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研修生学习技术比中国工人快”

对朝鲜研修生的教育效果非常明显。 在中国办工厂培训中国工人至少需要3个月左右时间才能上手,我们估计朝鲜工人大约需要2个月。而朝鲜工人的学习速度出乎意料地快。 进入第三周时,决定从裁剪到完成全部让研修生负责,最后进行评价。 评价采取让全体研修生各自发表自己意见的形式。最后听取工厂方面技术人员的意见,再综合研修生们的意见仔细进行记录。大家指出的意见准备回去后在生产过程中做参考。 我们制定研修生教育计划并彻底去执行。即使他们结束培训回到平壤,实际生产过程中包括机械运转、原缎处理、裁剪和产品管理在内,任何一个环节也不能出现瑕疵。 研修生为完成这样完美的工程,需在平壤对朝鲜工人进行再培训。调任7名日后派往平壤的韩国技术人员派往中国工厂,这有助于直接培训朝鲜研修生。培训结束后,把本社技术员派往平壤时能更感到亲切从而扫除障碍。 研修生想吃冷面。急忙跟首尔联络要了几箱韩国的“清水冷面”,首尔方面便在配发皮鞋原材料时捎来了50箱。由于太多,直到全体研修生返回时也没吃完。 喜欢吃冷面的朝鲜研修生们 收到冷面一周后,每次晚上吃夜宵(21点30分)时总要大摆冷面宴席。研修生们每人一般能吃两碗,让旁边看的人惊愕。他们平时吃不到冷面,真担心他们可能吃坏肚子。 中秋前一天的15日。笔者也感觉疲倦,节日期间想回首尔休息几天。休息期间寻找发往平壤的设备,还要准备10月中旬左右金龙云会长和技术人员访问朝鲜的事情。 而且也可以在新建的顺平玩具厂建设爱看特工厂,所以谈论了这一事项,也为金会长访问朝鲜时进行离散家庭会面保持了联系,还制定了玩具厂和考察工厂建筑地的计划。这些业务都是笔者以个人名义经由中国用传真跟朝鲜取得联系完成的。 中秋节之后,20日又到达了泰昌工厂。进修生们不满地说我不在的时候有很多不便的地方。我没有问具体情况。我想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见到我,高兴之余才这么说的。这时候白天温度已经超过了30度,早晚的天气却有点像秋天那么凉爽了。宿舍的被褥好像薄了点。 第二天星期天天气非常好。下午3点结束教育之后按规定可以上街逛逛了。一星期一次允许他们出去逛街。逛了一圈市场后去了扬子江边。江面像大海,宽广无边。黄色的水缓缓流淌。进修生们感叹道:“中国地大,江河也真宽。”逛了两个多小时回到工厂,工作人员说光明星经济联合会北京代表部的李治勋代表来过电话。 为了询问什么事情,我回了电话。对方就嘱托我“让他们吃好睡好,给买点香烟,好好进行教育。”还向我问了好。在制鞋部门教技术的边钟镐科长第二天要回韩国了。因为为人平易近人跟朝鲜人关系很好,教的也非常不错。 该批评的批评,该称赞时也绝不吝啬,跟进修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今后还会派像边科长这样的人到平壤进行教育。晚上开了送别晚会。凉拌面、花生、啤酒、烧酒…虽然简单还是非常愉快。 爱看特公司有关人员平壤邀请书到达 食堂的大嫂是延边人。有个儿子在延边,朝鲜饭菜做得比较不错。因为是朝鲜族,跟进修生们语言和思想相似之处较多,有了亲近感饭菜总是很丰盛。 朝鲜人、中国朝鲜族、韩国人,还有像我这样的韩裔美国人等4个国家的同一民族一直到深夜拉着手唱着“故乡之春”、“我们的夙愿是统一”等歌曲,鼓着掌忘却了过去的辛苦。 我们相约再一次见面。每一天都在担忧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逃跑)中度过的。这可能也是一种精神病吧。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我的责任。朝鲜和爱看特都依靠我进行工作。 带着稍微疲惫的身心回到宾馆,总结了一天的工作,计划着明天。突然想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带着进修生到首尔,在更为舒适的氛围中手拉着手唱统一之歌呢?” 23日,用传真传来了邀请爱看特工作人员访问平壤的邀请书。是值得高兴的消息。事情好像进行得非常顺利。平壤当局好像已经决定继续搞这个工作了。为了检查个人的实力,让进修生制作了自己的鞋。 朝鲜人的脚一般都比较小。吃过晚饭后带着5个人去了朝鲜族经营的理发店。好像很合意,都说理得不错。因为是朝鲜人还少收了钱。回到宿舍后都说理得好,摸着后脑勺说明天都去这个理发店。就像是节日里理发那样感到兴奋。 已经到相当技术水平的朝鲜进修生 24日天有点儿阴沉沉的。为了让进修生自我评价自己的能力,举办了具有30年制鞋经验的泰昌工厂金厂长的特讲。把接受教育的所有过程以及宿舍和食堂都记录在光盘里,这会成为很好的记忆。 27日是工厂休息日。可是昨天进修生制作的120双鞋中60双被判定为不合格,直到晚上10点一直进行了修补工作。这也是很好的经验。做完后都集中到食堂里。拿出几瓶烧酒,想用冷面做下酒菜慰劳一下。 “大家真得学会了技术。而且还会找出有缺点的皮鞋,已经都成了技术人员。怀着最高技术人员的自豪去平壤,那么在平壤也能成为最高技术人员。希望认真工作和辛勤的劳动带给你们成就感。”喝了一杯酒后唱着故乡之歌抚慰了疲劳的身心。(待续)

金融危机时朝鲜要求提高工资,最终导致工厂关闭

