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球的16年对朝事业

我签发了“委任状”授权大成贸易与运送海螺的朝鲜传播会社签约。 本来应该我自己亲自去，但是当时我判断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签名而去一趟平壤。况且从美国到平壤需要花费7天时间。于是我通知大成贸易替我签合同。 我在委任状里写明合同签署后我将通过管理所有朝鲜船只的日本近洋海运（朝鲜船舶公司在日本的总代理）直接利用美元支付运费。 不久后接到了回信。朝鲜传播会社不相信合同内容，所以不需要什么“委任状”，必须由我亲自到平壤和他们会面后签合同。回信中甚至不无威胁地写道因为在冷库中保管需要继续支付费用，如果无法及时解决运送船只就不如让“人民”吃掉。 我苦恼了好多天。朝鲜方面接二连三地发来电传说如果不在几日内到达平壤就会放弃合同。岂有此理！在平壤就可以与当地的船舶公司简单地签署合同，何必远道从美国前往平壤签合同？我实在无法想得通。 我向船舶公司指导员发去了电传。但是杳无音讯。是否应该放弃？还是要继续忍辱负重地教育他们，让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 最终我决定把一切归咎于早先一部开始对朝事业的自己，将一切理解为开拓者的苦难。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自己完成这项事业！要忍耐，要坚持！”我从美国出发经由首尔、香港、北京，历经6天才来到了平壤。 我把大成贸易商社社长和船舶公司的负责人叫到了酒店的会议室。同时委托接待员把海外同胞援助委员会参事（金英洙）也请到了。 “你们以为美国是你们家的邻居吗？” 即使是理解朝鲜的实际情况，我也无法理解事情的原委，就像他们发起了牢骚：“这世上哪有这样的贸易？来到平壤顺利了也需要6天。来一次平壤就要花费1万美元以上。时间就是金钱。为什么要这么刁难海外同胞？你们以为美国是你们的邻居？” “你们以为美国是遍地都是美元的地方？本来我可以不必来平壤。今后还要继续这样的交易方式我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这次我来到平壤，就直接和传播公司签合同吧。这样才能放心地通过通讯交换意见。” 只有我在伤心和愤怒。无数次想过要掀开桌子大发雷霆，但是我忍住了。我越想越生气，实在是难以忍受。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在合同书上签字时我的手因为生气而颤抖。他们也看到了我的手在发抖。 接待员金玄哲握住我的双手说：“社长先生，忍得好啊！这事情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现在使因为我们的同志们什么都不懂所以才会这样。您要谅解。”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 花了整整6天才到达了平壤，但是我不想和他们谈起他的项目，也不想见到任何人，只想尽快离开。于是就没有等到有航班的日期，两天后我就坐上了从平壤途径新义州、丹东到达北京的国际列车上狭窄的卧铺上。 “这艰辛的道路，是否要继续走下去？” “是啊。只要能够让他们明白一点点外界的情况，从而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能够通过我让他们了解一些韩国同胞们的生活情况，那就足够了。这不就是为民族，为国家的道路吗？”整夜我就用这些想法劝慰自己。 回国途中我在首尔停留几天，一边休息，一边想了很多事情。我决定以此事为契机，暂时忘记朝鲜。 我路过东京时还在一家烧烤店里约见了近洋海运株式会社的郑熙源社长。约见他是为了今后的事业而和他打声招呼。 朝鲜海产品首次进入韩国港口 我对他也发了一顿牢骚。也请求他力所能及地帮助改变朝鲜方面不合理的做事方式。 我得到冷冻海螺已经装船出发的消息后马上联系了首尔的合作伙伴（丽水第一冷冻株式会社）。到达首尔后我立即找到水产厅。目的是询问朝鲜产冷冻海螺经过日本到达釜山，应该如何办理法律程序。（直到那时，朝鲜产品运送到韩国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也不具备相关法律，也没有行政程序上的经验。） 水产厅方面说：“因为是进口产品，应该去找商工部进口科商量。”而商工部方面却说：“音位是水产品，应该找水产厅。”他们就这样互相推诿，我在中间却筋疲力尽。 问题时第二天货就要到达日本，并且马上要装上集装箱运往釜山港。最后我和地一冷冻株式会社商讨决定以“出口原材料进口产品”办理手续，先把货接到釜山港后再解决其他问题。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在朝鲜东海岸捕捞到的海螺50吨历经13个月的时间后从日本港口运抵釜山。 因为海螺带着壳子体积很大，50吨海螺共分装在5个集装箱。因为是朝鲜产水产品年底第一次进入到釜山港，我非常担心新闻媒体大做文章。当时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物品交易还绝对不可能实现。还好因为我是美国侨胞还有可能把事情办成。 因为大韩民国建国以来朝鲜产品首次正式进入到釜山港，媒体一旦大做文章，再提出质量问题，朝鲜方面必定勃然大怒。那样事情就绝对无法顺利完成。 而朝鲜方面就会依据不在韩国，只在日本销售的合同条款，有可能中断下一次交易。于是我只能和当局协商，要求他们保持低调，而货物到达釜山港后立即运送到丽水港，储存到第一冷冻株式会社的保税仓库。 看到日本市场销售情况良好就立即要求提高原价 第二天开始在保税区冷冻仓库里开始祛除壳子的工作，将海螺肉包装成500克、1公斤重量后速冻包装。我嘱咐干活的大婶儿们不要到处乱说。但是没发作到滴水不漏。 