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难民

在中国生活已经有13年了，我一开电脑就上韩国网站。在“脱北者同志会”和DailyNK网站寻找故乡人的名字或故乡的消息。对我来说是那么珍贵的人们，只能成为记忆留在心里的人们…每当想起他们，眼泪便止不住地淌下来。 1970年末，我出生在两江道普天郡青林里的一个平凡的农场员家庭。因为夹在哥哥和弟弟之间，从小承担了家务。 我生活过的青林里第六工作班离城镇有20里左右远，村子的前后都有高山，两座高山之间有一条溪水，我们村就在溪水边。1960年代的一天，金日成来到青林里下达了建立养羊农场的指示，但终于没能养殖成功。记得我们六班被指定为畜牧工作班养过一些羊。 小时候里党秘书给我的印象是让我害怕的。那是因为我上人民学校（小学）的时候，听眼睛周围发青的爸爸回到家里跟妈妈说是里党秘书打的，从那时开始里党秘书变得可怕了。 关于里党秘书叔叔好像有称赞的好话也有坏话。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开会之中或者在工作班上一有不合心意的就挥拳头的习惯。爸爸可能也是因为那种情况被打的。从那以后开始，只要在远处看到里党秘书或者里的干部们，我就像见到了老虎吓得连忙逃得远远的。 记得有个端午节那天，工作班的年轻人喝酒以后大干了一场架。喝酒的人拿出木棒和铁锹头破血流地纠打在一起。由于狠毒出了名的保卫部指导员和分驻所（派出所）安全员们都跑出来拉架，但对喝醉酒的人却束手无策，只能在旁边高声叱呵。 这时不知从何处冒出了里党秘书叔叔。气喘吁吁的他一来就毫不犹豫地脱掉了上衣，投身到流血斗殴的人们中间。“你们这帮狗崽子，今天都死定了。”就像发怒的老虎挥起了拳头，被他的拳头打中的年轻人接连倒了下去。 知道对手是里党秘书后，斗殴的人好像是疆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了。这时分驻所的安全员和保卫指导员一拥而上带走了所有打架的人，斗殴才得以结束。里党秘书当时的形象现在还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鸦片农场，那愚昧的幻想！ 我的故乡两江道普天郡青林里是“苦难的行军”时期处在死亡中心而牺牲最大的地方。 苦难的行军降临之前的1993年，我生活过的整个青林里转变成了“白桔梗农场”（鸦片农场）。青林里因为分配紧缺总是需要搞副业，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 我的爸爸和妈妈对青林里被指定为鸦片农场期待很大。因为有传闻说只要鸦片收成好，不用农场提供分配，直接得到国家的大米配给，作为优惠条件每年提供两套西服和油，还作为礼物向整个农场免费提供电视。 那天山村的耕地里开满了白色的鸦片花。而且我们第一次得到了国家提供的白白的大米，而不是协同农场的分配。一到秋天为了收获鸦片，不仅是中学生连在道所在地（两江道惠山市）学习的大学生和工厂工人都动员到我们农场来进行援助。每家每户都要接收7-8名志愿者。 1994年，在种植鸦片上尝到甜头的人们放弃了为补充粮食搞的副业。认为只要种植好鸦片就能过好生活的人们连自己拥有的自留地都转交给农场，让农场允许他们种植鸦片。 那年7月，金日成去世，哀悼之风笼罩了全国。到处张贴了“把悲哀转变成力量与勇气，更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口号。整个国家因为干旱和洪水都哭喊粮食没有收成，我们村种植的鸦片却迎来了大丰收。 或许是因为鸦片的生存力强，不仅是我们青林里，邻近的内谷里、虎山里、义华里等农场也迎来了鸦片大丰收。秋天，大学生和工人为帮收割鸦片来到了村子里，我们村里的人们期待即将得到的厚厚的钱褡和礼物，沉浸在华丽的幻想中。 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悲剧即将来临。 死亡的行进―“苦难的行军” 那年11月，国家拿走鸦片后中断了给农民发放的配给。只指望国家配给没有种植其它农作物的人们马上面临流落街头的命运。到处开始出现因饥饿而倒下去的人们。 只风闻里党秘书到郡党和道党去弄粮食。11月末，听说粮食已到全都跑到配给所。由于饥饿，连学校也没去成的我也跟母亲一起赶往配给所。 当天，配给所发放了听说从2号物资（战争预备物资）仓库拿来的一个月分量的冻土豆和麦豆。里党秘书在配给所号召居民“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欠收，不知何时才能发放配给，千万要省着吃。” 直到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一个月过后自己的命运。只是茫然地期待国家既已收走那么多的鸦片，怎么也会给点粮食。 12月，搭载军人的众多车辆驶进村子，开始大肆砍伐前后山的树木，说是要把它卖给中国用来购买养活军人的粮食。 那天，我和母亲到50多里地之外的郡市场去卖家里的两套西装料和狗皮等东西，购买了少量大米。当我们进入村中央便看见血肉模糊的里党秘书正阻挡装着原木的军人车辆。 “村民们正在饿死。要砍伐树木，就要给我们粮食！不给我们粮食一棵树都不许动。” 军人们向挡在车前面的里党秘书扑过来，毫不留情地又踢又踩。村民们无助地跺着脚哭泣。从郡安全部新调来的负责驻扎员（警察）跑过来拔出枪向空中发射。军人们被负责保安员的枪声吓退，一位军官拿出了一张纸乱晃。 “看！这是将军的命令。军人们吃到饭才能保卫国家吧？是谁？有谁胆敢对将军的命令指手画脚就站出来！”