我忘不了那些在寒冷的冬季也光着双脚的朝鲜女工们,每次到平壤之前,我都回到首尔的南大门市场给工人们购买袜子、围巾、鞋子等生活用品。 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在中国购买比在首尔购买便宜得多,但是我相信他们迟早会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韩国制造。 从韩国购买的东西到朝鲜之前必须完全清楚商标,否则不能通关。从市场上购买的一大堆东西还要搬回家里连夜清除商标。清除商标后东西就变得很不像样了。 因为东西看起来像是有人用过的旧货。我考虑到接受者的心情,每次都会重新用塑料盒包装纸重新给东西包装好。看着员工们拿到礼物后高兴的样子,我也会无比地开心。 重建工厂的过程中,朝鲜方面的水泥和钢材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很多。反倒使我们可以在原来的工厂里安心地生产。但是建材的供应实在太慢,工程几乎停滞不前。 我为了察看工厂的新址和电力情况,又一次来到了平壤。平壤发电厂附近有建设大学和建材厂。我们的计划是改建其中的一幢建筑。这家工厂是比较特殊的地方,门口有女军人把守。 工厂的界碑非常森严,每次进出都要察看访客的身份证。只要我在车里坐着,他们就会放行。但是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反感。一个南朝鲜人当社长,有反感也算是情理之中了。 工厂迁移后员工们不能跟随 工厂内部施工终于结束了。金明山社长从原来的工厂才下了从日光灯到电线等所有的一切。他说那样做新工厂才能用得上。因为工厂挨着发电厂,电线是直接从发电厂借来的特别线路,绝对不会断电。 他们说工厂员工中除了班组长等10余人之外都不能搬到新工厂。这10多人可以搬到工厂附近的公寓居住。因为她们原来居住在平壤外围地区,搬到市中心等于是升迁了。 其余的员工们因为居住地离工厂太远,就算是熟练工也不能随工厂搬迁。于是我只能重新招募和培训工人了。 幸亏新工厂附近有不少人都是缝纫工,员工招募倒是很容易。从搬家到适应工作花去了大概两个月时间。我嘱咐他们认真地生产好产品,不要再想着搬家建新工厂。 我回国后购买了生产20万件5种新产品的原材料后从仁川港发给了南浦港。朝鲜方面发来消息说因为没有卡车,无法将原材料运到工厂,只能继续保管在港口的仓库里。 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我心里有数。这是一种恐吓,目的是让我赶紧给他们购买卡车。因为那些原材料本来就不是1个月之内需要使用的,所以我干脆没有搭理他们。 因为太听从南朝鲜社长的话,被开除出工厂 此后工厂方面也没有什么表态,最后还是自己把原材料运到了工厂。他们想利用原材料运送白得一辆卡车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工人们的技术已经成熟,生产速度也得到加快,每月生产和装载15万件左右的产品完全成为可能了。整个项目也逐渐稳定起来了。我认为按照这种速度,就可以每月提高产量5000件,今年内可以实现每月至少进口20万件。 可是飞来横祸,韩国突发金融危机。工厂的订单也减少了一半。朝鲜方面突然要求我提高加工费用50% - 100%。于是我再次访问了平壤。 到了平壤发现金明善社长被开除了。事先没有和我进行任何沟通,就把人给开除了。我质问他们哪能有这种事情。但是他们只是告诉我金明善社长因为工作出色,升迁到了比玩具厂更好的工厂了。 我实在无法接受。但是没有人告诉我金社长的去处。也没有人帮助我见到他。 金融危机中要求提高加工费用 有一天我在普通江酒店1楼和接待员等几个人喝完酒要回到4楼的房间。突然有个人从走廊的沙发上站起来对我说:“是明善社长让我来找您的。社长是因为没能提高加工费用以及乖乖地服从您才被开初的。社长让我转告给您今后工厂不会顺利。您也不要给他们买卡车,加工费不上调也完全可以。所以让您好好处理。” 我还没来得及说让他帮我见见金明善社长,他就急冲冲地转身离开了。我知道金明善社长向要到酒店来看我实在太难了。 他想来见我必须得到接待员的允许。但是事实上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就算见到我,也因为接待员时刻陪伴在身边,我也无法知道他被开除的原因。谁能相信这种不自由? 因为要求提高加工费用是党的决定,我看来必须得照办了。我只是需要时间。我给他们讲了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的情况以及韩国经济的困难,并请求他们能不能在经济好转之前保留提高费用的问题。 无论怎么说服,他们都不愿意让步。我只能嘱咐他们保证已经生产的产品及时装船。这时中国方面的工厂们主动要求就算降低工资也要继续启动工厂。他们想以这种方式积极协助公司渡过难关。但是美其名曰“同胞”的朝鲜方面却始终不肯让步,最终导致订单日渐减少。 拒绝运送产品 朝鲜方面因为我不提高加工费用,拒绝将已经生产的产品运送出来,也不把20万件原材料送给工厂。 我立即飞到了平壤,并约见了“民经联”会长和光明星会社的总社长,对他们说如果产品运送不到就会因为违约而失去客户,项目也会以失败而告终。 我恳求他们一定要及时地把产品送出来。得到承诺后我回国了。 可是过了1个月产品也没有送到,还在重复要求先把原材料送来。我再次飞到了平壤。工厂的新社长表示无法送出产品。实在不能让人理解。 我一到平壤他们就会答应给送货,我一回国就会食言。我也开始愤怒了。我怕他们收到货款后也不把货送出,就在香港用现金准备好了10万件产品的货款直接拿到了平壤。 我把钱交给光明星总会社,让他们负责装船和运出。最终产品到达仁川港花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时国内的进口商已经因资金周转不利而倒闭。 我想要在平壤生产玩具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我感到无限的挫败感和心痛。而那就是朝鲜的本性,远远比其他民族不足的本性。 但是我至今也不清楚玩具厂为何会如此荒唐地关门。