因为外包装上印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字样，无法保证消息不向外界透露。无论怎样管住口风也无济于事。于是办公室的电话都要打爆了。媒体纷纷前来采访。幸亏产品质量非常好，同时媒体考虑到南北关系，肯定地评价此事，只在地方新闻的范围内报道。 而且运往日本的产品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在日本市场上也得到了认可。我感觉只要得到日本市场的肯定，这项目就值得去做。于是就平壤的大成总局发去了长篇电传。 金浩万社长： 彼此都第一次开始做的海螺捕捞项目，在1年半左右的时间里生产了50吨左右。多亏船员们认真工作，在日本市场上的反映也不错。现在开始要甄别大小不等的海螺，并更加做好冷冻，为提高产量投入更多的船只，全面开始捕捞。我认为资源也非常丰富。没有必要太贪心，每月维持捕捞30吨就可以。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要把海螺项目做成功。金灿球于美国 电传发去超过1个月，我却没有收到报告书。我就开始焦急起来。就在发了一个传真到平壤。平壤方面回信让我尽快到平壤。我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告诉他们因为要在美国办理一些事情，下月去平壤。但是他们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到平壤。热后就再无消息。我只能匆忙地飞向平壤。 他们说因为日本市场上评价不错，所以要求提高价格。当时国际市场价格到达日本时每吨为900美元。但是我给了他们1000美元。我之所以多给这些，目的是让他们不要因为第一次接触的项目而气馁，鼓励他们认真工作。 我向他们详细地说明了这些原因，并让他们考虑为期一年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持续合作的可行性。同时我还谴责他们“捕捞量都完不成还好意思挑三拣四！”“完全可以通过通讯协商，为什么还要让我跑来跑去。美国是隔壁吗？我气愤得有些口干舌燥。 海湾战争爆发，海螺项目中途而废 他们的要求是每吨1200美元。我说这个价格在日本可以买到活蹦乱跳的海螺。但是他们一再坚持。于是我问他们如果是活蹦乱跳的海螺，我就可以给1200美元，你们有没有把握做到。我对他们说事业刚刚走上正轨，现在要求蛮不讲理的价格就没发做下去。 双方寸步不让，协商最后没能取得任何结果，决定今后在继续协商。 双方决定价格协商保留6个月。我继续走钢丝似地维持捕捞作业。船员们也逐渐熟练操作，我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放心了。可是却在那时爆发了海湾战争。朝鲜方面因为石油短缺而全面停止了船只的运行。 朝鲜在海湾战争爆发后中断了一切与石油有关的项目。在星期天禁止了国家特许的车辆以外的一切车辆运行。平壤的夜晚变成名符其实的寂寞江山。 我的常识以为朝鲜的石油从俄罗斯或中国大量进口，所以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接到变得寂静一片，渔船都因为供应不到燃油而停止了作业。 历经漫长的岁月，好不容易开发出一个不错的项目，以为第二年开始就可以全面生产，最终海螺捕捞也只能中断。我等于是为了海螺心率交瘁。 我现在还想着有朝一日条件允许时再一次在东海岸的金策海域开始海螺捕捉项目。

我时常在公开场合或演讲时这样描述朝鲜和韩国：“南边吃饱了撑的才变成这德性，北边是吃不着饿得都快死了。” 我们在朝鲜战争结束初期也有过那样悲惨的时期。从韩国军队出来的食物垃圾里稀得连猪都喂不了。但是美军部队出来的食物垃圾却油水不少，还能捞着不少能充饥的。而且这种垃圾也得有“后台”才能轮到，住处离部队远一点的人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笔者读中学1年级时朝鲜战争爆发。那时候在街上只要见到一个美军就会不由地说“哈罗”，便深受要东西吃。 回过头想想，如果不是联合国军我们现在也有可能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亲爱的领导人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过着和现在的朝鲜一样悲惨的生活。还有，金日成去世时我们是不是也会痛哭流涕好几天？真是不堪设想。 朝鲜战争的战乱之中“世界基督教宣明会”（World Visin）从1953年5月开始实施援助战争孤儿和未亡人的事业，和韩国建立了特殊的因缘。这一机构目前在援助朝鲜，真可谓特殊的缘分了。 90年代中期的朝鲜连续遭遇极度的洪灾和旱灾以及冬季的寒流，经历了4年多漫长的艰苦岁月。在这一时期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旁人绝对无法想像。 清晨开始就摘草充饥的朝鲜居民们 白天居民们无法自由移动，只能等到天黑后沿铁路线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只要见到一个村庄就像放设法弄一些吃的，哪怕一根草、一粒米都生怕丢下，紧紧地收入背囊里艰难地背回家。那样的心情我们绝对无法理解。 他们在铁路边上看到煤块也要放到背囊里，那背囊的重量该有多少？据说那时候运煤的火车从矿山到达平壤后车上的煤就会减少一半。因为火车路过村庄或爬坡时都回有人偷煤，运输的人路过老家时还要适当地把煤洒到铁路边，以抚慰人们的辛酸。 在平壤的酒店向外看，大清早开始走动的人们无一不是在采摘野草。可不是我们所说的山野菜，而是动物们才吃的野草。 柳叶都被人们摘光了。大同江边人们为了钓到几条比拇指还要小的鱼拿着树干上系上一条线的“鱼竿”坐在河边。钓到鱼可以拿回家和野草一起煮了一家人可以糊口。 女人们在河里小心翼翼地翻看石头寻找田螺。