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基础的“统一必然论”逐渐站不住脚

韩国和朝鲜是世界上唯一同属一个民族而分裂的国家。韩国人把这看作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没有其他想法而不断重复着这样的主张。政治团体或是舆论界也充满许多类似的主张。严格地说,根据大韩民国宪法,韩国和朝鲜并非两个不同国家。然而大部分的韩国国民拥有着“韩国和朝鲜虽是两个不同国家,但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意识。 若是问问韩国和朝鲜为什么属于同个民族,他们大概会认为这是个奇怪的问题。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文化,直到1945年一直是个单一国家,这种传统当然会令人想到属于同样的民族。然而,若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像韩国和朝鲜这样拥有相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家却互相区分为不同民族来对待的例子比想象的还要多。 譬如说德国统一后,德国不再是唯一使用德语的国家。不仅是奥地利使用同样的德语,瑞士总人口中72%的人也把德语当成母语。然而,无论是奥地利人或是瑞士人都不把自己看成分裂国家的人,也绝不希望有一天能和德国统一。 这并非例外。位于中南美的20余个国家几乎一概使用西班牙语,文化上的差异也不大。造成这些国家国境改变的要因在于1800年代初西班牙帝国的崩溃和革命军阀的斗争过程,以及殖民地时代的行政构造和其他偶然因素等。 也正因如此,这些国家因各自拥有的强烈民族意识,而造成了战争与冲突。如今,南美在政治上完全没有走向统一的势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虽然也都是使用英语的国家,但却不属于同样的民族。 位于中东的20余个阿拉伯国家虽然以同样的语言和伊斯兰为文化中心,却不希望国家统一。从这些例子来看,有同样的语言或文化并不代表着非要属于同一个民族。 既然如此,促使成为同一个民族的原因又是什么?在民族主义历史研究部门里号称有最高人气的专家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教授,把民族称为“思想的共同体”。换句话来说,民族并不是以拥有同样语言或文化等物质上的共同点形成的,而是由于共同意识形成的。 首先,民族必须存在于属于这一民族的人们脑海里。当然,在语言或历史上拥有过的共同经验对于民族理念的形成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但也未必是促成一个民族诞生的理由。 从这立场来看,韩国和朝鲜尚未达成同一个民族。无论是在韩国或是在朝鲜,人民也有可能因为把自己当成同一个民族而进行这样的判断。尽管韩国社会内部的政治对立,但在韩国依然主张所有政治势力都必须向着统一。 在韩国无论是“进步”还是“保守”,对于统一的必要性没有流露出半点怀疑。就如众所周知,如果国会议员这类政治人物要是公开说不需要统一,那将如同宣布从政界隐退。 然而,若更加仔细观察韩国国内气氛,不难发现对于统一支持降温的症状。想要了解其中原因并不困难。民族意识产生于共同经验,然而在世界上很难找到像韩国和朝鲜那样,就连在日常生活经历上也缺乏共同点的邻国。 1990年代末是朝鲜许多人活活饿死的饥荒时代,而在韩国却是出现了为减轻体重而减肥话题的年代。1990年代,朝鲜的经济崩溃虽然没对韩国人民的收入造成任何影响,但当时远方泰国引发的货币危机却使韩国经济受到震荡。 在同一时期随着时间不断流逝,南北之间的个人关系也逐渐变得冷淡。以象征着分裂悲剧的离散家庭问题为例,直到现在还亲身记得留在朝鲜的朋友、家人们的人年龄肯定都在75岁以上。10余年后在韩国,称对朝鲜这个国家有过亲身体验并且和朝鲜人民有过个人接触的人,应该就只剩下脱北者们了。 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朝鲜越来越漠不关心。40~70岁的韩国人虽然与朝鲜不曾有过多少个人经验,但由于朝鲜问题和韩国国内政治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对朝鲜也有了强烈意识。因为60岁以上的韩国人或多或少亲身记得朝鲜战争,以及受到的许多灭共统一方面的教育,相比之下会对朝鲜比较关心。 其后的386时代在左翼学生运动强大1980年代对金日成的独裁抱有许多幻想,直到现在是否依然存有这些幻想并不重要,重点在于至今对朝鲜依然有着某种程度的关心。然而,未满40岁的韩国人便不再存有这样的关心。 对于这一代来说,朝鲜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造成任何影响,因此把它当成不过是偶尔掀起平地风波的邻近国家。随着时光流逝,这样的倾向或许将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从德国统一的惨痛经历传到韩国国内的那一刻开始,与其说大部分的国民把统一看成民族理念的实现,不如说把它看成经济上的灾难。要是走上德式的统一路线,那韩国经济将遭受严重打击的理论已几乎变成了常识。 当然,韩国人民按照学校里接受的教育而反复重复着“统一是我们的愿望”,但考虑到统一费用等各种忧虑,认为统一越晚实现越好的人也正逐渐增多。