这时，里党秘书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这些原木既是国家的财产也是我们农场的财产。既然是将军的命令，那好，你们就拉走。但你们要拿出能证明砍伐的是我们农场树木的承认状。” 军官便掏出所谓的郡山林经营所“收据”，里党秘书接过该“收据”却当场撕掉。 “你们不是说将军吗? 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有将军签名的收据。”里党秘书毫无畏惧的气概让军官和军人也傻了眼。所谓的军官急忙拉住里党秘书的胳膊求情，还拉着他进里党办公室。 这样，所谓的军人与青林农场间签定了某种契约。即“到青林里砍伐原木的车辆每车一定要交出四口袋玉米粉（共80公斤）”，“让农场员们砍伐树木并保障他们的三顿饭。” 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样的契约太荒唐，但用这种方法多少还能弄到粮食的只有我们一个农场。其他农场树木都睁着眼被抢光。数十年长高的参天大树全被运走，山一下子裸露出光秃秃面貌。 那年冬天，我们一家在没有电的寒冷屋子里蒙着被等待着死亡。每天早晨，里党秘书叩响每家大门说，“就算是开水也要喝，一放松就死路一条。”他动员给军人搬运树木的年轻人，给因饥饿倒下来的家庭送去少许木头，还亲自给他们烧炕。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里党秘书走访每一家，用热水给大家冲的一杯炒面。（待续）

脱北者出身的笔者入境后，不少的人提出疑问“朝鲜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还不搞示威游行？” 每次我都只能简单地回答“对朝鲜居民的监视和控制太多，不敢揭竿而起。”没有在朝鲜生活的经历，他们无法理解其内情。 如果在朝鲜进行反体制活动只牺牲自己的话，很多人会奋起抗争。但如果整个家族都被关进收容所，受动物般的虐待度过余生，那么这并不仅仅是勇气问题。 在这种强压条件下，也有奋起抗争朝鲜独裁体制的年轻人。原朝鲜劳动当秘书黄长烨透漏道：在他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对体制怀有不满的学生找他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该行动了。”他就劝这些学生说“还不是时候。” 笔者亲眼目睹过1989年在平壤举行的朝鲜青年反体制活动。看到他们散发的传单和大字报后不知所措的平壤居民的样子，还历历在目。居民们的眼光死死地盯在大字报上，用沉默表示认同。 他们声讨朝鲜金日成金正日体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王朝体制。还高喊还给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被捕后都被处于死刑，但我相信历史会铭记他们。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平壤民心的响应 刚刚结束第13次世界青年学生庆典的1989年9月的一天早晨，很多人开始聚集在乐浪区电影院（位于现今平壤市乐浪区统一2洞）。上班路上的人们观看着张贴在电影院各处的题为“我们的斗争”的无数个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是这样的。“目前的朝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相违背的封建统治国家。让人民勒紧裤腰带，强迫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却是金日成和干部们丰衣足食的世界。我们希望亿万人都平等的社会。”署名是‘我们的斗争’。 他们批判朝鲜体制时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话语。引用马克思著作来指责了朝鲜政治权利不是无产阶级政权，而是金氏父子的个人王朝。他们在传单的最后还号召人们‘用我们双手推翻这封建统治国家，建设新社会。’ 但问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的人们的反应。第一个发现的人为了让他人也看到这些东西，没有损毁它，是想让更多的平壤市民看到这些。当然可能还有不要管闲事的心理。但那么多人只观望而不去撕下来，对其表示赞许的心理作用也很大。 事情发生后平壤市像捅了马蜂窝。国家保卫部马上向平壤市保卫部下令抓捕‘反动’。市保卫部为了抓捕张贴大字报的人开始了搜查。 虽然保卫部开始了搜查，但他们没有中止活动，事态反而更闹大。他们辗转在平壤市所有电影院和剧场张贴了反政府传单。 用印刷机制作的反体制大字报 他们张贴传单有几个特点。出现在深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传单张贴在电影馆墙壁上后就消失地无影无踪。而且跟以往的传单是用手写的不同，这次却是用印刷机印制的。由就是说，油印物。 他们称自己的团体是‘我们的斗争’。但保卫部没能查到任何线索，只忙于追踪他们的踪影。传单某天贴在大同门电影院，第二天在善桥电影院，第三天却张贴在东平壤大剧场。因为他们平壤乱成一锅粥。 有人说是间谍张贴的，但大部分平壤居民心里明白是内部人所为。 他们这种神出鬼没的活动也留下了几个线索。为了隐藏身份而使用了印刷机，还引用了马克思著作。保卫部着重搜查这些部分。 调查了平壤市内所有印刷机，开始追查使用相同活字版的地方。每个印刷机的字体都有微小的差距。