我看到她们手中有一把田螺，就问她们摘到那些需要多少时间。她们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需要大半天。 星期天，她们就带着家里养的母鸡来到草地上。鸡的腿上绑着一条长长的线，为的是让鸡的活动半径大一点，多吃一点。主人也在一旁认真地采着野草。 “别人看了会怀疑，就（把吃的）放在这里吧” 绑在鸡腿上的线也非常破旧。这算是鸡和主人一起出门了。以前公寓楼里不准养动物。主人高兴地告诉我现在连山羊斗可以养。只要有饲料，即也可以养。可是拿什么给鸡吃？ 旁边有一个年轻人抱着自己的儿子晒着太阳。孩子脸上唯独眼睛看起来很大。我问她“孩子的妈妈去了哪里？”他说孩子的妈妈去采野菜了。孩子因为饥饿名副其实地皮包骨头。他说大人们饿肚子还算不上什么，只是看着孩子饿肚子，为人父母的人心理太难受。 我让他等我一会儿，就跑到不远处的普通江饭店。我买了面包、糖果、牛奶、饼干还有两罐啤酒，担心万一那个人离开，跑着回到了原地。 啤酒是为了我和对饮一杯而买的。幸亏是星期天，接待员暂时离开我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回到原地后发现没有人，我就有些着急地四处张望。稍后他从树后面出来了，说是给孩子把尿了。 他求我说：“别人看了会怀疑我。就放在这里后走开吧。” 我给了一张10美元的钞票。而后求得他的原谅后抱着他的孩子以及他照了一张像。我体谅他的处境，就立刻离开了他，说好星期天有机会再见面。 饭店服务员们：“兑换外币时交给我办好了” 我告诉他如果见不到我就等我，一两个月后我一定还会来。可是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我记忆里的那个孩子不知道长了多大。 出国时，我拍的照片都要冲印后一一让当局审查。和他们的合影也在那时被没收，还受到他们的警告。 饭店的服务员们有时会来到我身边轻轻跟我说：“先生，兑换外币时就交给我办好了。”我觉得与其在饭店前台兑换，还不如交给她们兑换，可以帮他们做一点外汇生意。 到了地方，清晨的火车站附近有很多男女老少乞讨者。因为我是外国来宾，比较显眼，很多人会为这我伸手要钱。接待员大声呵斥他们走开，但是他们大都不当回事。 列车停车时有很多人为了免费乘车而跑来跑去，乱作一团。记得我们在60年代初为止也这样过。 火车在一个车站停车时有个女人带着一个包裹跑上来和乘务员耳语几句后又急忙跑下去。乘务员的车厢里堆着不少瓶瓶罐罐。看来那个女人和这些东西或者吃的有关。 安全员抓到小偷却说：“跟小偷分点儿吧” 把朝鲜的一切想像成50年代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晚上来到河边散步时，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女人跟我说：“先生，求你买我的罐头吧。我饿得不行了。”“什么罐头？”“咸镜道那边来的海胆。我家里还有干明太鱼和干海参。” 第二天早晨，我把罐头拿到食堂打开尝了一口，可是因为太咸吃不了。晚上散步时又来到河边，果然昨天的那个女人又跟过来让我买罐头。我又买了一个。虽然天黑但是我可以认清楚就是昨天那个女人。我跟他说昨天买过她两个罐头，可是太咸吃不了。她却一口咬定昨天没有来过这里。我只能一笑而过，把自己当成傻子。 当时朝鲜国内的在海外有亲戚的人家经常被偷。尤其是从美洲地区来的亲戚们不仅带来许多东西，还留下一笔美金，所以就被另据们盯上了。 据说报案也没有用。就算当场抓住贼了也没有用。保安员（警察）反倒会劝你“分一点儿一起用不好吗？”所以人们都用大大的锁头锁上衣服和吃的。可见有钱人也不没那么好过。 海外的亲戚如果亲自过来送钱，除了本人之外外人很难知情。但如果是汇款，银行从不一次性付款，而是每月一次兑换成朝鲜货币后给你能够生活的数额。 党借走新买的电视机后就不还回来 我有一家亲戚在朝鲜，跟我说想要一台电视机。于是离开前我给他们买了一台。下次再到朝鲜时他们又让我再买一台电视机给他们。我问他们为什么又要一台。他们说上次的那一台电视被党借走了之后就没有还回来。他们说想跟他们要有不敢开口。我怎么忍心拒绝这些人的要求。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深山里的状况还好一些，因为可以用山野菜充饥。一般的山上所有的树皮都被人扒光。行动能力差的老人和孩子们只能眼睁睁地饿死。 中国的沈阳有一个名叫西塔的韩国街。那里有不少所谓的“花燕子”孩子们跟在我们后头要钱。说什么自己从咸镜道什么地方来，要用钱给妈妈治病。说得泰然自若。 我有点怀疑他们，就问：“你们在哪里睡觉和吃饭？有几个人在一起？我跟你们一起去吧。”他们说早饭在小吃部等地吃便宜点，午饭就在街上弄到什么吃什么，如果能讨着点钱，晚饭可以吃得好一点。 我跟他们说带我去他们的住处就给钱。他们一听就全散开了。后来才知道那些孩子们都是中国的朝鲜族。因为韩国游客只要说是从朝鲜来的就毫不怀疑地给钱，所以他们就以那种方式乞讨。 饥饿！那种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绝对想象不到。给现在的孩子们将过去饿肚子的事情，他们就会反过来问我：“饿了打开冰箱门吃东西就行呗。何必饿着肚子。” 接待员们吃完饭后也要把剩下的食物打包带回家 在朝鲜旅行时接待员告诉我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车里，因为会有人砸开玻璃，一定要把包放在行李箱里。平壤地铁站地下通道里面有不少乞讨的孩子会跟着你后头要钱。每个国家都有乞讨者，可是朝鲜就像是整个社会都在乞讨。 因为生活困难，接待员们和我一起吃饭时会多点一些，剩下来就打包带回家。 以200万人饿死而倍受世界瞩目的国家，冒死跨越国境后在中国各地彷徨的朝鲜兄弟们，抱着一丝“只要到韩国就可以吃好过好”的希望拼死跨越大使馆高墙的同胞们，他们的遭遇如何能够用语言讲清楚！ 