96年,平壤居民也吃不上午饭

平壤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是名符其实的“饥寒交迫”。 1996年秋天,我和工厂工作人员一起检查工人们的缝纫技术。走过缝纫机旁边是我偶然看到工人们的脚。当时的天气已经有些寒冷,但是工人们较上穿着的却是夏天的拖鞋和运动鞋。 后来发现240多个工人几乎都是拖鞋或运动鞋,不少运动鞋还是鞋后跟儿都破除了洞。有些人的塑料鞋也漏着洞,脚趾都搂在外面。 天啊!我为什么至今没有注意他们的脚?我要求他们生产好产品,为什么没关心一下别的?有道是“主人吃饱不知道仆人饥渴”,我也成了那种人?于是我就有些急了。 我的身后跟着两个接待员和副社长(党派前的党委书记,是企业的总监督)还有厂长。回到办公室后我问社长金明善。 “金社长,工厂的员工是我们的家人吧?” “是啊。有什么事情吗?您是不是看到残次品?有什么做错的您指出来吧。” “社长同志!你有没有看过员工们穿着的鞋子?副社长同志和厂长同志看到过吗?” “没有啊。鞋子怎么了?” “社长还不会观察手下的工人,差远了,没有当社长的资格!” 社长愣愣地看着我。 “你现在马上出去看看员工们的鞋子。”我把他赶出了办公室。 朝鲜首都平壤,饥寒交迫的人们 金社长回来说的话更让我惊讶。 “我们没有余地关心他们的鞋子。等天冷了,他们都回自己解决。” “金社长!” “是。” “我每次回来对你们讲过吧。不要光看工人们的手艺和做出来的小狗、小驴等玩具如何,也要关心我们的工人过的如何,一定要像一家人那样生活。我们不是越好以这种方式给伟大领袖和敬爱的领导人高兴吗?” 因为我知道只要一提到金正日、金日成,他们就没有话说,所以我特意这样强调。他们低着头无语。 “副社长同志!我的话你还记得吧?” 我和社长结拜为兄弟,和他说话很随便。但是对副社长我向来都是用敬语。我认为这样才够礼貌。 我这样讲话另有隐情。因为社长做事非常认真出色,我经常背着接待员或副社长,在卫生间等地方偷偷送给社长1千美元。我给他钱的时候总是告诉他,把钱好好收起来,工厂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可以用,我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用,所以给你钱就当是存钱。但是因为现在旁边有人,不能直接问社长那些钱是怎么花的。 虽然是我自己有些伤心才发了一通火,但是因为我的话没有错,他们都低着头不说话。“我这次回去就给寄来冬天穿的300双运动鞋。你们就告诉我鞋码吧。知道了?” 直到几年前每年还有一两次鞋子的配给,现在人们都要各管各的。吃饱饭都成问题的人们,鞋子根本没有余地去管了。给孩子买双鞋子也非常困难。太惨了!而且说他们干脆不吃午饭。 平壤的居民们都吃不上午饭 我们在5、60年代也经常吃不上午饭。所以我每次到平壤都没有空手去过。随着不同的季节,每次都买一些洗衣粉、糖精、白糖等生活必需品。为了那些饿着肚子的人们,我还在中国边境购买大量廉价(品质极差)的面粉和玉米油送给他们。 给工人们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从来不会白白送给他们。形式上也要高一些质量评比等,让他们得到东西的时候更高兴一些。我也给工人们送了很多袜子。我待他们就像我的家人,关心他们,让他们开心。相处久了,我和他们感觉就像是一家人。有时我甚至送给他们指甲刀和化妆品等小东西。 我在平壤的时候总是细心地观察我的工厂员工们在日常生活里必需的是什么。我会记在笔记本上,下次再去的时候,哪怕再累也要拿过去。我总是想送给他们,从来没有觉得心疼。唯一让我惋惜的是,无法像在韩国那样,带着他们去吃饭,去喝酒,去唱歌跳舞。 这个共和国实在是没有什么生活乐趣。在僵硬的氛围里,人与人之间只剩下猜忌,彼此都把对方视为负担。我不属于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人的生活就像是从伟大领袖和敬爱的领导人那里暂时借来的。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却要高呼着“我们非常幸福!只要党下决心,我们就会去做!”什么时候能活得像人一些!我感到无比的郁闷和心痛。每次想到这些,我看着工厂里的员工就会辛酸。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金明善社长的刻苦努力成功地消除了各种杂音,生产出的产品质量良好。但是工厂方面提出从工厂到南浦的运输费用过高,要求我买一两1吨小货车。这个国家怪事很多。因为我们工厂是创汇企业,所以运输费用比其他企业要多两倍。我对他们说要买一两韩国的车送去。他们几乎跳起来说:“南朝鲜车绝对不行。” 于是我说那就不能买车。他们就半恐吓地对我说,如果错过交货期限也请原谅。他们明显是要借机得到一辆车,但是我也只能照办。事实上工厂也确实需要一辆车,所以也有些动心了。我为了买车量来到了日本港口。这个港口有来往于朝鲜和日本的“万景峰号”出入。 车的所有者用不了车,国家机关占为己有 我通过近洋海运东京分公司社长的介绍寻找车况好一些的二手车。弄到性能好的二手车后,告诉朝鲜方面要利用“万景峰号”运到朝鲜。