藏在人民大会堂的马克思和列宁，恩格斯著作只让那些特许的人阅览，保卫部集中追查了这些人。 随着搜查的深入，反体制活动青年们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保卫部掌握了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平壤外国语大学、平壤商业大学、平壤建设建材大学等大学生跟这活动有关的线索。 通过精细比对传单字体发现，金策工业大学和其他几个大学印刷所的活字跟传单上的字体一样。因为阅览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是大学生或教授、研究员，所以把调查的范围缩小到年轻的学生。 被大同江地区保卫员逮捕 但是，因为偷偷使用印刷机，没有留下痕迹；阅览书籍的人又不是一两个，搜捕异常艰难。 平壤保卫部的反贪科和搜查科，各区域的保卫员不分昼夜地潜伏在所有剧场和电影院里。结果，90年8月的一天凌晨，在大同江电影院张贴传单的学生被潜伏着的大同江地区保卫部保卫员抓到。 调查被捕学生的平壤市保卫部调查到组织的实体后惊得目瞪口呆。进行反体制活动的学生的父亲大都是前任朝鲜军将领。 保卫部逮捕了跟组织有关联的12名学生。他们都是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亚综合大学、平壤外国语大学、平壤商业大学、平壤建设建材大学等朝鲜最高最好大学的高学年（3年级以上）学生。 12名中8名是前任朝鲜军将领（将军、少将以上）的孩子。他们在大学也都以优异的成绩和模范生活受到教授和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 他们在父亲的庇护下从小受着最高待遇、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从高中时期开始被称为天才学生，还入了朝鲜最高学府。 看到马克思著作下了‘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 他们对朝鲜政权怀有不满是从专门为将领们居住的高级公寓出来以后，了解到平壤一般居民生活的那时刻起。 平壤有专门为朝鲜军将领准备的高级公寓。禁止一般人接近的公寓由军人做24小时的警卫，只允许预约访问者进入公寓小区。 自从父亲转业，从将领公寓搬出，居住在跟一般人居住的一模一样的楼房中，亲身体验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疾苦开始，这些被捕的学生对体制有了怀疑。 曾受着特别待遇，只跟中央党干部子弟和将领子弟来往的他们，生活在一般楼房中，看到平壤市民艰苦的生活形态才开始了解到朝鲜社会是专门为特权层服务的事实。 青年们传阅着马克思列宁、恩格斯著作，了解到朝鲜社会不是为劳动者、农民服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青年们曾一起生活在将领公寓，关系很密切。等到父亲转业后又一起经历了艰苦的生活，一起传阅马克思书籍，志同道合就组成了‘我们的斗争’这一反政府团体。 60年代以后，朝鲜回收了所有马克思和列宁等有名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们的著作，禁止一般百姓阅览。人民大会堂把这些书列在阅览书目中，但只有得到相关机关特许的人才能借阅。被捕的学生都因父亲的背景能读到这些书。 被捕后也不屈不挠 他们把团体的最终目标定为颠覆朝鲜政府，并开始活动。第一项活动就是找寻志同道合的同志扩大组织，展开转换民心的大字报斗争。 他们从第一次大字报斗争开始进行了1年多的秘密活动。据说虽然被捕并受到保卫部的调查也没屈服。具有聪明头脑和接受过朝鲜最高教育的他们，用有条有理的话语、堂堂正正地应对了保卫部的审讯。 一个预审员（搜查官）表白“预审员们反而要回答他们的提问了。” 当时参与到审讯的一个保卫员说“如果他们没被发现，继续扩大其势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位保卫员说，他们在平壤市郊区的一个秘密场所被秘密处决了。死的都是非常可惜的人才。当时他的脸上流露出迷茫的神情。 这些年轻人虽然在20岁刚出头的年纪倒在金正日的枪口下，但继承他们遗志的更多的年轻斗士们在朝鲜国内高喊着民主主义。或许，平壤市保卫部的地下监狱里现在还在传出为朝鲜民主化作斗争中被捕的朝鲜青年们的凄惨的叫喊声。

朝鲜中央电视台6日重新播放了电影《生活的痕迹（1989年拍摄、上下集）》。这部电影是朝鲜艺术电影摄影所著名作家李春九编剧，人民演员吴美兰担任主角的电影。 因为金正日观看后流着眼泪评价说：“真正的爱国者是不追求名誉和报酬，为祖国献身斗争的人。”这部电影变得更有名了。 这部电影描述的是，跟人民军军官结婚的女主人公继承在海上跟韩国的挑衅事件英勇斗争中牺牲的丈夫的遗志，一心埋头做农业生产，成为协同农场管理委员长的“劳动英雄”事迹。 1989年上映的时候被评价为“表现了高尚的人间友爱和对劳动党的牢固的忠诚。”可是电影中描写的真实人物韩顺姬在被推举为“劳动英雄”的时候却被诬陷为“间谍”而被处决，拉下了“电影般的人生”帷幕。 ◆ 跟徐冠忾一同被处决的韩顺姬=《生活的痕迹》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电影中的实际人物韩顺姬是肃川郡城南协同农场管理委员长，于1997年9月在平壤跟前农业负责秘书徐冠忾一起以间谍嫌疑被处决。 《生活的痕迹》中是被描写成丈夫在跟韩国军的战斗中牺牲，但实际上丈夫也曾是肃川郡的农业干部，因病去世。