听说现在他们从朝鲜逃出来后都做好在中国长期居住的打算。只要能有吃的，朝鲜的女人们就甘愿嫁到交通不便的深山沟里，不论朝鲜族还是汉族，都和他们养儿育女。但是有机会她们就会逃出来来到饭店、酒店打工，甚至靠出卖肉体赚钱。赚到钱后把钱交给能够帮助她们来到韩国的中间人，千方百计来到韩国。 为什么？朝鲜人又不是中国侨胞，为何要花钱来到韩国？我无法理解。大韩民国到底在想些什么？ 不久前我有机会和脱北者交谈。他说，他们在中国找到中间人后就约定从韩国政府提供的定居金钟支付给一定数额的钱，再找一个中国的担保人，而后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来到韩国。大部分都以这种方式来到韩国。这算是没有钱的脱北者和中间人之间一种“供需关系”了。赚钱的方式真是无奇不有。政府应该了解这些事情吧 … 酒店服务员也得是党政干部的子女 我们政府应该做些什么？答案其实很清楚。 和联合国的难民援助组织联系，借助联合国的力量和资金，在中国设立朝鲜人收容所，让朝鲜人在收容所居住一段时间后再把他们接到韩国。这无疑是一种有效而可行的办法。但是中国始终不愿意承认朝鲜人的难民资格。韩国政府应该对中国政府尽到外交努力。可是政府却忙于看金正日的脸色。 从朝鲜脱逃的人们跟着向导走上几个月的夜路后来到越南。在从越南经过其他国家后才能来到韩国。听起来像是一部冒死脱险的电影。有时他们还从中国的沈阳等地前往蒙古共和国，再转到韩国。想一想他们跨越戈壁滩的情形，我就禁不住悲痛万分。 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修鞋匠有一天开始出现在平壤鞍山阁湖边的小林子中。他修理的鞋子中还有没法修补的塑料拖鞋。我问他怎么修，他说：“怎么也要给他修啊。人家可是为了穿才让我修的 …”我再问他收多少钱。他回答说：“哪有什么定价呀。” 当时的朝鲜生活真是很艰辛。在饭店、酒店就职，除非是高级党干部的子女，否则根本不可能。甚至在酒店、饭店大堂大嫂烟灰和烟蒂也只有那些高干子女或老婆才有机会做。干活时也不能随便说话，一旦说出不合适的话，就会马上被报告到上级。他们只能这样互相看对方脸色，小心翼翼地生活。

随着1988年下半年开始美国韩人侨胞们赴朝旅游之门开启，此前大气都不敢出的所谓“亲朝”倾向的侨胞们开始停止了腰板。他们的活动突然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这些人背离大韩民国的缘由各不相同。他们大都并不是因为讨厌韩国才来到海外。多数人是在个人之间的立场冲突或权力争斗中被排挤才选择了背井离乡。其中有不少人是曾经腰缠万贯的夫人或高官。他们是韩国社会腐败行为的主角，一半是自愿，一半又是被迫、，总之只能离开祖国。 也有少数是理解朝鲜或个人原因曾经秘密访问过朝鲜。有时也有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打下“亲朝”人士的烙印。或者，持有韩国国籍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韩国方面无条件禁止他们回国。 韩国政府制定所谓“黑名单”，控制着这些人的入境。甚至父母兄弟去世时也不许这些人回国奔丧。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亲朝”人士。 他们也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人因为被朝鲜方面选定为对外宣传用的人物，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出朝鲜。而另一部分人虽然得到了朝鲜政府的认可，但是访问朝鲜也比较困难。虽然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有些人为了能够得到朝鲜政府的认可，明地里暗地里百般努力。 东西部“亲朝”系统为独占对朝窗口展开激烈竞争 美国虽然不存在类似于日本“朝总联”的组织，但是有不少人与朝鲜维持各种关系，并得到他们的认可，也有人背离韩国，选择朝鲜后晚年后悔莫及。有几位朝鲜战争时从朝鲜移民到美国的牧师不知为什么被划归到“亲朝”人士，没能回到韩国。 韩国侨胞们居住的地区可以大致分为东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西部（加州、旧金山、洛杉矶）。东西部各自形成“亲朝”人士的系统，与平壤方面来往密切。他们纷纷表现出最最忠诚于朝鲜的样子，相互指责和诽谤，还向朝鲜当局请求只承认本方。 东部地区的人士们访问朝鲜要求只认可本方的正统性，朝鲜就会敷衍道“是。你们才是正统。”改天西部地区的人是要求“只有我们热爱祖国（朝鲜）。窗口之向我们西部地区开放为好。”朝鲜方面同样会满口答应。于是不清楚他们这些人都从朝鲜方面得到了什么样的承诺，反正回到美国后他们就会大事宣传自己才是唯一的对朝窗口。 这种忠诚竞争和窗口单一化竞争导致访问朝鲜变得越来越麻烦。起初希望访问朝鲜的人不拘于倾向性，相对自由地进出朝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出现分地区接受申请的模式。后来甚至变成除非得到地区负责人的推荐和缴纳特殊会费，否则无法访问朝鲜。 不同系统的“亲朝”系统之间咱开了类似于地盘争夺战似的竞争，竞争性地募集访朝人士，使得那些事业需要访问朝鲜的人们只能向这些推荐人缴纳高额经费才能获得推荐，给他们造成了不少不便。 “亲朝”人士向平壤方面提出不满，阻挠我的访朝活动 因为我看不惯这些人的行径，根本就没有答理他们。因为我不经过这些人自由进出朝鲜，所以他们就向平壤方面提出了对我的不满。后来平壤方面开始劝我：“灿球先生，下次访问时最好经过某某人的推荐吧。” 我虽然嘴上说“是”，心里确实百般的厌烦。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钱才能访问朝鲜？