他们却要求在车厢里装满汽车配件和二手轮胎一起运过来。 于是我找到了汽车配件和轮胎。可是车厢里能装100个轮胎,当然价格不菲。他们说这些轮胎拿到平壤后能卖个好价钱。他们虽然说送给元山海关一套轮胎就可以安全通过,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于是我就准备好了发货票和其他材料。 日本的酒店和饮食费用昂贵,加上这些费用在日本买车和在韩国买价钱没什么差别。我还想现在有了自己的车了,我到平壤后我的社长能开车出来接我了,心里还挺高兴的。但是那辆车从来就没有为我服务过一次。我没有坐过那辆车去过一次食堂,从来没有过。应该说我干脆就没有机会坐那辆车。我实在是心里想不通,所以在停在工厂院子里的车前面照了一张相。 在平壤就算你自己有车,也无法自由地使用车辆和出行。社会结构根本不允许这样做。想要使用私家车,就需要单独购买车辆(也得是奔驰之类的高档车)后聘用制定的司机,每月还要支付所有经费。因为在平壤车是财富的权力的象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 自己的车停在院子里,你也不能需要的时候使用它。不像在韩国那样可以随意支配。只要我不在平壤任何机关要借用都无法拒绝。所以才必须是高档车。问题是借走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换过来,而且费用还得我自己掏。是我掏钱买的车,但只是名义上归我所有,实质上是任何国家机关自由使用的公家车。 我几乎每两个月去一次平壤,而且我从来不会空手过去。在美国购买糖精,在首尔南大门市场购买内衣、袜子、手套等,在中国购买白糖、牙膏、香皂等。我就拎着那些大包小包的东西,像一个探亲回家的人一样来到平壤。我算是尽了我最大的心意了。 因为访问的次数太多,从朝鲜驻北京大使馆到航班乘务人员再到平壤顺安机场的出入境管理人员,几乎都认识了。他们每次都问候我说:“先生又来了。身体还好吧?”我都有些应接不暇。每次踏上顺安机场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心里舒服极了。 所以一两个月就会出现访问平壤的理由,我就会自己打包准备出行。有日子没有去平壤,我甚至会感到一些空虚和想念。就像是瘾君子,我可以说是一个“平壤中毒者”了。

“有权势的烟厂党秘书窥伺我们工厂”

裁剪时应该注意条纹的走向,但总是因为经验不足裁剪出来的布料条纹走向都不一样。 拿着样品找到金明善社长和厂长,从理论开始教会他们,嘱托他们不得出现错误,这件问题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解决。对动物玩具来说眼睛的位置最重要,但一直眼睛能钉在正确的位置,另一只眼睛就算标好了位置还会出现偏离情况,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从正面看玩具熊的时候,它的眼睛已经成了斜眼,瞅着我的形象不知有多可笑了。先在想起来也忍俊不住。给干活的女工们看斜着眼睛的玩具熊,让她们大笑一场,但失误的工人却又出丑又不好意思抬不起头来。就算不能动,但应该具有灵性,可是就做不好这一点。 当笔者进到工厂的时候女工人们都非常紧张,不敢抬起头。所以指出缝纫错误时我也只看着那个人的手说话。做好了很想夸他们一下,拍拍头什么的,但很遗憾。 每月定期装一次船的时候,笔者几乎每次随货物一同往返于首尔和平壤。 有一次接到了工厂出了问题赶快回平壤的联络。铲品质量也没问题,也按时装船,所以好不容易在美国休息一段时间呢,我叹了口气。 因为通讯不便,不能马上打电话质询情况。只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又经过首尔和北京第6天才到平壤。第二天到工厂一看,原来是由于裁剪工的失误没有按布料的条纹裁剪,而且还用它做出了1千只玩具熊。玩具熊的大小是30cm x 20cm,加工费共达1千美元。 因为玩具熊背部的条纹不一样,颜色也就不一样了。没办法,只好决定把那些玩具熊存到库里,当国家有什么活动时给工厂人员每人发一只,作为礼物送给党干部家的儿童。此外汇加工费的时候减去1千美元,工厂不用赔偿原材料损失费。 “给工人买维生素吃吧”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工厂内灰尘较多对工人健康有害,所以要求供应维生素。听了这个话我突然生了气。为了让她们工作时戴口罩,已经发了几千个。可为什么不用口罩却提出另外的要求呢?问他们留着吸尘器当饭吃吗? 我让他们一天要打扫几次,但他们没听我的话。好像他们觉得机器(吸尘器)非常神奇不舍得用,就贡在一边了。怕出现故障没人修理,舍不得用。 我问:“人不去医院就以为不会生病吗?谁提出了这种意见?是社长想出了这么个高招吗?”我说是党书记还是工厂工作人员要求的?不断失误,好不容易能造出产品了,吃一点这样的灰尘死不了。 在笔者经营的缝制工厂有300多名美国和墨西哥工人,就算不戴口罩,不吃维生素也没有一个人去过医院,更没死过人。笔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从早晨7点工作到晚上7点,已经5年了,可还这么健康。也没吃过营养剂维生素。他们被数落了一阵后,事情算是摆平了。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对因失误切断了一根手指的工人怎么进行赔偿的问题。这里的工人不能加入保险。我问这时候国家怎么处理?没有回答。所以我就把处理问题的事情全权交给了社长。 