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难民

如果说能围上漂亮的围裙出现在亲朋面前是我在朝鲜时作为女人的一个夙愿，那人们会不会笑话我？ 因为被吃饱问题压得喘不过气的朝鲜其他一切欲望对我来说都不可想象。但是时常想像着自己围上漂亮围裙的模样，那确实是我心中小小的希望。 但是直到40岁为止在朝鲜生活，我从未有过身上围着围裙的幸福经历。 我母亲的白围裙 我第一次看到的围裙是母亲的围裙。当时我的家境还算平稳，母亲的健康也不错。 终日在厨房忙碌于琐碎家务的母亲身上总是围着围裙。那时的围裙不像现在套在肩膀上的围裙，只是简单地系在腰上，与“时装”相去甚远。 母亲的那条围裙更多的让人感受到温馨和仁厚，而不像现在的围裙更多的给人以整洁的感觉。随着家境的衰败和母亲的卧病，那条围裙再也见不到了。 就像母亲在毫无希望的病魔和日渐窘迫的家境下做出了自己否定自己存在的最后选择，那条围裙在灰暗的光线下也逐渐消失。 吕燕九女士视围裙为“贱民女性”之象征 10多年过去后，围裙重又比较清晰地回到了我的意识之中。契机是通过吕运衡长女吕燕九女士的故事。 朝鲜曾经拍摄过描述吕运衡先生的电影《民族之路》上下两部。看了影片之后吕运衡的长女吕燕九的观后感竟然是一句“就想当面在人前受到侮辱一样的愤怒”。 她的意思是这部电影在全共和国观众面前侮辱了父亲和自己家人。 当时人们纷纷议论着吕燕九到底是对哪些场面表示了反感。奇怪的是至今我只记得吕燕九当时关于自己的母亲做出的评价。 “我的母亲绝对没有身着厨房做家务时穿的围圈到家门口迎接客人。” 我立即想到一个问题：“围裙的穿戴也有礼节上的讲究？”于是就非常想知道吕燕九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围着围裙迎接客人就是失礼吗？围着围裙迎接客人与否是区分“贵人”和“贱人”的标准吗？围裙是“贱民女性”的象征？ “朝总联”女性们干练的形象让我惊讶 1989年在平壤举行“第十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庆典”。当时我有机会对围裙进行更加感性的思考。 当时，旅日朝鲜人“朝总联”系统的女性会员们在外宾下榻处的光复街摆起了现代化的摊点，她们期征地围着围裙，向人们出售快餐。 我作为一个从未接受过女性价值方面的教育的朝鲜“乡巴佬”，在同样是女人，但是面对她们这些 “朝总联”女性们，她们高雅的气质以及让顾客们心花怒放的言谈举止和服饰无一不让我气馁和惊讶。 和她们相比，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没有一点“人味儿”的半人半兽，更甭提什么性感或女性魅力。 再加上她们统一着装的红色和藏蓝色相配的围裙既整洁干练，又可以凸现她们粉嫩的皮肤，实在是让我目不转睛。 说真的，她们的围裙不是简单的围裙。它就像是能让女人更具女人味儿的魔法。 我觉得任何女人身着那种服饰都可以变得更加温暖，在她们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变得更加充满人情味儿。 一位翻译家艳美的形象 几年后我终于得以亲眼遇见一位围着围裙接送客人的朝鲜女性。那场面足以让我神情恍惚。 有一次我受邀到一位女士家里共进晚餐。她曾一度作为金日成的俄语翻译接受培训，后来未能成功。 前苏联时期，她在苏联诺莫诺索夫大学是出了名的“秀才”。她因出色地翻译了俄罗斯三大现代小说家之一的埃德曼托夫的《断头台》等多部俄罗斯小说而一跃成为朝鲜作家中的“明星”。 就是她围着围裙迎送来访的客人。 某大学的一位男教授在和她作别时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始终看到的都是你站在讲台上的样子。这样围着围裙看起来非常优雅，更有女性魅力，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确实如此。我因为没有读过她的翻译作品（我只是对她的翻译作品有所耳闻。那些作品只有“4.15创作团”的作家们才有权利读。），不知道她的翻译能力有多么出色，但是她围着围裙楚楚动人的样子比喻成一首诗一点也不为过。 来到韩国后第一次挑选围裙 从朝鲜逃脱后来到韩国的我家具和家当准备齐全后就陷入到关于围裙的苦恼。负责我们的警察听到我的苦恼后显然非常纳闷儿。他告诉我家附近的超市里就可以轻易地买到物美价廉的围裙。 但是我转了好多地方也没有找到我希望的色调和样式的围裙。最后在我去的教堂旁百货店里找到了我喜欢的围裙。于是我就苦苦等待百货店打折的日子。 可是当我终于把围裙拿到手的时候，在朝鲜时“放任”许久后，我已经不再是楚楚动人的女人。