岂有此理！” 当时我几乎每2个月访问一次朝鲜。因为不便从遥远的美国进出朝鲜，我经常直接从首尔转道北京，进入平壤。有一天，我和平壤方面联系要访问朝鲜。得到的答复却是要我和美国的某某联系，得到他们的推荐后在来。 忍无可忍的我给平壤方面发去了长篇传真。 “我不经常回美国。是从香港直接来往于平壤处理业务。为什么让非得让我和美国的某某联系，得到他的推荐？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向他低头请求？他难道是共和国的代言人？不经过他我就访问不了平壤？堂堂的金灿球还要请求美国的某某访问平壤，那我就放弃。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希望不要把我和他们混为一谈。如果我要从香港各美国汇款和发去材料，在按照他们的指示行动，那么我无法自由地行动，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我理解平壤方面的提出这种说法的理由。但是我不一样。你们愿意发签证就发，不愿意就算了。我希望你们明确是非曲直。” 平壤方面的答复是只是这一次最好给他们一点面子。 于是我再次发去传真：“那么我的人格和面子落地就无妨了吗？只有他的面子才重要吗？恕不从命！不要把我和他们视为同类人！” “亲朝”人士们只想狐假虎威赚钱 亲朝人士们就这样只想狐假虎威地赚钱。他们招募游客，像是自己有什么特权似得横行霸道。有很多更龌龊的事情，多方考虑还是就此省略。 最后我的那一次访问被拖延，需要运到工厂的配件和器材被耽误，工厂的运转出现重大的困难。我在香港直接拨通了朝鲜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韩相烈的电话，给他说了事情的缘由。还觉得不购，就又发去了传真。我说三天后再和他联络。 三天后我再向纽约拨打电话时得到的答复是：“已经和平壤外交部方面联通话，仔细地和他们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按照原计划到北京大使馆获得签证。”还嘱咐我“为了祖国的发展搞好事业。” 我真的是感激不尽。美国的“亲朝”懦夫们以为我不经过他们就不能访问朝鲜，结果反而捅了马蜂窝。我让那些傲慢的家伙们领教了什么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他们嘴上说自己在海外为祖国努力工作。可是没做出一件像样的事情。他们未曾投资建立过哪怕小规模的企业。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韩国总统访问美国或加拿大时举着用象征鲜血的红油漆写有“某某是乱臣贼子！将他千刀万剐！”的牌匾，向韩国总统乘坐的车子投掷鸡蛋或举行阻挠示威等等。而后就拍几张照片发给朝鲜方面。 就这样他们还以为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似得向朝鲜方面吹嘘。除此之外没有为朝鲜做过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他们吹嘘自己到平壤后和“高人”们相见、吃饭、合影留念，还像是朋友一样亲密无间。可是事实绝非如此。他们中有不少人看起来真是有些可悲和可怜。有些人真的让我想到“为什么要这样活着？”他们似乎有一种错觉，以为被列入“亲朝”人士名单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还引以为豪。现在想来只能说他们的人生可悲和可怜。 此后我决定和他们断绝往来。虽然我自己是美国侨胞，但是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任何交道。 （待续）

从早晨7点开始与调查人员对座，一直到下午1点，过去了6个小时。我提出肚子饿了，能不能吃晚饭在继续。调查人员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哑口无言。 “这不是能边吃午饭边解决的事件。看来灿球先生没觉得事情重大，可是这可是重大的事件。偷偷地进入到别国，这是只有间谍或避难者才能做的事情。不然哪个精神正常的人能做出这种事情？” 我也没有示弱。 “喂！如果你是间谍，你能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声称自己是间谍，还坐飞机入境？如果真是那么愚蠢的间谍，不得亡国吗？” 突然蹦出间谍问题，所以我们争论了一番。 最后因为我说的话都合乎情理，调查人员就像是被我击倒在地了。他的脸色紫一会儿、青一会儿，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调查也就告一段落了。可是在临出门时给我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地让我心烦的话。 “调查还没有结束。接到下一格指示前和接待员一起到食堂吃饭，然后再房间里等候！”完全是命令的口气。 听到这些话我的情绪糟糕透了。本来和调查人员面对面就已经够让我的自尊心受损，也够心烦了。吃午饭时我对金永洙参赞发了一些牢骚。他让我不要担心，不会有事。 保卫员说，他们被我的死不悔改所激怒 第二天早晨，接待员金贤哲急急忙忙地找到我。 “为什么没有一个劲儿地说我错了，对不起了，绕过这一会吧 … 问什么要说自己没有错？你不带了了一些外国烟吗？给他们两条烟，求他们关照一下，就不会有什么事。如果态度好，他们开始时也向好好处理。可是你的态度是死不悔改。他们说要根据国法处理，具体要和上级讨论。” 我早已做好受罚的准备。我感觉非常累。回到房间后整理了一番需要做的事情后，按照日期拟定了计划书。我不清楚调查当局会使什么态度，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决定等等看。 