丈夫去世后认真工作的过程中见到了到肃川郡进行现场指导的金日成，以此为契机成了协同农场管理委员长。 1960-1980年代金日成几乎每年都到肃川郡进行访问。因此韩顺姬被授予了“劳动英雄”称号，1982年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大议员。电影《生活的痕迹》是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劳动党把她推举为每个人都要学习的榜样。 可是金日成去世后韩顺姬牵连到了所谓“深化组事件”（九十年代后期金正日为铲除金日成的亲信而展开的大规模的抓捕间谍事件）。1990年代农业负责秘书徐冠忾被诬陷为朝鲜粮食危机的主犯被处决时，韩顺姬也因平时跟徐冠忾关系密切而被扣上了间谍罪。 1997年9月，韩顺姬和徐冠忾在平壤市统一街胜利3洞前众目睽睽之下被公开处决。通过“深化组”事件铲除党和国家机构中的金日成亲信后，金正日恢复了自己下达处决指示了的几个人的名誉，进行了所谓的“仁德政治”。 根据金正日的指示，97年被枪决的韩顺姬也于2000年恢复了名誉。虽然恢复了她的名誉，但据悉被拉到政治犯收容所的家人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了。据传，只有一位为照顾管理委员长而没有出嫁的姨妈活了下来。 ◆ 因《留在心中的人》而被撤职的作家李春九= 电影《生活的痕迹》编剧李春九在韩国也比较有名。 他出生在平壤市中区桥口洞，从高等机械技术学校毕业后当了机械制作工人。文学才能得到认可后，1963年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语文系创作专业，1967年开始作为“朝鲜文学创作社”作家进行了活动。 1974年编写电影《热管理工》的剧本开始步入了电影界。1970年编写了金日成称赞的电影《到世界尽头》和《我们农场的女司机》等剧本，但其后没有什么作品，没有得到关注。 1985年，李春九推出电影《春天的》开始在朝鲜出了名。其后发表了《生活的痕迹》、《桔梗花》、《第十四个冬天》、《郡党责任秘书》、《留在心中的人》、《保证》、《大河与泡沫》、《等待》、《革命家》、《青春之心》、《问问自己》、《孝女》、《坎坷的命运》等，成为最高作家。 还跟1990年代初到韩国的作家黄晰映一起共同创作了描写光州民众抗争的电影《为爱人的交响诗》。由于这种贡献，1980年担任了最高人民会议大议员，接受了金日成勋章、劳动英雄称号。1990年中期为止还担任了“朝鲜电影文学创作社社长”、“泛民联朝方本部中央委员”。 可是李春九的春风得意也没能长久。长久以来在糖尿病折磨中坚持了创作活动。可是嫉妒他成功的周边人说他经常缺席“党生活总结”，不认真进行党生活等问题，把矛头指向了他。 再加上说他抄袭了别人的作品，经常被叫到“批判舞台”，新创作的艺术电影《留在心中的人》描写的是男女之间的三角关系，因此最终被撤职后1998年被赶到两江道大红湍郡。 在朝鲜，以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事实主义文学原则为由，对描写三角关系的电影和小说采取否定态度。因此，《留在心中的人》至今还是未完成作品。 在大红湍郡经受病痛和生活困苦的过程中，2003年才重新被提拔为最高人民会议大议员。2005年9月22日，联合新闻引用对朝消息人士的话说，李春九“2004年被提拔为党宣传煽动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电影领域”，但没有具体活动情况的报道。 ◆ 因乳腺癌去世的演员吴美兰= 在《生活的痕迹》中担任主人公徐珍珠的人民演员吴美兰是人民军“4.25电影拍摄厂”出身。她的父亲吴享文（2000年10月去世）是6.25战争时期到朝鲜的演员，在朝鲜出演过《我家的问题》等几部电影。 吴美兰1979年在平壤艺术团当了舞蹈演员，1980年出演了电影《大响礼炮》，从此走上了电影演员之路。在《他们的形象》、《从军记者手记》、《新政府的诞生》、《民族与命运》、《桔梗花》、《新星》、《曲折的命运》、《生活的痕迹》等电影担任了主人公，成为最有名的演员。 特别是在1987年9月第一届平壤非同盟电影节上用《桔梗花》获得了最佳演技奖，1990年10月参加第一届南北电影节（纽约）被选为南北电影最佳电影艺人。1988年授予了人民演员、国家1级勋章，2002年11月还得到了“金日成奖”。 据传，吴美兰由其清秀的面容和出色的表演才能多次受到了金正日的个别表演指导。因此在朝鲜居民之中广泛地传说她和电影演员洪英姬是金正日的情妇。 她跟乳腺癌病魔斗争十多年的过程中，由于金正日的特别措施享受了专门医疗小组的护理，还得到了昂贵的外国药品。但2006年6月因病去世，享年51岁。

那年冬天，爸爸、妈妈和弟弟相继死去。看着没能入棺被牛车拉走的爸爸、妈妈和弟弟，我连哭出声的气力都没有了。就住在隔壁的一家人包括吃奶的婴儿，整个家人都死掉了。 1995年刚过金正日生日没几天，里党秘书带上装着玉米面和玉米的10公斤左右的袋子出现在我家。煮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糊喂倒在地上动不了的我们吃，还劝我们离开村子。 “这儿连要饭的地方都没有，在这样下去连你们也都会死掉的。你就带妹妹到市内（惠山市）去吧，哪怕待到出野菜的时候也好。到人多的地方兴许能要口饭吃呢…” 眼泪从六十多岁里党秘书的眼里流了下来，拿着烟杆的嗖嗖地颤抖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塑料布裹得紧紧的东西。是鸦片。 “如果你们生病…是啊，目前还没有药，你们就好好保管这个，到了要紧的时候用吧。”到现在，我还是不认为里党秘书叔叔把鸦片作为代用药品给了我们。因为给的量非常多。因为当时是可以公开进行鸦片交易的时候，所以鸦片就是钱。 乞丐生活和逃离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村子来到了惠山市。我跟哥哥一起混在乞丐中住在位于惠山市春东的废弃的通信机械工厂建筑物里。 1995年4月，哥哥连续发烧了几天就去世了。我没有哭。因为没有保护者的恐惧压倒了痛苦。乞丐男孩们埋了哥哥的尸体，但我害怕没敢跟去。 在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乞丐们。 包括我哥哥共有8个乞丐。其中女孩子只有我和一个叫申庆琳的13岁的女孩。虽然不洗脸，穿得破破烂烂不堪爬满虱子的衣服，但乞丐帮中也有自己严格的纪律。 乞丐帮都有自己的头目，也有自己行乞的区域。偷窃或行乞得到的食物决不会自己独吞，要跟同伙分着吃。 冬天睡觉的时候也要把年纪最小或病弱的人以及女性围在中间，较健康的人挡着风雪睡在外围。很多人或许会对乞丐帮中的女人另眼相看，但他们也有特别照顾和保护女孩子的规则。如果无视这种规矩就会被赶出去甚至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1995年秋天，因为抵挡不住两江道寒冷的冬天，和我在一起的庆琳和另外两个人去了咸兴地区。我和其他3名男孩却没有离开。我们当时约好冬天到来，江面结冰就逃到中国去。 1995年12月，离春节还有几天，我们就越过鸭绿江逃到了中国长白县。我们在长白分手，约好开春后过鸭绿江在通信器械厂建筑里见面。 在乞丐里面我算是运气特好的乞丐了。跟同伙分手后我没头没脸地跑进去的是一家是50多岁夫妇生活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为了挣钱都去了大城市。我就在他们家洗了澡、换了衣服生活了几天。他们心底好，但由于公安局的检查总是恐慌不安，我也因此感到很内疚。 有一天，他们给一个地方打了电话后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说是一个远亲，到他家我就可以放心地生活了。虽然心里感到很不安，但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坐车到了延吉，再坐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 说实话，他们是得到了一些钱后把我卖给了人家。但到现在我也不埋怨他们。他们是真心帮助过我的人。因为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把我托付给了信得过的亲戚。 我去的那家经济上比较宽裕，公公、婆婆也都是非常好的人。而且又是朝鲜族所以能交流感情，婆婆还特别喜欢我。她说到外边串门的时候带上我才能放心。我在那里学了汉语，1998年跟现在的丈夫结了婚。 丈夫是非常慈祥和老实的人，我一直感谢丈夫，生活也很幸福。每年我都要到鸭绿江或豆满江地区去旅行。丈夫也非常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如果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没享受过年轻时代就当了妈妈。 站在鸭绿江边，我就想起爸爸、妈妈、哥哥和弟弟，放声大哭。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哥哥们埋在什么地方。就算统一，我也不会知道我哥哥埋在什么地方了。 心中埋着社会主义历史遗留下来的血泪交加的伤痛，等到统一那天我一定会跟我丈夫一起回到故乡去。我想给我丈夫和孩子们看看金正日政权留给我的悲痛的历史。想寻找为守护我所爱的人和我的家庭倾尽心血的里党秘书叔叔，把他当作父亲供养，报恩。

在朝鲜花光钱的我又回到了中国延吉的亲戚家。但是母亲又一次不在家。亲戚说母亲去天津赚钱去了。我干多有些失落。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和母亲通了电话。亲戚和母亲通过电话后让我去找母亲。我高兴地同意了。 但是亲戚的下一句话让我吃惊不少。 “在勋啊，你母亲出嫁了。” “什么？” 亲戚说母亲和一个人很好的汉族结婚，现在过得很好。但是我立刻感觉到母亲应该是被卖掉了。 在吉林的一家宾馆我第一次见到继父。我的感觉说不出地奇妙。我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情愿。 吉林省通化市某地，汽车、火车来到一个深山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村。我心里想既然要出嫁，为何倒这么一个情感地方？想到这些我感到有些缥缈。 坐在一旁的汉族继父还在一个劲儿地想要讨好我。他一会儿就给我拿些吃的，我不理睬，就在一旁抽烟。我虽然因为伤心而没有搭理他，但是可以看出来继父是一个善良的人。 2年来第一次见到的母亲已经怀孕了。 那时候我感觉真的快要疯了。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情。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错了吗？ 妈妈说她是因为不好在亲戚家里吃白饭而到了天津去打工。可是打工地的老板把母亲卖掉了。我气得喊了出来：既然要结婚就找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地方。