窥伺缝制玩具厂的有权势的烟厂厂长 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搬迁工厂。说我们要在别的地方建设新工厂,问能不能在目前的场地建新的建筑跟烟厂一起使用。所以说需要暂时搬到别的地方。 笔者问:“建设新的厂址搬迁好,还是建在这个地方一起使用好?”回答说尽快建设新厂址搬迁。我问谁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金明善社长回答说:“目前烟厂的党书记很有权势。看我们工厂经营得好,就经常过来看看工厂了。有一天提出,要建新的工厂搬迁需要很长时间,在这里的空地直接建工厂每家经营一个如何?” “我觉得他想吃掉我们的工厂” 我们社长认为这样下去就会被吃掉。我问:“什么话?金庆熙同志特意委任金明善社长担任这份工作,而且社长不是跟我下了军令状吗?” 金社长跟我约好,为了共和国的缝制玩具工厂和儿童认真负责工厂,成功办好,直到退休和我一起努力工作。 笔者说:“如果是党的意见,我会强烈主张关掉工厂,您就不用担心,好好找一找搬迁地。要尽快从国家拿到建设工厂所需的水泥和钢铁。” 选定新厂址和进行建设时我们达成协议,朝鲜负责钢铁和水泥,笔者负责装修和通讯电器设施。着手工作时朝方要求提供把产品运到南浦时所需的3吨装和5吨装卡车各一辆。 用铁锹挖地基的建设工人们 他们说运送建设工厂所需材料时需要花钱借用别的公司卡车,而且又不总是给借,会对建设产生影响。为了根据工厂建设进度制定计划,我去了建设现场。他们正在用铁锹进行土木工程,真让人心酸。 在空旷的旷野上圈下了土地后,我不知觉地叹了口气。既然说好他们负责建设,那应该备齐建设所需的所有装备,但条件并非如此。只要资金情况良好,真想给他们买来所有的建设装备。 没有最新装备也能做好建设工作。可是他们想尽办法多留下装备。而且就算资金没有问题,也应该根据工程进度运送下次所需的材料或设备,如果事先运过去,装备就流到别的地方去了。 目前境况还不是很好,认真做好产品,有了成果进入正轨能挣钱的时候再卖卡车也不晚,就算不太方便还是忍耐一下吧。 一步一步来吧。目前急需的是如果需要搬迁工厂的话,我得先见见轻工业部部长,跟他商量。在我的嘱托下,我见到了部长。跟他一起吃晚饭时问知不知道目前发生的事情,他说不知道。 他说好像是烟厂内部起了贪心。我说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说到做到,只要求不要节外生枝。我留下了一个小型相机拜托拍下建设现场进度情况,做出相册给我。还拜托他关照一下新搬迁的工厂环境和工厂建设。 在这期间一直有人要求提高一点加工工钱,但跟中国相比工钱反而过高需要下调,但出于同一民族的感情支付的价格比中国要高一点。 在相同的设施下定做同类缝制玩具时,中国以160名为单位一年后每月平均能生产60万美元左右的出口产品,而且每月的声产量都会有所提高。但平壤却是240名一年后每月平均只能生产20万美元左右的产品。 在相同的情况下生产量就有这么大的区别,所以从经济原则计算的话,这不是事业,而是技术人员培训所。这样下去的话很难期待能有竞争力。但对朝鲜来说这是唯一一个缝制玩具工厂,也是国家关注的事业,所以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工作,但因为对方没有按约定进行让人满意的合作,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不太方便。(待续)

“竞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方式,不可取”

开始进出平壤6年后,我投资的工厂里开始生产朝鲜劳动者们生产的产品。 在朝鲜罕见的布料,上不熟练的手工,女工人们着实出了不少苦。头一个月布料浪费非常严重。但还是非常认真地尽最大的努力,终于生产出了娃娃熊的样品。 随后白熊、灰熊、小狗、小猫等布娃娃陆续开始生产出来。布娃娃上面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真的感到神奇,感觉到那些布娃娃都充满着生机。老大不小的我似乎回到了童年。 我想象的我们生产的布娃娃去到韩国,送到朝鲜孩子们的手里,让孩子们的童心充满着幻想,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孩子们一定会抱着娃娃睡觉,摸着娃娃,亲着娃娃,尽情地和它们玩耍。想象就已经足以让我开心无比。 只要一直能这样生产,国内商家们的评价就会升高,订单就会接连而来,生产所需的技术和经验也可以传授给朝方。必须经常来往于朝鲜和韩国,通过录像和图片等给工人们传授技术,让他们主动掌握生产技术。 下一个目标是增加产量,给工人们实施集中教育,把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平均10万个。实现这个目标花去了6个ue。此后只要头脑和手的速度跟上,每月20万个的生产能力轻松就会实现。 “我们不会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做事” 可是后来又发生了朝鲜特有的问题。因为薪水是固定的,生产量少就会提高成本。但是提高生产量后不合格产品就随之增加了。工厂管理人和员工们都没有成本的概念。 强调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减少不合格品的数量和追求速率,他们就会说“我们不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做事。”