朝鲜当局每年年初就开始对全党、全军、全国进行共同社论学习。 在朝鲜所有政治活动的开端都引用金日成、金正日的“教导与语录”。这是不可“违背的铁规”。特别是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青年前卫刊登的共同社论替代了金日成生前的“新年贺词”的情况下，目前为了贯彻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公约”动员到学习中。 劳动新闻等朝鲜媒体连日督促“贯彻共同社论”，党组织和企业等从3日开始进入了学习共同社论的日程。元旦休息结束后，新年一上班就赶到学习共同社论的事情上。 共同社论学习一般持续到20日左右，每天早晨在党干部的主持下进行。最后进行口试和笔试结束学习。没能通过口试、笔试的居民将成为周、月、季度的批判对象。 因此，居民们为在20日左右的共同社论总结上通过考试，尽最大的能力。一位脱北者说：“继续接受折磨，还不如一次通过。所以在这期间都埋头学习。” 虽然不相信共同社论中的金正日“公约”，可是为了避免思想总结等政治管束和批判，“哑巴吃黄连”式的硬背起来。 可是对朝鲜居民来说共同社论不是“国家发展的航标”。因此，朝鲜当局去年和今年在共同社论中把“提高人民生活”为目标，可是居民们认为只是“政治性描绘”。 实际上两江道消息人士6日说：“3日上班后开始到今天进行了共同社论学习，可是居民对内容没有关心。只希望学习时间快点过去。” 还说：“党干部们对待学习共同社论的态度也跟一般百姓没有区别。”这位消息人士还介绍了3日第一次共同社论学习上发生的故事。 据消息人士介绍，正在等企业职工到齐的党书记挥动着劳动新闻说：“对搞革命的人来说，吃好、过好是第一个革命任务。” 如果把“吃好、过好”换成“学习”就是金日成的语录。也就是说主持学习的干部亲口嘲笑了学习空话连篇的共同社论的现实。 书记一说完，旁边的职工们还鼓起掌说：“对。吃好了才能打败美国人，建设强盛大国。”“真是。我也想说这句话。” 所有职工来到会议室后，笑声和你一言我一句持续了一段时间。 党书记说：“这句话中没有思想，只是生活上的东西不要到处乱说。”如果上级机构听到这样的言语就会进行处罚，所以想平息事端。 在朝鲜，党书记的首要任务是用金日成、金正日思想武装人们，教育他们成为革命与建设的人才。可是党书记毫无忌惮地说上述话，就能猜测出朝鲜居民对共同社论的姿态。 朝鲜当局在劳动新闻或朝鲜中央电台表示：“全国进行贯彻共同社论的动员大会，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可是实际上第一线的干部或居民的反应跟党的期待完全相反。 就像消息人士介绍的那样，共同社论对居民来说只是单纯的“生活负担”。消息人士说，不知怎样度过寒冷冬天的情况下，共同社论只能增加居民对当局的“不满”。

“从今天开始你没有必要再读大学了。一切手续都已经办好，你照办就行。” 1997年中期，保卫指导员的这番话对于正在就读于平壤名牌大学的我来讲无疑就是晴天霹雳。 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传唤到保卫指导部，一下子被这番话给弄懵了。关于我必须离开大学的理由，保卫部指导员没有做出任何说明。只有冷酷的退学命令响彻在我的耳边。 从前我是和家人们一起生活在平壤。当家人们搬到地方之后我就一个人住在宿舍。当时我还不清楚家人是因为父亲的贬职才搬到地方的。家人搬到地方后，我只能一个人艰难地生活在宿舍。结果我被下令离开学校。 我收到学校的退学通知书后只能回到家人们生活的地方。经过火车上24小时的颠簸到大的地方是会宁附近一家不知名的合作农场。父亲被贬到地方后又被撵到会宁。当我到家的时候，家里只有被强制离婚的哥哥和母亲。父亲当时早已离开人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只是有传闻推测被肃清的反体制人士当中包含有我的父亲。明确的只是我和我的家人已经没有什么未来。绝望，剩下的只有绝望。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得在合作农场劳动。我感到顷刻间陷入万丈深渊。我都不想再活下去了，饭都吃不下。只要一想到我的处境，我就开始抱怨父亲。我恨透了给我带来如此凄惨遭遇的父亲。对父亲的爱有多深，抱怨同样有多深。 严重的粮食危机开始后，对我们的监管虽然减轻许多，但是保卫部依旧是我们的恐惧对象。我们最好不做任何能够引起保卫不注意的事情。当然也没有任何人接近我们家人。任何人都没有。 在朝鲜这样的封闭社会中，我们家过着更加孤立的生活。