母亲说现在的丈夫人很好。 从那时起我不得不开始农村生活。好在继父是个好人，日子还算和平。 我开始成为一个牧童，赶着牛群在山坡上放牧。我每天把牛群放牧在草地上，自己悠闲地晒着太阳。 因为我而被北送的母亲 年纪还小的我想到要练武。当时我16岁。那时的我被中国的功夫片迷住。我就和村子里的孩子们一起练起了武术。 看到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我开始幻想男人的世界。我经常和放牧的朋友们说应该组织自己的世界。牧童们都很喜欢跟着我。 有一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去城里，像电影里一样去了夜总会。但是在那里和看场子的黑社会成员们发生了口角打了起来。虽然练了武术，但是实战中根本行不通。我们赤手空拳，但是他们拿着各种家伙。我们根本就招架不住。 正在打得兴起的时候，听见对方有人喊停。是那一方的大哥。 他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你们就在我手下干活吧。”我感觉电影中的故事变成现实。我幻想着自己的世界即将到来，欣然地接受了。 此后我就成了在那一带红灯区看场子的黑社会成员。其实就是所谓的小混混。但是当时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几次火并中我大显身手，一位自己的日子即将到来。 但是黑社会的幻想没能持续多久。 有一天另一伙帮派的40多个打手们来到我们看的场子来抢妓女。我们只有10人，虽然竭尽全力，但是还是被打散了。我的前胸被捅了一刀，逃进了一架农户。 因为当时的事件比较严重，警察出面调查我周围的人。其中我的母亲也成为调查对象。调查中母亲的脱北者身份被查处，被强制送回到了朝鲜。 回家后发现母亲不在。说是被送回了朝鲜。 我既悲痛又怨恨，禁不住对母亲的愧疚。母亲因为我而被送回到朝鲜，我都想以死谢罪。所以在沈阳火车站被公安抓获时，就交待了我是朝鲜拉来的。结果我也被北送了。 最后的脱逃 我被关押在拘留所。保卫部的人不可能轻饶我。我因为位身体实在太差，暂时允许回家居住。我从中国送回来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很差，无法继续接受调查。 回到家后发现母亲因过度辛苦以及和父亲的矛盾几乎快要疯掉。我在那个家里也不可能自由。我真心地向母亲表示歉意，并提议在逃回到中国。 最后一次和母亲一起渡过图们江是在2002年冬天。在寒风飞雪的图们江北岸，我和母亲面向北边叩拜，真心地向不知在何处的神灵祈求保佑我们母子俩。 “这是最后一次。千万千万要保佑我们不被抓回去。” 然后我们就乘坐一辆出租车顺利地来到延吉。不知是因为我的汉语还算过关，还是因为天气太冷，警察听我用汉语说了几句后，就让我们通过了。我们得以平安地来到延吉。 随后我就在天津开始做起焊接工，凭我的人真和诚实赚钱。2005年利用赚来的钱来到了韩国。现在我和母亲可以在这里安心地生活了。 至今只要提起往事母亲还会禁不住流泪。我其实也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理解母亲的心思。 有人说痛苦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治愈，能够逐渐变成回忆。但是我每次和母亲谈起往事，从来没有觉得痛苦渐渐减少，那份痛苦每一次都是那么地清晰。 不知道即使有朝一日实现统一，这份痛苦能不能会散去。再次见到父亲时还能否可以笑脸面对？我不知道什么是“主体思想”，但是我为此而失去了父亲。只要那思想不被解除，即使统一了，我似乎也无法和父亲相见。此刻我只有悲伤。（全文终）

脱北者们分析认为，伪装成脱北者进行过7年间谍活动而被捕的元贞花留在朝鲜的家人会遭受朝鲜当局的政治报复。 居住在首尔阳川区的朝鲜劳动党前作战部A联络所出身金炳哲（化名）认为：“元贞花会被扣上‘共和国的阶级敌人’罪名，她的家人很有可能被关进政治犯收容所。” 他举出元贞花2年前从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接受了杀害韩国情报要员们和脱北者的指示，同时收到了毒药和毒针，但故意没有执行，而且被捕当时没有自杀等现象说：“从朝鲜的立场来看，元贞花已经是‘叛徒’，是‘共和国的阶级敌人’。” 他强调说：“朝鲜的联络所进行南派要员被捕时当场自杀的教育。”“据传，元贞花被捕之后坦白了所有犯罪行为，态度几乎像是自首的人。这是朝鲜当局绝不容许的事情。” 他还说：“特别是元贞花还坦白了在中国绑架韩国事业人士的事情，使等待美国解除支恐国名单的朝鲜陷入尴尬境地，还使跟中国的关系变得复杂。”“这相当于‘叛国罪’，家人会遭受政治报复的。” 2002年入境的脱北者杨正勋（化名）说：“南派间谍的家人在工作员被派到韩国期间享受非常高的待遇。” 他说明：“在这期间党提供住房，还给特别配给、布料、电子产品等礼物。”“家人一年两次参观平壤等名胜地，有病时还到平壤红十字医院等高级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 可是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身份一旦在韩国获国外暴露，那么家人的身份马上发生180度的转变。 他说：“被捕坦白的那时起，家人就被驱逐到贫困的农村或关押到政治犯收容所。”“干脆就像失踪似的静静地在韩国生活，对留在朝鲜的家人更有帮助。” 2007年入境的崔哲赫（化名）说：“在朝鲜向对南家庭公开教育说：‘被捕就是叛变，叛变就葬送了家庭的命运。’表明家人是人质。” 他表示：“在朝鲜为了防止外交官或联络所特殊要员叛变，总是把家人当作人质。”“被派到国外当大使的外交官也必须把一名家人留在朝鲜。” 他还说：“因此，朝鲜决不会选拔孤儿或家庭关系简单的人从事对南工作。”“之所以选拔出身成份好的人从事对南工作人员，是因为越是没有经受过太大的苦难的人越怕家人受到政治报复。” 另外，他还说：“能被选为对南工作员的人最起码具有一定知识和教养，所以只要去过一次中国就能马上懂得朝鲜体制的矛盾。”“可是因为家人被当成人质，无法逃离控制。”