工人们也不具有“多做多收多利”的意识。他们只是认为做好下达的任务就可以,没有必要让自己太累。 督促他们更加强有力地推进生产,他们就会说:“我们严格遵守伟大的金日成领袖和亲爱的金正日同志有关生产工厂的教导。我们只听从这个,不听虫社长先生的指示。” 听到这些话我就会哑口无言。我只能单独找来管理人给他讲授注意事项或技术等,让他在现场实施二次教育,以这种方式度过难关。 工厂的名称“平壤顺平缝制玩具厂”也是我自己取的。外国人想在朝鲜设立公司,当时必须取得政务院的满票通过。好在顺利地取得了营业许可证。 这样的玩具工厂在朝鲜也是第一家。因为信誉好,劳动党也非常关心。我得到单独工厂建设的许可,得到了25000坪建厂用地,工厂建设的设计图也着手画了。 我设计了具有办公室、产品研究室及制图室、工厂、员工宿舍、体育设施、革命教养室、生活关(音乐设施、娱乐设施、读书室、洗浴设施、理发店等)、食堂等其他便利设施的工厂,得大了当局的许可。 “竞争是美帝国主义的运营方式,不可取” 我在对外经济委员会的帮助下正式从政务院得到玩具工厂商户名称和营业许可证等的许可。需要说明的是,营业许可证并非申请就能拿到。这需要在政务院会议上获得所有阁僚们的满票通过。 我决定在头一年实施多种经营,目的是向朝鲜政府表现合作态度。我想根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将240名员工分成4个班组,在完全独立的体系下,组成生产线,以此来开展班组之间的竞争。 我还引进了奖励制度。以合格产品的数量为准评定次序,向一等奖的班组成员奖励是面粉,二等奖是非早,三等奖是白糖、四等奖是糖精。我想利用这种奖励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能力。 但是一开始实施这种方法,朝鲜方面就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方法,朝鲜不喜欢”。于是只能时断时续地实施。我还尽力想要说服他们。 我在厂房设置录音机,在工作时给员工播放雄壮的歌名歌曲和《口哨》等歌曲。同时我还努力营造和谐的氛围,以使得生产可以按计划顺利进行。 我向员工们强调只有给玩具富裕活生生的气息,才能让玩具变得更生动。只有那样孩子们才能真正地把玩具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做出活生生的玩具需要很多经验。因为员工们小时候都没有玩儿过娃娃玩具,所以他们不太好理解这种要求。也许是必然的结果,同时也是让人心痛的结果。

南北都是姓金的天下?

发给平壤工厂的订单最多1个月应该能完成,所以我期待能够在北京见面。约好在北京看到样品后在进行协商。可是过了2个月也没有消息。 几次督促他们仍旧杳无音讯。后来我都产生了一股傲气,要等到底,看看他们到底能多长时间送来样品。我想到如果和轻工业委员会合作可能更快一些。因为金日成的女儿金敬姬负责轻工业委员会,只要和直属会社朝鲜轻工业制品进出口会社取得联系,问题应该更简单。三千里总会社仍然没有回信。 我来到平壤经高层的介绍直接与这家会社的副社长(金明善)打起了教导。“我要和副社长同志一起负责这个国家孩子们的缝制玩具!只要能够按照我构思的工作计划进行,我愿意建造一家玩具工厂。为此首先要制作出样品得到肯定。归国后我要拿着3000个样品立即返回到平壤。” 副社长恰好要在2个月后到中国的沈阳出差。我对他说:“正好!我们就在沈阳再见吧。但是一定要在您出差前把样品发给我。那样才能进行评价,并根据结果进行协商。我们还要一起参观沈阳的玩具工厂。” 三千里总会社发来的样品在3个月后,轻工业方面发来的样品在1个月后同时到达了北京。我来到北京的公司办公室(光明星和三千里会社共同使用),他们埋怨我“为什么把样品送给两个地方。” 我跟他们说,如果是你会选择需要3个月完工的工厂,还是1个月就能完工的工厂?我劝他们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无论是哪一个公司,都是在共和国生产,所以最好能选择一家更好的工厂。第二天我回到了首尔。 隐瞒韩国人身否后参加对朝合作谈判 3000个样品中三千里送来了2400个成品(600个不知去向),轻工业方面送来2900个(100多个是废品)。 新湖商社技术人员们进行评价的结果是只要在进行几项教育就足够。平壤轻工业进出口会社的金明善副社在发来消息自己已经到达沈阳。他说已经把事情向上级报告,要和我谈论具体的工作计划。我为了协商技术方面的问题,拿着样品和新湖商社对朝工作组长金成久专务一起携带工作计划紧急飞往了沈阳。 当时的朝鲜在没有平壤方面的允许之前禁止朝鲜人与韩国人相见。韩国也同样。我让金专务坐在协商桌上,说他是新湖商社香港分社的外籍职员。协商进行了4个小时。 朝鲜方面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来谈判,一发现有3个人,他们对显然感到有些别扭。吃晚饭的时候气氛有所缓解。碰巧我叫金灿球,朝鲜方面是金明善,新湖商社方面是金成久,都姓金,所以彼此亲近了不少。我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哪儿都是姓金的。南边北边都是姓金地在同志国家。”结果这句玩笑差一点惹出一番争吵。有关领导人的话题在朝鲜仍然和敏感。 南北合作玩具工厂在沈阳达成历史性协议 但是紧张气氛没一会就缓解了,毕竟是同胞。金成久专务突然向金明善副社长说道:“从美国来的金灿球社长是我的大哥。