当时我时常想到，没有任何人来访也没有任何人搭话的悲哀甚至比身处无人岛还要痛苦。 此后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情。已故父亲的朋友们来到会宁找到我们家。他们千里迢迢从平壤找到我们家，给我们带来粮食、食用油和衣服等。 在朝鲜没有人员已靠近被肃清的人。尤其是造访传言是反体制人士的朋友，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或许韩国人会把这种行为描绘成“道义的和美丽的友情”，但是在朝鲜则是拥护“反革命分子”的行为，会面临极其严肃的批判。 当时朝鲜因为发生严重的电力不足，火车的速度极慢，还经常中途停车。从平壤乘火车到会宁是一件极其痛苦的旅程。而且要到边境地区还需要获取通行证。 况且当时正值极度的粮食危机，平壤市民也时常要挨饿。父亲的朋友们抓住母亲的手说：“大事我们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是粮食我们可以尽量提供帮助。”同时还投以我温馨的微笑，表示鼓励。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那么艰难的时期访问被肃清的朋友家庭的他们，依然有无尽的感激。但是当时还没来得及给好好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现在我想给在那残酷的时期为帮助朋友而来到会宁的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现在我身在韩国，没法再与他们相见。我想对他们说：“当时的恩情，我磨齿难忘！” 来到韩国已经有1、2年。随着年龄的增大，每当我看见别人的家庭，就会因深深的乡愁而流泪。我非常想念多情的父亲及其周围那么多的好人们以及尚留在家乡的亲人们。

迎来“家庭月”之际，周围的节庆气氛日渐浓厚。“父亲节”、“儿童节”、“教师节”等节日集中在一起的5月，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家人的无上价值。 只是想到这祝福的5月在朝鲜却是残忍的5月，我禁不住黯然神伤。 “父亲节”时儿女给父母献上康乃馨，“儿童节”时孩子们牵着父母的手开心喜悦，“教师节”时老师们收到学生们真心献上的鲜花，这一切在朝鲜都是无法见到的景象。 在农村玉米和水稻的播种全面开始的5月，朝鲜的全国人民都要动员到农村支援活动中。朝鲜的农业依旧以手工为主。农村动员面前无一例外。甚至军人们也因为劳动力不足而动员到农村支援中。 中学以上，大学生和工厂企业的劳动者们要成为志愿者投入到朝鲜全国的合作农场，进行为期50天的玉米种植和水稻播种劳动。 拥有自家小块地的家庭们利用夜间全家都投入到锄地和播种劳动中。 这样一来，5月对于朝鲜居民来讲是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的时期。尤其是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由在各种动员中除外的小学生和老人们承担自家小块地的农活。 韩国的孩子们在“儿童节”那天能收到父母的礼物，还能到各种游乐场和公园等地度过快乐的时光。至少在这一天会听到无数次“孩子们是国家的宝贝”的话。 但是朝鲜的孩子们在放学后要跟着大人们一起锄地、施肥等，要参加繁重的农活。所以他们都急切地盼望5月份尽快过去。 韩国的老人们胸戴红色康乃馨，与子女们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时，朝鲜的老人们一整天都要顶着骄阳干农活。 通过“儿童节”、“父亲节”、“教师节”培养对家人和邻里的爱心和关心，5月是一个无比珍贵的季节。 在维系生存成为全部生活内容的朝鲜，居民们丝毫没有具备向父母和子女表达关爱的余地。在市场上赚一天钱过一天日子的母亲们能让孩子们吃饱饭就已经很不容易，礼物更是想都不敢想。 在“6.1国际儿童节”，朝鲜的孩子们也要去野游。在大城市里偶尔也有大张旗鼓地准备饮食的人家，大部分都只能准备一些鸡蛋、水果或糕点就已经不错了。负责给老师准备饮食的孩子们想用一顿美餐获得老师的宠爱，千方百计让父母精心准备。 摆脱饥饿和维系生命成为至高目标的朝鲜居民们也渴望有朝一日能够给父母和子女们尽一份孝心和爱心。