星期三一整天接受调查。星期四上午开始允许我把需要面谈的人叫到酒店面谈。他们所这也是瞒着上级做的。我本身也没必要到酒代外面，他们也要求我只能在酒店内活动。 吃完晚饭后，接待员表情眼熟地找到了我。根据各有关部门讨论的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无签证入境者，如果不依法处理而轻饶或以警告的方式了结，就会成为不好的先例，也不能树立国威。” 结论是坚决予以处理，但是因为不存在思想问题，所以处以驱逐出境。同时为下不为例，让我先出国，等到北京大使馆获得签证后重新入境。 也就是说，命令我在星期六出国，当天到北京大使馆获得签证，在乘坐同一架飞机重新入境。我明确地对接待员金贤哲说： 驱逐出境也应该提供机票钱 “看来是强制驱逐出境。你给我好好听着。本来驱逐出境是存在犯罪事实时要么在国内服刑要么下令驱逐出境，永久剥夺重新入境的机会。把握驱逐出境意思不是让我永远不要再进入共和国吗？我不会自己走出去！你们看着办吧。如果实在想让我走，就给我准备机票。你要原原本本地转达给上级。” 第二天是星期四。我想到不能在固执下去，应该出国一趟，心里也做好了准备。只有我这样做，才能有机会让对方知道，我的事业也同样要守承诺如守法。 傍晚时分，接待员贤哲急急忙忙地敲开了我的房门。 “灿球先生！快点开门。韩时海副委员长同志来了！” 韩时海？他不是首任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现在是负责美洲同胞事务的负责人。看来事情的走向还不错。如果我再固执，就会有损于男子汉的形象。于是我若无其事地打开房门笑影了客人。 非常了解美国的实力派人物韩时海前代表，据说是英文比美国人还要流利，是一个美国专家。他说，事情的经过我已经得到报告。经调查此事是业务上的过失造成的。给社长先生带来的痛苦，我想你道歉。看在我的面子上息怒，给与协助。 “从机场开始调查当局就要拘捕你，我们为了不把社长先生交给他们，也废了很多心思。如果当时被调查当局拘捕，就意味着要被拘禁。那样事件会变大。我们也废了很多心。” 正式向朝鲜当局要求赔偿因没有发放签证而带来的损失 稍早一些的晚餐，我和韩时海副委员长，卢哲洙参赞等一起就餐。往返北京的机票也在当时拿到手了。 他们说调查当局一直怀疑我的各种异常举动。其实此事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件。万一我被拘捕，被扣上间谍的“帽子”，再在媒体上大肆宣传一番，结果会怎样？我感到后备发凉。 一同就餐的人们都说我“胆子怎么那么大？”通常人落到那个地步就会唯唯诺诺。可是我却越来越强硬，实在是让他们感到不可理解。 这样，为期四天的“战争”宣告结束。 后来听说，我在机场花费几个小时是因为，调查当局要拘捕我，海外同胞援助委员会表示反对，最后还是金福信总理和援助委员会委员长亲自向机场打电话，才把握带出来。条件是必须住在普通江酒店。 出国当天酒店的账单出来后发现比平时多出了两倍。酒店的职员解释了理由。 “因为社长先生是犯罪者，所以计算时多收了2倍的费用。上面说根据法律必须这样计算。” “什么？犯罪者？我怎么犯罪者？” 于是又一次引发冲突。酒店前台也不知所措，把总经理找来。我把东西留在酒店，急忙拿着护照和机票来到了机场。 机场出入境管理所所长给我打招呼。 “你好！真高兴再次见到你。” “社长先生看来运气真好！如果换了别人一定少不了折腾一番。下次再无签证入境，那时候 … 知道吧？走好！是乘坐下午的飞机回来吗？” 我虽然不想和他说一句话，但是还是回了他一句“再见！” 到达北京后，我立刻让我的公司北京支社社长预订酒店，没有去大使馆，也没和他们联系。我决定在星期一获得签证，星期二去平壤。 可是问题又一次出现了。朝鲜驻北京大使馆领事部长一位我会立即去领取签证，所以事先办好，就等着我去拿。可是怎么等也见不着我，一直等到飞机起飞之前。 我为了前往平壤星期二来到北京大使馆。领事部长一见到我就惊讶地给我打手势，让我来到自己的房间。他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开始认真地说服我。一句话就是，下不为例。 我来到平壤后正式向朝鲜当局提出文件要求赔偿因没有发放签证而导致的损失。我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西方世界的人是生活中如此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我通过接待员将书面请求转达给海外迎接部的金善旭副部长。其实转给他本身已经很幸运。 我也满足于文件的转达，决定将此事告一段落。

机场出入境管理所所长审问我的时候，海关打开我的包裹进行了检查。海关打开包裹一看，不像是旅客的行李倒像是做买卖的，脸上带着无话可说的表情叫了我。 “这是谁托你带来的？”“买这些是想做买卖吗？” 语气中有一半恐吓，一半威胁。可我不能说实话。 “都是要作为礼物的。”我断言道。 “是从过去开始每次来的经常带来的礼物种类。冷冻鸡倒是第一次带。一看便宜就想星期天和熟人一起到公园烤着吃，就买了。没多想别的。请不要见怪。” 电池和鸡是刘志公（Fine Co.Inc.USA 北京支社社长）托我转给娘家的东西，可我不能说实话。如果知道我传递这些东西，这也是犯法的。不仅是我犯了法，接受东西的那一方也触犯了法律，将受到处罚。 在这个国家里不能随意跟过路的人说话，携带这些东西更是超乎想象的事情。这就是朝鲜的生活规则。 从机场转移到普通江大厦 机场安全部（保安署）也摇着头说“出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一个职位看起来比较高的人悄悄地告诉我，刚跟侨胞总局联系上了，再等一会儿吧。 说是跟海外同胞援护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万寿联系上了，侨胞总局局长好像去参加了什么活动没能联系上，就叫了副总理金福信。 