最近公开的一位出生在朝鲜政治犯收容所，并经历了22年收监生活的脱北者的证词引起了不小的冲击。 4月末，日本电视台报道了逃出位于朝鲜平安南道价川14号政治犯收容所的申东赫的证词。 位于价川郡宝峰里的14号收容所是朝鲜政治犯收容所中所谓不能活着走出来的完全控制区。2005年申氏逃出了收容所，并于去年末来到了韩国。 申氏说，是为了向全世界告发朝鲜惨无人道的现实才上的电视。到目前为止，曾被关押在所谓“革命化区域”的耀德郡收容所的人是有几位，但能够从不能活着走出来的完全控制区逃出升天的脱北者还极少。 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完全控制区活着出来，而且其中能够成功逃出朝鲜的几率很低，所以很难证实申氏所说的证词。可是情报当局或研究有关政治犯收容所的人士们认为申氏曾被关押在14号收容所的可能性很大。 在国内首次发表有关政治犯收容所学位论文的朝鲜民主化网络研究委员吴敬燮（音）说：“完全控制区在朝鲜也是发生最为发指的蹂躏人权事件的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完全控制区情况的人，所以此次证词将会成为研究朝鲜人权实况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申氏之所以能够出生在收容所内，是因为他的父母是在收容所相遇并结的婚。据他说，在收容所内抽取模范收监人的名簿，并按顺序让男女犯人结婚。 这叫“表彰结婚”，是在金日成或金正日的生日等特殊的日子，让他们在同一个房间内生活五天左右的方法。这一天是收监人唯一的希望。 14号收容所在流过价川市的大同江附近。大同江经过大兴-价川-顺川-平壤流进西海。 11岁的时候，申氏离开了母亲，转到关押男人的牢房里。窗户上的不是玻璃而是塑料布。他记得在收容所里吃的只是玉米和白菜汤。干脆不知道还有金日成或金正日这样的人。 曾当过政治犯收容所警备员的安明哲说明道：“因为没有必要给在收容所出生的人进行思想教育，所以有可能不知道金正日。” 13岁时，母亲和哥哥逃跑失败而被公开处决了。哥哥被枪决，母亲被绞刑了。申氏在最前列亲眼目睹了那个场面。但没有感觉到愤怒或悲伤。他在采访中也说，现在也感觉不到那种感情。 因为此事，申氏也被拷打过。他被捆绑手脚挂在地下室里，地上还放上火炉，点上了火，后背就那样受了火伤。申氏被强制性地参加了收容所内的农场劳动。凌晨4点起床，一天干12小时以上的活。由于收容所内接连不断的殴打和拷打，身上布满了伤痕。 在收容所内遇到曾逃到中国后被抓回来的朋友，才听说了外面的世界。也第一次听说了有关金正日的事情。 2005年1月2日，他们俩到山上作业的时候实施了逃跑计划。朋友抓住铁丝网的时候申氏通过了铁丝网，但还没过完就通了电，腿上留下了巨大的疤痕。那个朋友当场死去了。之后，申氏在中国过了一年左右的隐居生活，去年末终于来到了韩国。 目前，申氏在首尔的某处正在适应韩国生活，他计划今后通过各种活动向世人揭发政治犯收容所的现实。

朝鲜中央电视台6日出出乎预料地现场直播了在平壤羊角岛体育场进行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10强赛朝鲜与伊朗的比赛。 这是朝鲜继去年2月份现场直播纽约爱乐乐团平壤演出后的又一次现场直播，在朝鲜实属罕见。 朝鲜当局将广播视为主要的宣传手段，更喜欢通过当局的事先检阅和编辑后，播出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教育效果的内容。 朝鲜相信体育也可以向居民实施思想教育。例如，朝鲜队一旦在现场直播的比赛中失利，就会不利于居民们对体制的信念。 因此通常只会录播朝鲜队胜利的比赛或与强队打平的比赛。 因此此次朝鲜现场直播朝鲜与伊朗的比赛显然与以往的做法截然不同。脱北者们对此表示，因为朝鲜队在此次世界杯预选赛中表现出色，朝鲜当局的信心也得到增强，居民们的关心的期待也显然也提高了很多。 同时也有人认为朝鲜当局认为即使比赛失利也可以提高朝鲜居民们的整体感，这显然是与以往相比更富弹性的态度。 从观众席也可以看出朝鲜当局可谓对这场比赛煞费苦心。 羊角岛体育场可容纳3万名观众。比赛当天观众席上坐满了朝鲜居民。尤其是统一穿着与朝鲜队队服同样颜色的红色服装和红色帽子的拉拉队秩序井然地为朝鲜队呐喊助威。观众席上的景象让我们再次领略到喜欢集体主义气氛的特点。 而红色短袖上写有“强盛大国建设”的口号，显然是想通过电视画面向全世界宣传建设强盛大国的意志。 这与以往有重大比赛时朝鲜派出的“美女啦啦队”展开的集体表演性质相同。这与韩国的“红魔”啦啦队是各自来到体育场后集结在一起的方式存在本质的区别。 朝鲜在举行国家活动时首先要采取组织动员各工厂企业及教育机关的集体动员模式。如果不积极参与这类活动会受到“思想性欠缺”的嫌疑，朝鲜居民无论毫无都必须服从。 但是至少在当天的比赛，大部分平壤市民一定是想动员到观看世界杯预选赛的活动。 啦啦队的红色统一着装也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当然与朝鲜国家队的红色队服有关，但是朝鲜将红色视为象征共产主义革命的颜色应该是更为关键的理由。