我们名字差不多,金副社长也和我们一起成兄弟怎么样?我比两位小两岁,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成为三兄弟好吧。所以这项目就请大哥和二哥一起合理完成吧!” 我们很开心,就像是项目已经成功了。金明善毕业于金日成大学经济学专业,曾经在朝鲜驻波兰大使馆工作,待人接物很圆润,所以和他谈判就像和韩国人谈判一样。长相也更像行国人。 第二天我们经过几次修改最终拟定了“加工临时合约”,并于1995年8月23日在中国沈阳历史性地签署。南北合作玩具工厂项目正式启动了。当时的感动无以言表。 此后经过几次样品评价对技术做出了肯定,于是我决定开始安装设备。此后与新湖方面的设备投资协商非常顺利。我们决定第一批设备在韩国制造,说明说和注意事项等都用韩国语标记,并特别小心不要让对方看出是韩国制造的设备。 新湖李淳国会长做出了特别指示,事情进展顺利、迅速。订单由新湖方面通过我进行,原材料和副材料都100%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我在百忙之中还要到工厂亲自学习制造工艺和技术以及检验技术。 设备提前到达,地点成问题 因为我需要了解设备机械,还在短期内快速完成了机械方面的学习。我对机械或电器等方面的学习能力比一般人要快很多。因为当时要把韩国技术人员带到平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由我来亲自掌握几乎后再到平壤传授技术。 机械的定制和装船再到运送到平壤整整花费了6个月。此间我无数次进出平壤,在制造3000个样本的过程中给他们传授了技术。在此过程中对此前在对朝事业的误会也有所解除。 设备根据在约定的时间里到达了平壤,但是平壤方面却认为那么多设备怎么可能按时到达,所以根本连工厂地点都没有定下。后来听到设备已经装船的消息后才急忙和上级汇报和选址。 轻工业方面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厂房,白白地让设备在仓库里睡觉。我自己到平壤和他们一起倒出找厂房,但是找不到合适的。 平壤市以北30公里处有一家“龙城卷烟厂”,厂区内有一座2层独立建筑,我感觉很不错。于是把设备搬到哪里,根据设计图安装设备以及试运行花去了3周。 工人需要240人。第一批招来的160人在工厂开始了整顿工厂的工作。劳动党动员局答应几天内将不足的80名员工送来。 “我是美帝国主义(?)国家来的金灿球” 金明善副社长被任命为工厂负责人,工厂开始启动了。我的职务是玩具会社会长,开业日期举办了一场茶话会。轻工业部副部长、侨胞局总局长以及其他轻工业部门当干部们前来祝贺,并对我表示欢迎。那时让我充满信心的一天。朝鲜的第一家玩具厂就这样诞生了。 轻工业制品进出口会社也准备了单独的活动。会上中央党的某干部表示,朝鲜人民热烈欢迎旅美同胞金灿球先生为祖国和人民筹建玩具工厂。我也发表了答谢词。 “大家好!我是从大家最讨厌和最仇视的美帝国主义国家来的旅美侨胞金灿球。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但是不是帝国主义者,也不是美国佬。我和大家一样是朝鲜人。梦寐以求相见的同志们终于今天得以相见,我真的很高兴。” “今天我用我的双手在我的祖国朝鲜的平壤建立了一家玩具工厂。希望在座的大家能够帮助我让今后的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边十个。我一个人绝没有能力让工厂运转。需要大家真诚而有力的帮助。” “今后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请真诚地指出来;如果我做好了,请多多赞扬。那样我才有力量更好地做事。我从今天开始要生活在这家工厂,为了朝鲜的孩子们和创汇近我的全部力量。我的希望是共和国的手又孩子们每人都能有一个我们工厂生产的兔子、熊、小狗等玩具。” “我还希望我们工厂生产的玩具能够赚取更多的外汇,让我们大家都成为富翁。我对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这里祝贺我,鼓励我,表示真诚的感谢。朋友们!请大力鼓掌,给我们鼓励。谢谢。” 我感动地几乎热泪盈眶。 那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未完待续)

“共和国的孩子们没有娃娃可玩”

我第一次访问朝鲜时,目的是观光。所以没有需要特意相见的人,也就没有专门准备礼物。只是为了应付万一碰见与我的事业有关的人士,准备了一些平常的领带和头巾、袜子、手套等。 但是当我第二次访问朝鲜时就考虑好与那些有关当局人士们相见,精心准备了头巾、皮手套、袜子、手表、钢笔、老花镜等。因为我不是去和离散家属会面,不知道要见到何人,所以准备了一些任何人都有用的礼物。 问题是下一次再和接受我礼物的人见面时就会发现这些人都不使用我赠送的礼物。原因是生怕惹人白眼。于是下一次开始我就准备了一些轻易不会被人发现的礼物。例如家庭用的生活必需品或内衣等都不大会被人看到。我辛辛苦苦地拿着消化药、驱蚊剂、内衣、袜子等大包小包到朝鲜作为礼物赠送给我见到的人们。那时我才知道什么是赠与的快乐。 礼物中有一些是美国产,但是生活必需品和内衣等大都市韩国产品。问题是“韩国制造”的标签。第一次在平壤顺安机场,除了美国产品或中国产品,凡带有“韩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全部都被没收。