需要得到认可，除了导游或现场的解说员外不允许跟他人接触。就这样，我在平壤的第二个夜色渐渐深了。

我忘不了那些在寒冷的冬季也光着双脚的朝鲜女工们，每次到平壤之前，我都回到首尔的南大门市场给工人们购买袜子、围巾、鞋子等生活用品。 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在中国购买比在首尔购买便宜得多，但是我相信他们迟早会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韩国制造。 从韩国购买的东西到朝鲜之前必须完全清楚商标，否则不能通关。从市场上购买的一大堆东西还要搬回家里连夜清除商标。清除商标后东西就变得很不像样了。 因为东西看起来像是有人用过的旧货。我考虑到接受者的心情，每次都会重新用塑料盒包装纸重新给东西包装好。看着员工们拿到礼物后高兴的样子，我也会无比地开心。 重建工厂的过程中，朝鲜方面的水泥和钢材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很多。反倒使我们可以在原来的工厂里安心地生产。但是建材的供应实在太慢，工程几乎停滞不前。 我为了察看工厂的新址和电力情况，又一次来到了平壤。平壤发电厂附近有建设大学和建材厂。我们的计划是改建其中的一幢建筑。这家工厂是比较特殊的地方，门口有女军人把守。 工厂的界碑非常森严，每次进出都要察看访客的身份证。只要我在车里坐着，他们就会放行。但是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反感。一个南朝鲜人当社长，有反感也算是情理之中了。 工厂迁移后员工们不能跟随 工厂内部施工终于结束了。金明山社长从原来的工厂才下了从日光灯到电线等所有的一切。他说那样做新工厂才能用得上。因为工厂挨着发电厂，电线是直接从发电厂借来的特别线路，绝对不会断电。 他们说工厂员工中除了班组长等10余人之外都不能搬到新工厂。这10多人可以搬到工厂附近的公寓居住。因为她们原来居住在平壤外围地区，搬到市中心等于是升迁了。 其余的员工们因为居住地离工厂太远，就算是熟练工也不能随工厂搬迁。于是我只能重新招募和培训工人了。 幸亏新工厂附近有不少人都是缝纫工，员工招募倒是很容易。从搬家到适应工作花去了大概两个月时间。我嘱咐他们认真地生产好产品，不要再想着搬家建新工厂。 我回国后购买了生产20万件5种新产品的原材料后从仁川港发给了南浦港。朝鲜方面发来消息说因为没有卡车，无法将原材料运到工厂，只能继续保管在港口的仓库里。 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我心里有数。这是一种恐吓，目的是让我赶紧给他们购买卡车。因为那些原材料本来就不是1个月之内需要使用的，所以我干脆没有搭理他们。 因为太听从南朝鲜社长的话，被开除出工厂 此后工厂方面也没有什么表态，最后还是自己把原材料运到了工厂。他们想利用原材料运送白得一辆卡车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工人们的技术已经成熟，生产速度也得到加快，每月生产和装载15万件左右的产品完全成为可能了。整个项目也逐渐稳定起来了。我认为按照这种速度，就可以每月提高产量5000件，今年内可以实现每月至少进口20万件。 可是飞来横祸，韩国突发金融危机。工厂的订单也减少了一半。朝鲜方面突然要求我提高加工费用50% - 100%。于是我再次访问了平壤。 到了平壤发现金明善社长被开除了。事先没有和我进行任何沟通，就把人给开除了。我质问他们哪能有这种事情。但是他们只是告诉我金明善社长因为工作出色，升迁到了比玩具厂更好的工厂了。 我实在无法接受。但是没有人告诉我金社长的去处。也没有人帮助我见到他。 金融危机中要求提高加工费用 有一天我在普通江酒店1楼和接待员等几个人喝完酒要回到4楼的房间。突然有个人从走廊的沙发上站起来对我说：“是明善社长让我来找您的。社长是因为没能提高加工费用以及乖乖地服从您才被开初的。社长让我转告给您今后工厂不会顺利。您也不要给他们买卡车，加工费不上调也完全可以。所以让您好好处理。” 我还没来得及说让他帮我见见金明善社长，他就急冲冲地转身离开了。我知道金明善社长向要到酒店来看我实在太难了。 他想来见我必须得到接待员的允许。但是事实上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就算见到我，也因为接待员时刻陪伴在身边，我也无法知道他被开除的原因。谁能相信这种不自由？ 因为要求提高加工费用是党的决定，我看来必须得照办了。我只是需要时间。我给他们讲了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的情况以及韩国经济的困难，并请求他们能不能在经济好转之前保留提高费用的问题。 无论怎么说服，他们都不愿意让步。我只能嘱咐他们保证已经生产的产品及时装船。这时中国方面的工厂们主动要求就算降低工资也要继续启动工厂。他们想以这种方式积极协助公司渡过难关。但是美其名曰“同胞”的朝鲜方面却始终不肯让步，最终导致订单日渐减少。 拒绝运送产品 朝鲜方面因为我不提高加工费用，拒绝将已经生产的产品运送出来，也不把20万件原材料送给工厂。 我立即飞到了平壤，并约见了“民经联”会长和光明星会社的总社长，对他们说如果产品运送不到就会因为违约而失去客户，项目也会以失败而告终。 我恳求他们一定要及时地把产品送出来。得到承诺后我回国了。 可是过了1个月产品也没有送到，还在重复要求先把原材料送来。我再次飞到了平壤。工厂的新社长表示无法送出产品。实在不能让人理解。 我一到平壤他们就会答应给送货，我一回国就会食言。我也开始愤怒了。我怕他们收到货款后也不把货送出，就在香港用现金准备好了10万件产品的货款直接拿到了平壤。 我把钱交给光明星总会社，让他们负责装船和运出。最终产品到达仁川港花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时国内的进口商已经因资金周转不利而倒闭。 我想要在平壤生产玩具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我感到无限的挫败感和心痛。而那就是朝鲜的本性，远远比其他民族不足的本性。 但是我至今也不清楚玩具厂为何会如此荒唐地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