11日，朝鲜劳动党党刊劳动新闻在“奸诈的侵略手段”为题目的社论中指出，“金钱欲能让国家走向灭亡。”，强烈指责了在居民中蔓延的“挣钱热”。 新闻主张“金钱欲是中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温床，是把人变成精神残疾的危险毒素。”新闻特别评价美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 新闻强调“被金钱迷惑，就连国家和民族都会出卖。”“东欧圈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也是因为被美元鬼迷心窍的结果。”劳动新闻直接代言朝鲜当局的主张。它们的这一报道说明，朝鲜当局非常担心居民们对美元的幻想会败坏他们的思想境界。 粮食供给被中断后，朝鲜居民们没有依靠当局，而是靠自己解决了生计问题。其中大部分居民通过做生意维持生计。朝鲜市场中最有用和价格最高的就是美元。居民们为了生存，为了挣美元而埋头苦干。 朝鲜居民中做生意、挣美元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为积累巨大财富或者受到金钱的蛊惑，而是为每天的生计而尽全力。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居民们对金钱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大。 在居民们只有挣钱才能养家糊口的条件下，当局批判金钱欲是因为维持体制所必需的思想控制和居民控制，并不能起到过去那样的作用。因为居民们对挣钱的热情比对金正日和党的忠诚还要高，当局觉得这种趋势对维持体制构成威胁。 由于出现大量居民饿死和脱北现象，逼到死角的朝鲜当局于2002年发布了“7.1经济改善措施”允许经营市场，引进了一些奖励机制。 通过经济改善措施，朝鲜的大城市建立了大规模的综合市场，小城市以及农村出现了小规模的农贸市场，成为解决居民们生计问题的空间。也就是说，综合市场和农贸市场替代配给制度担负起朝鲜居民的生计问题。 到如今，谴责那些想挣更多金钱的人是“精神残疾人”，反映出朝鲜当局对居民失去控制的恐惧。在阻挡精神控制变松懈问题上，朝鲜当局也认识到力不从心，只是想控制其速度和范围。 目前在朝鲜咸兴从事朝中贸易的金明国（假名，42岁）说“居民们拿一些东西到市场出售或购买，市场就有了资金流通，就能做贸易了。不做买卖就是坐以待毙。” 他说“目前还不知道途径，但居民们手中的美元数额已经达到不能忽视的程度。” 他还说“进行朝中贸易时都喜欢用美元，所以一般居民也很信任美元。因此，对人们宣传讨厌美元，就是说要么不做贸易要么变成傻瓜。” 朝鲜居民每天的生活都跟市场息息相关。他们每天都要到市场上班，目的就是挣钱。对朝鲜居民来说，钱就是粮食，就是生命。因此，朝鲜当局宣传美元是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的渗透，对他们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此外，自2006年12月22日始，朝鲜还采取了一般人在朝鲜境内禁止使用美元等一切外币的措施。

我年少的时候脱北2004年进入韩国，编入中学3年级。我在朝鲜上学已上到初中2年级。 适应韩国的学校和游戏文化不是很容易。还好当时年少适应得快，但刚开始时真觉得别扭。 到韩国后发现这里的孩子们十个人中有九个人喜欢玩游戏。放学后去网吧玩的文化对我来说很是生疏。我为与朋友们打成一片不是玩电脑游戏而是学习电脑。如今复杂的游戏也能玩，但当时因不会玩插上一句都很难。 在朝鲜没机会摸电脑。因为没有有电脑的家庭。我总是在外面玩，跟韩国的40岁年龄段的儿时也许相似。玩打桩、扇洋画、玩陀螺、玩冰车、足球和篮球等是我们经常玩的项目。我的故乡会宁位于图们江附近，还经常去钓鱼。但钓鱼也不只是因为好玩，还要把它烤着吃来解决一顿饭。 当时，饥饿是阻挠跟朋友玩耍的最大敌人。因为玩耍也需要有体力。只要肚子饿了，干脆就不想玩。就算朋友们聚在一起，有气无力地傻呆着的日子延续了下去。 因为肚子饿，只能放弃到外边玩耍，那些日子我们围坐在一起聊天，抽着偷偷收集到的烟头，玩儿着游戏，悲叹生活。就算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朋友之间却成了趣谈。 大部分是靠生活宽裕的朋友的帮助充饥 还经常打群架。因为几乎天天抽着烟，结伙闲逛，所以经常发生跟别的学校学生打架的事情。也有被打破头的人。但是，就是因为有了那些朋友，那样的时光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就算没有玩耍的气力，但只要跟朋友在一起就很踏实。 由于饥饿很难玩儿起来，但在朋友的帮助下偶尔会出现有意思的事情。虽然当时大部分朋友都很穷，但偶尔会有因母亲会做生意而富起来的朋友。