吃一堑长一智,随后我就采取剪掉商标或更换商标的方式得以顺利通关。 有一次,某位高官嘱咐我下次给他的孩子们带一些玩具娃娃。我干脆就从他那里要了订单。孩子们想要的是小狗、小兔子、小熊娃娃。 当时朝鲜没有缝制玩具工厂 当我拿给他几件玩具娃娃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和国没有生产这种东西的工厂 … 只要有一家,孩子们该多么开心啊!” 他说朝鲜连一家缝制玩具工厂都没有。 朝鲜当局号称天下最好,必向外国友人炫耀的昌广幼儿园,我去看时也没有看到孩子们手里拿着一件布料缝制的玩具娃娃。玩具都是些木材或塑料制成的积木、汽车、自行车等。 当时我想到“现在韩国因工人们的罢工示威,轻工产业都转向了东南亚。估计缝制玩具业也好不到哪儿去。”后来才知道,这缝制玩具100%都是靠人力制作的。缝制玩具制造业在韩国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行业。 1994年下半年开始,韩国国内的缝制玩具行业因为无法在出口价格竞争中胜出,开始接二连三地向国外转移。曾经席卷世界市场的韩国高端技术廉价地移交到了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当时我决定要将这一行业引进到朝鲜,开始在首尔寻找合作企业。 决定在平壤建设玩具工厂 在世界市场上代表韩国的“D”产业对美国的年出口额一度曾经达到4000万美元。但是当时因为经受不了暴涨的劳务费,几乎面临着倒闭。我在碧山集团禹英实秘书长的引荐下见到了收购了这家债台高筑的“D”产业的新湖商社李顺国会长。当时我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缝制玩具行业进入朝鲜的可行性,并要求他予以考虑。几天后李会长答复我愿意试一试。于是我把那些曾经的失败全都抛到脑后,又开始疯狂地工作起来。 新湖干脆在公司内部设立了对朝事业小组,将技术常务(金成久)命名为负责人。李会长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这里讲一下我和碧山集团会长秘书长禹英实的因缘。碧山集团在建材领域中板条生产堪称韩国第一。碧山集团当时有一要将这板条加工厂转移到朝鲜,并通过香港的一家公司,长时间秘密地与朝鲜的光明星总会设交涉。 当时我正好也和光明星总会设合作。我顺便就把朝鲜方面对碧山集团会长以及管理层的邀请函转达给了碧山集团方面。 朝鲜方面将与碧山集团有关的一切事业为人给我,并嘱咐我做好分析工作。就是那次转达邀请函成了我和碧山方面认识的契机。后来我推进过几个项目,但是因为没能就原材料供应、价格、技术人员常驻平壤等基本事业规划没能达成共识以及碧山方面过渡的谨慎最终没能完成合作。 有一天,《月刊中央》的对朝业务记者(现任主编)许义道的电话。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好不容易和我联系上,并要求对我进行采访。当时想找我采访的记者很多。 我实在拗不过他的韧劲儿,就有条件地答应了他的采访要求。我的条件是同时将有关“财阀们对对朝经济合作的错误认识和行动以及不负责的约定”有关的报道一起登出。他答复我如果暴露的内容属实就一定登出。 对朝事业是让朝鲜人民认识外面世界的机会 许义道记者以《人物研究:对朝PK线的核心金灿球先生》为题,不偏不倚地介绍了我的对朝事业。后来这篇报道登出后,国内的不少关心朝鲜事业的人士们找我咨询相关问题,我因此浪费了不少精力。 对于对朝事业,我始终认为:“这是直接或间接地让朝鲜人民了解外边世界的机会。同时也是让他们学习技术,赚取外汇,从而让他们能过少更好一些的生活的机会。这样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同族之情,也就必然感受到南北和解的必要性。”所以我从来不会先去计算利益和损失,即使有所损失也会当成是有意义的事业。 所以我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抱着给他们传授一门赖以赚取外汇的新技术的想法,乃至为统一做出一点点贡献的想法,没命地奔波在平壤和首尔之间。 三千里总会设开始缝制玩具样本的制作 1990年,朝鲜为对韩经济合作事业窗口的一元化,设立了“高丽民族发展委员会”(民族经济联合会的前身),在中国北京贸易中心开设了办公室。旅美同胞金刚山集团朴景润会长提供了经济方面的资助。他们在北京贸易中心的国贸酒店开设了宽敞的办公室,秘密地与韩国的财阀和希望进入朝鲜的业者们相见,高谈阔论地进行着协商。 派遣到平壤的人是朴钟根。在韩国他也作为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同学颇有名气。一段时间里,“高丽民族发展委员会”和韩国的不少人有过交易,但是没有什么所得。后来听说现金投了很多,连朴景润会长的名誉也受到牵连。因此朴景润会长忠告朴钟根在对韩事业上要摆正姿态。但是见钱眼开的朴钟根根本没有听进去。再加上盲目引发竞争的韩国人士们也是问题。 此后,以玷污名声为由,改由“光明星经济联合会”负责对韩事业。“光明星紧急联合会”属下有两个平等的会社,一是光明星总会设,二是三千里总会设。轻工业部门主要由这家会设负责。 我与新湖商社协商后,将剪裁好的相对制作简便的样品3000个寄给了朝鲜。同时寄去的还有详细的制造方法以及其他内容的说明书。他们只要完成缝制就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