朝鲜将党旗和各团体旗帜颜色定位红色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红色可以鼓动居民的信心。 虽然朝鲜举国关注与伊朗队的比赛，甚至进行现场直播，但是比赛却已0：0告终。朝鲜队目前积11分，在余下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必须取得胜利才能期待以小组第二的身份闯入明年的南非世界杯。 担任比赛解说的朝鲜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师李东奎博士评价比赛时说：“我们的队伍凭借紧密的防守和高度的精神力量、集体力量，打出了一场优秀的比赛，近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赛结束后他表示：“在与身体上占优的伊朗队的比赛中我们的选手们很好地表现出平时训练中练就的高水平技战术。” 韩国主席曹重衍主席曾透露，4日在巴哈马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上，朝鲜方面曾经恳请韩国队一定要全力以赴战胜沙特和伊朗。因为朝鲜要最终从小组出线，必须得到韩国的帮助。因此朝鲜方面可能是从同一民族的层面希望我们提供帮助。 朝鲜近期在挑起军事紧张局势的同时却在世界杯预选赛上希望得到很过的帮助。记者想到如果朝鲜在政治领域也能有这种做法该多好。同时也感觉足球踢得好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当天通过电视收看现场直播的脱北者金敏（化名，35岁）表示：“虽然是久别的故乡，但是还是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在比赛中取胜。比赛结果打成平局，实在是太可惜了。”“希望队员们不要因这场比赛而太失望。希望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也要全心全力打好，最终能和韩国一起闯入世界杯。”

6月1日是朝鲜的儿童节，朝鲜挂历上也标明这一天是“国际儿童节”。韩国挂历上虽然没标为纪念日，也没有纪念活动，脱北者在这一天还是会想起朝鲜的孩子们。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纳粹军队在捷克的利迪策村枪杀了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村里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成为灰烬。 共产主义女性团体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为纪念由于战争死去的利迪策村及全世界儿童和保护儿童，1949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宣布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朝鲜也于1950年6月1日宣布这一天为儿童节，并每年组织各种聚会和活动去纪念。 在朝鲜，国际儿童节虽然不比金父子诞辰日或过年那样盛大，当局也规定这一天为纪念日并进行纪念活动，各托儿设施也纪念这一天组织各种活动。 在平壤作为国家性活动组织进行国际儿童友好联欢聚会，包括各国驻平壤大使馆子女在内的外国人子女和平壤市昌光幼儿园及金正淑幼儿园的儿童一同参加这一活动。他们在万景台游戏场进行体育竞赛、艺术演出等各种游戏，度过愉快的一天。 全国的托儿所、幼儿园也各自组织符合所属儿童经济水平的运动会和艺术演出等，父母在这一天也特别请假早退或休假，与孩子们一同参加这些活动。 首先，生活比较宽裕地区的托儿所、幼儿园生父母们各自准备野餐，还雇一辆巴士带上全体老师和孩子们到风景优美的山谷去野游。1990年代中期以前，由托儿所和幼儿园准备野餐，如今没有这种余力。 到达目的地以后，孩子们按个人和各班先发表准备好的艺术小品，然后围坐在一起分享带来的美食。 午餐结束后，进行捉迷藏或寻宝比赛，还会进行艺术演出。最后进行授奖仪式颁发玩具或图画本等礼物。 这样的活动花费多，父母经济负担大，没有一定财力的工厂或企业所托儿所、幼儿园难以组织。 因此，几乎所有的托儿所、幼儿园都通过选择园内运动场或附近场所进行体育竞赛及共餐来纪念儿童节。 竞赛包括赛跑、拔河、摘玩具、开火车、自行车游戏及贴字游戏等多种比赛项目。 朝鲜的托儿所、幼儿园自1990年代中期的“大饿死”开始，由于粮食危机即使在儿童节也无法组织纪念活动。 该活动得以恢复是到2000年代初期以后。部分托儿所和幼儿园开始组织各种活动，而这逐渐扩散到全国范围，即使处于粮食危机的目前也给孩子们带来小小的欢乐。 2009年3月进入韩国的脱北者金某（33岁、女）回忆在朝鲜过的儿童节表示，“去年过6.1节时，孩子回到家缠着我说‘别的小孩妈妈都给做好吃的’，我没办法只好尽量准备一些吃的东西与女儿一起参加了运动会”，“看着女儿站到前面又唱歌又跳舞，觉得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 金氏称，“朝鲜孩子们的父母都为自己无法象干部们那样给子女像样的吃住条件而心疼”，“过儿童节时，就算是饼干也想让他们尽情吃。但条件不允许，这是朝鲜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