只要村里有电，就到那个朋友家看电视。 虽然只能看朝鲜的节目，但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叫“命令027号”的动作片是讲述人民军特殊部队渗透到青瓦台的故事，比较火爆，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只要哪个朋友的手头上有了点钱，我们就一起去逛市场，吃小吃。吃了用玉米面做的“爆米饼”；挖空豆腐，在里边放了米饭的“豆腐饭”等。量虽然少，但我们还是分着吃，互相帮助。 虽然是饿着肚子的时代，但朋友们都有着连一粒豆也要分享的想法。自己一个人吃都不够，但我们还是分享了那些食品。 突然有一天，母亲离家出走了。我也忍受不住饥饿越境到了中国。我在去大连寻找亲戚的途中，被抓并遣送到朝鲜。我又计划越境，去找了一个朋友，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鹤柱。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饥饿的朋友。 本想一起越北，但遭到了拒绝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给了鹤柱，并劝他一起逃走。但鹤柱说：“不管怎么说这里还是我的祖国，死也要死在这里。我不能走。”他说我被资本主义思想弄混了头。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们从小学习金正日、金日成的革命历史，认为朝鲜是社会主义的乐园。当时还有很多人没有了解到外边世界的变化。那个朋友没有改变对伟大将军的忠诚，说坚决不能离开祖国。 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当时我早已放弃了对金正日的忠诚。我想用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说服那个朋友，但没有效果。说中国比这里更为丰衣足食，但那朋友说：“就算是那样，怎能抛弃将军（领袖）和祖国呢？” 虽然朋友没有和我站在一起，但他担心我的安全和身体。还向我保证不会告发我。说：“不用担心，但你一定要小心。千万别被抓住，要平安无事啊。” 朝鲜是互相监视的社会。是很难相信别人的社会。但我相信了我的朋友。因为相信朋友不会告发我，我才实施了脱北计划。 离开的时候向朋友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一定会回来的，到时再相见。” “一定会成功，一定会再回来的。那时候我们再见。”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脱北成功，到大连亲戚家的那年是98年。在中国种了三年的地，在饭店打了三年的工。 刚开始的时候是想继续在中国生活，没想去韩国。因为到韩国后就很难再回到朝鲜。但也不能一直过着非法隐居的生活，2004年就跟着比我先入境的一位大哥来到韩国。 到韩国后交了很多朋友。都很亲切，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说实话，没有跟一起经历了苦难的鹤柱那样的亲近感。好像永远不能建立很多人在饥饿中倒下去的时候还一起分享一粒玉米的那些朋友一样的友谊。 偶尔面对困难的时候会想：“如果跟鹤柱一起来了的话，我不会这样辛苦的。”如果一起脱北了的话，在中国也不会过得那么苦，那么孤单，目前在韩国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容易。 不管是多么难的事情，只要我拜托他，他都会欣然答应。但他现在不在我身边。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说实话，很辛苦。哪怕有一个可信赖、肯等我的朋友也好，但事实并非如人愿，所以很辛苦。 但我还是充实地生活着。虽然生活艰苦，但我在读大学。因为在遥远的将来回到朝鲜后，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的愿望是，在那里建立企业、重振衰败的朝鲜时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为跟那个朋友约好了回去，所以我才学习。我目前的目标是，回到家乡时，能坦荡地面对那个朋友。