他说：“已经跟副总理同志联系上了，事情会好转的。” 对机场当局来说第一次出现无签证入境者，是建国以来非常大的事件。结果动员了几位高层人士，经过长达5小时的周折接到副总理确保身份的电话后才得以送到普通江大厦。 问他们“为什么不去高丽大厦，而去普通江大厦？”他们回答说是上头的指示。进到大厦一看，我的老导游金贤哲已经等在那里，看到我露出了苦笑。过一会儿来了金永秀参赞和指导员金男哲。 他们开玩笑地说：“明天会被送到阿吾地煤矿的。我还以为被五花大绑了，却过得这么舒服。”导游正式告诉我不许出大厦大门的上部指示。 快到午夜的时候才把我领到房间，贤哲说：“明天早晨7点左右会有保卫部人员来调查。虽然疲倦一点儿可还是请您早一点起床准备好，在房间里等待吧。我住的房间是几号，我会一直呆在那里的。”看样子不会简简单单就过去了。 “韩国或美国就用这种态度接受调查吗？” 第二天早晨7点整，一位瘦瘦的、具有毒蛇般眼光的40多岁侦察员来到了房间。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我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他拿出一支烟目中无人地斜斜地叼在嘴角。 他向天棚喷了一口烟，开始了调查。他说：“请叙述一下你的一生。”这是侦察局没有有关情报时经常采用的调查方式。我想既然已经这样了也不会诬蔑我是间谍关到收容所吧，就配合了调查。 心中有一种傲气，就放宽了心，从出生地开始一边回想一边慢慢地讲述了出生时间和出生地。 “出生在庆尚南道晋州市凤来洞187号，跟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一起上了中央国民学校。寒冷的冬天说冻手赖着姐姐背我走，我知道姐姐累，可我也总觉得会掉下来就说‘好好被我！’，姐姐说着‘我也冻手，你再罗嗦我就把你咣地摔下去。’还装出把我摔下去的样子。” 突然，保卫员大发雷霆了。 “灿球先生！写小说吗？记忆里还真好。谁说要听这样的故事？是让你说出故乡在哪儿，上过什么学校，为什么去美国移民又是什么时候去的，在美国做过什么工作，我们共和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的又为什么来的等。谁让你讲什么去学校的路上咬姐姐后背的故事了？你是在接受调查！故意胡闹吗？”语气中含有威胁。 “哪怕是有点反省的苗头也好啊？” “被拉到别的地方受点儿苦才会配合吗？不管怎么说，灿球先生为祖国努力奔波我们就认为没有签证进入祖国并不是为了做什么坏事，可还得知道经过，上部就特别指示提供舒适环境进行调查。可你现在接受调查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在韩国或美国就用这种态度接受调查的吗？看样子要进行彻底的调查了。” 把我当犯人看，我的心情也很不好。 “不是故意的。让我叙述出生到现在的经过只能用那种方式进行了。还有，在韩国或者美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又点上一根烟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满地望着我。我也有我的不满和怨恨。一开始就把我当成犯人，叼着烟，用不怀好意的面孔对待我，我感情也受到了伤害。 “来！重新开始吧。” 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说明非法入境的原因是什么”，我就重新整理的话语。 首先说海外同胞援护委员会参赞金永秀经由加拿大用传真发来的入境通知文中明确强调了11月26日无比入境的内容。当然有点牵强。 “贼喊捉贼的人不就是灿球先生吗？” 然后说北京大使馆总领事因为签证问题给共和国海外同胞援护委员会联系过两次，但都没有回音。何必在北京无所事事地呆4天白花房费呢？我反问，因为星期二没能办下签证只能在北京无所事事地呆上4天花去800多美元值得吗？ 我说，从美国到这儿整整经历了6天时间，却由于共和国的失误又要在别的国家呆上四天吗？何必要在中国白白浪费钱呢？花钱也要到祖国来花！我只想快点到共和国来办事，却没有考虑到别的问题就这样了。 又不是从隔壁来串门，而是从很远的共和国和地球的另一半球来寻找祖国，既然没考虑这样的海外侨胞的时间和经费问题只是单方面地联系何时过来，就应该认真去做不让出现失误才对。可是现在却都怪我，让我怎么相信祖国去工作呢？ 听完我的话，保卫员说可以理解，但共和国是一个国家，没有入境许可的情况下入境是明白的违法事件，所以应该对此采取措施。所以应该表示一点歉疚的心情。这样才能好好完成报告书。两个人各诉了己见相持不下。 “古话说，贼喊捉贼，说的是现在的灿球先生吧？” “我说了该说的话，难道让我无条件地求饶吗？” 他抽烟抽得也太多，房间里充满了烟气。嗓子发辣，眼睛发疼。我想把门敞开却不让。保卫员也受到上边的委托对我好一点，却好像很难理出头绪来。 事到如今，我的傲气也上来了。我把朝鲜当成自己的国家自由自在地往来却想抓我就抓吧。送到阿吾地煤矿还是别的地方随便吧。因为我是美国市民，首先美国政府会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解决，如果韩国政府得到消息也会跟美国取得联系关心事后处理情况的。 一想到“在美事业家、韩国籍美国人、住在洛杉矶的金灿球由于无签证进入朝鲜，在平壤机场以间谍嫌疑被捕！”的消息发布在媒体，眼前马上一片眩晕。但是不能在这里退缩，只能向前冲。（待续）

1991年收到了从平壤发来的一份传真。 内容是“11月26日驻北京朝鲜大使馆将给您发签证，届时可访问平壤。” 当时因为工作关系我正等发签证，就马上上了访问平壤之路。从洛杉矶出发，经过首尔和香港，第4天的星期天24日到了北京。 25日是星期一。就像往常那样，买上一大堆洋烟、饼干、糖果到驻北京朝鲜大使馆领签证去了。迎接我的是总领事韩先生。因为经常拜访，跟负责签证的领事也很熟。 而且大使馆职员的夫人们在正门当守卫或轮班做签证工作。外交官的夫人一般做辅佐当地大使馆正常业务的事情。但是朝鲜外交官家属们直接参与业务。并不是单纯的辅助工作，而是正常上班。 总领事韩先生问：“突然来访有什么事？” 我说：“为了去共和国来领签证了。”他就说：“等一下。我没接到签证令啊？上午的名单中没有你啊。”“你看看。别人不记得我还不记得灿球先生的名字吗？名单上确实没有。” 我说：“我接到了侨胞总局让我明天入境的通知。”让他再仔细查找一下。 韩先生说下午4点还会有一次联络，让我等一等。领签证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误差，就以为下午肯定能来通知。总领事也劝我说还有时间就先去买飞机票吧。 无签证进入朝鲜 朝鲜高丽航空没有签证就不给飞机票。可是因为我经常出入朝鲜他们就以为肯定会有签证，没经过确认就给了飞机票。普通舱往返票价是260美元。 下午也没有接到平壤外交部的最终联络。总领事也说奇怪。说不可能没有灿球先生的签证。从美国出发的时候带来了邀请访问的传真，就拿给总领事看了。他就说大使馆会向朝鲜联系，明天您就干脆做好上飞机的准备早点儿来大使馆吧。 26日星期二。这一天平壤也没有发放签证的通知。大使馆急忙给平壤去了电话，平壤方面就说：“啊呀，由于工作失误从名单上落了下来，让他星期六入境吧。”真可气又可恨。 到星期六还有4天时间，为什么要在北京每天都无所事事的等待中花150美元呢？何必要在中国花钱呢？要花钱也要去平壤。又有飞机票，就先去了机场。办不了手续就再说...真是太伤自尊了，因为失误从名单上落下我，还让我在中国等待，总觉得是故意的。 没来得及跟领事打招呼就去了机场。办手续的前台里没有签证当然不可能办登机手续。但是办手续的职员一看我就说：“啊，灿球先生又去祖国吗？去的真勤。上个月也去过吧？”以为我肯定会有签证，就给办了手续。 “服务员同志，其实我没有签证” 心跳加快，嗓子发干。总觉得后边的职员会喊我，向我要签证。突如其来的不安感使得我有点儿晕。平安地上了飞机。我担心出什么差错他们说“灿球先生，请来一下”，都不敢正眼瞧乘务员的眼睛了。飞机终于飞上了蓝天。我想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先进到平壤再说！ 飞到平壤的一个小时内我怎么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什么妙策。算了，不想了！是他们让我来，我就从美国出发花费了6天时间才能到平壤，我没有什么错误。我的胆子就变大了。既然来了还能赶我走吗？可是头脑中还是一片混乱。 飞机平安到达了顺安机场。像往常一样坐上去贵宾候机厅的大巴泰然自若地走进了候机厅。我找了找有没有从侨胞总局来的人，但那天却连个影都没有。真奇怪。若是从前肯定会有一两人的。别人在一片招呼声中匆忙地办入境手续，但我没有一个熟人，孤单单地像掉群的雁子。 别人几乎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心里焦急了。在贵宾候机厅里工作的女职员好像也觉得我有点奇怪，就好奇地向我走来。 “您从哪儿来？没有人接您吗？” 连往入境手续表中填写的东西都没有。我就只拿着空纸一直坐在那里当然可疑了... 该坦白了！ “您从哪儿来？是不是间谍？” “服务员同志，我是美国同胞。其实我没有签证就来了。麻烦您，如果外边有从侨胞总局来的人能不能帮我叫来？” “啊？您说什么？” “啊，我是说因为太匆忙没有领签证就来了！” “啊？没有签证怎么坐上飞机的？” 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这个女职员受到的惊吓比我还大，就小跑出去了。过一会儿，女职员领着一位女士进来指着我问：“您认识那位先生吗？” 那位女士喊道：“这不是灿球社长吗？怎么回事儿？没有人来接您吗？”我不认识她，但幸运的是她是侨胞总局的服务员，叫金善玉还认识我。 我以为服务员会带我出去，但她只是照了一面就出去了。等了一会儿也没有消息。我的期待落空了。 我拿来的两个像移民包裹似的大包，肯定仍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等待主人的到来。里边什么都有。光是在中国买的手表电池、钟表电池就超过5公斤。 还有，3只冻鸡被层层的塑料包裹着趴在里边。是转送给北京分社社长娘家的东西。此外还有饼干、糖、面包、指甲刀等在首尔南大门市场购买的礼物和经常当作礼物的几十双袜子和内衣、连裤袜、纱巾、围巾等东西。 顺安机场成为紧急状态，一脸严肃的人们轮流来会问我话。 “同胞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间谍？” “来共和国不是第一次吧？” “为什么来共和国？是韩国派来的吗？” 用恶狠狠的眼光望着我问。 有人还说：“应该打进监狱去。这里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吗？” “共和国建国以来出现了无签证入境的第一怪人” 机场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所长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平静地问：“没有签证怎么坐上飞机的？” 我就如实讲述了经过。他就威胁地说，今天没有出港的飞机，你就在机场等4天，星期六回到北京吧。 “共和国建国以来出现了无签证入境的第一怪人，可机场没有可睡觉的房间怎么办呢？”事务所所长的话就像晴天霹雳。 这时我才觉得“做错了”。心开始发软，发颤。是不是就这样被关押还被扣上间谍罪拉到阿吾地煤矿？开始胡思乱想了。可是，我是谁啊！肯定会斟酌处理的。肯定会有认识我的平壤人来帮忙的。从总理开始高干们的模样象流星一样闪过了头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