2004年5月8日，全世界被朝鲜的核试验所震惊。当时朝鲜解释那是为“三水发电厂开工仪式”而实施的大爆破。 3年后的今年8月，朝鲜中央电视台集中放映了题为“先军时代纪念碑性的创造物三水发电厂”的宣传节目。 三水发电厂是从朝鲜劳动党第五次大会时开始探讨的。但是因为堤坝选址的地址结构不合适而迟迟未能开工。 此后三水发电厂的建设突然再次成为科学家和设计人员们激烈争论的焦点，原因是组织指导部和宣传宣动部的权利暗斗。 1999年6月18日，力图扭转“苦难行军”局面的金正日在视察两江道一带时做出了建设三池渊的指示。这一任务交由宣传宣动部负责。 当时组织起来的正式“党思想宣传人员突击队”（简称“6.18突击队”）。 从2000年12月开始强制召集的“党思想宣传人员突击队”于2001年4月15日正式举行成立仪式，人数超过5万人。 6.18突击队对于金正日来讲是命悬一线的机会，他要借此机会展现“我们没有死，而且更加强大了！”而对于宣传宣动部来讲，这是彻底击败组织指导部，掌握中央党内基本权利的决定性契机。 1970年金正日开始掌管文化艺术部门以来，宣传宣动部在中央党内成为最具实力的部门。但是从1980年劳动党第六次大会上金正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组织秘书后权利结构的顶点由宣传宣动部变成组织指导部。 让宣传宣动部再一次回到权利顶点的决定性契机便是上世纪90年代让无数人因饥饿而丧命的“困难行军”。 拯救走投无路的金正日以及团结居民等方面宣传宣动部发挥了基本的作用。他们动用所有媒体和宣传手段鼓吹所谓帝国主义者们和国内外的敌人正在实施反共和国的鼓励灭绝阴谋。并且欺骗居民们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才导致“一时的难关”。 当时一跃成为主要人物的是宣传宣动部第一副部长崔春煌和2000年升任宣传宣动部部长的中央广播委员长郑河澈等。 原本在朝鲜权利内部不知名的两人随着“苦难行军”一夜间成为金正日最忠实的弟子和最信任的亲信。他们仅在1999年一年就陪同金正日视察多大40多次。此外在金正日及亲信们的秘密聚会等从未缺少过他们两人的身影。 但是在此过程中组织指导部为夺回中央党内部权利而开始磨刀霍霍。 当宣传宣动部提出三水发电厂建设问题后，组织指导部马上出来反对。他们甚至派遣开采工业省和探测管理局的调查团试图证明因地质结构的问题无法建设三水发电厂。 宣传宣动部也根据自己的主张实施周边调查和修改设计图纸。他们要利用法国式砂石堤坝（用土石浇筑的堤坝）大大接受费用，并通过在石灰岩地面浇灌水泥和水以及1M以上厚度的泥浆，以充分防止渗水。 正在寻找能够提高居民们的士气和加强内部团结的刺激效果的金正日最终选择了要强行建设发电厂的宣传宣动部。 于是在2004年2月兮山市云丛江和许川江的交汇处聚集起3万多名“党思想宣传人员突击队”，5月份举行了开工仪式。 但是组织指导部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不可能坐视自己权利被他人夺去。况且当时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正是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 2004年3月，崔春煌的女儿和朝鲜体育指导委员会某干部的儿子举行婚礼。以此为契机组织指导部开始了“打反击”。背离组织部而投靠宣传部的干部们争先恐后地聚集到这场婚礼上。据悉每人都送去了1000美元的红包。 其实这在实权人士们的婚丧嫁娶上属于常事。但是视宣传宣动部为“眼中钉”的组织指导部却没有轻易放过它。 组织指导部开始对婚礼的参加者们实施了调查。结果送去1000美元以上红包的30多名干部被撤职，下放到农村。 组织指导部为继续加大这一事件的影响力从2004年3月到5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吃喝风的活动。许多干部们以渎职、“修正主义玩乐风”等罪名被撤职。 2004年5月，击败组织指导部，打下宣传宣动部权利基础的崔春煌被扣上“违反党内秩序，拉帮结派（在自己周围纠集亲信以形成一定势力的行为。朝鲜将此类行为视为宗派行为和反党行为，属于严加惩处的对象）”的十恶不赦的罪名被撤职。 宣传宣动部的沉默并没有就此结束。从中央广播委员长升任为宣传宣动部部长的郑河澈2005年因未被公开的政治事件而送入收容所。 在中央党内部享受最高权力的“党思想宣传人员突击队”的实权就此从宣传宣动部的手转到组织指导部的手中。 经历史上罕见的“困难行军”的过程中苦苦撑起衰败的朝鲜政权的实权人物们，每年随行金正日数十次，誓死效忠社会主义的忠臣们也就此走到了命运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