避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灾难

北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债务危机的边缘摇摇欲坠,新冠大流行、食品和能源成本飙升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紧缩都有可能将它们推下悬崖。但国际社会尚未采取必要措施拉回岌岌可危的国家。 对黎巴嫩和斯里兰卡等经济体来说,危机已经到来。很快可能就会有其他很多国家加入。截至 3 月底,69 个低收入国家中有 38 个处于或极有可能将处于债务困境。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负担处于 30 年来的最高水平。 针对这一问题,国际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新冠大流行开始后不久,二十国集团提出了暂停偿债倡议 (DSSI),根据该倡议,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暂停了 73 个低收入国家所欠的 129 亿美元的偿付。此外,2020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共同与主权债权人巴黎俱乐部(Paris...

金正日捣鬼,指向中国后脑勺

3日凌晨,时过4年金正日踏上了中国领土。 身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海外寻访之路是在拂晓时刻匆忙渡江开始的。第一个迎接他的不是中国人民或领导人,而是为了保安紧急调集的数百名中国公安。 世界媒体从丹东到大连宾馆跟踪报道金正日形迹的时候,中国和朝鲜谁都没有说明金正日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用这种方式走上了访华之路。可是为了采访金正日行程的媒体和想躲开媒体的中国当局之间玩捉迷藏的过程,充分地说明了朝鲜体制和其领导人的格调多么虚弱和低劣。 目前,世界之所以关注中国大连,是因为根据中国怎样操控这个又老又病的男子,朝鲜半岛领域的未来会发生180度转变。20多年来,2300万百姓在饥饿中挣扎,全国却贴满了“伟大领导者”的宣传标语,用核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同一民族和周边国家,还妄想把向邻国和国际社会乞讨来维持生命的虚弱的政治权利传承给自己的儿子。世界正在关注中国政府能否矫正这样的金正日。 中国政府应该认真接收全世界的这种担忧。中国担任主席国的六方会谈由于朝鲜单方面宣布退出,已经18个月处在“停业”状态。在这期间朝鲜强行实施了第二次核试验,发射了远程导弹。现在又发生了在韩、中、朝相邻的西海上巡逻的韩国警戒艇受军事攻击沉没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金正日会在此次访问中摸着“六方会谈”筹码要求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为了收拾货币改革的后遗症,给第三代权利继承奠基物质基础,急需“人民币”紧急处方。进而会狡辩逐渐指向自己的袭击天安号嫌疑,并要求中国积极出面解除联合国的对朝制裁。 中国若想不被金正日耍弄,正确履行国际作用,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天安号事件、六方会谈、朝鲜改革开放等“朝鲜问题”基于金正日体制“不良性”的事实。朝鲜问题都出自“金正日政府”这一根源,所以应该一并考虑解决方式。 如果今后中国想把天安号事件与六方会谈分开处理的话,在跟韩国和美国的外交上会发生龟裂。而且把重新召开六方会谈和对朝经济援助联系起来处理,那么作为履行联合国1874号决议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的地位之间会发生矛盾。 不可否认,金正日的捣鬼正在指向中国的后脑勺。每当弄出祸端之后就会躲在中国背后,想把批判的箭头转到中国身上。13亿中国人民的领导人胡锦涛要跟这种低级独裁者并肩站在不够格的外交舞台,要站到何时?世界正在期待中国外交的智慧和恒心。

埃及民主化与朝鲜民主化…共性与个性

全世界在关注埃及民主化示威。很难预测直接受到突尼西亚革命影响的埃及民主化示威今后的发展趋势。 总统穆巴拉克1月29日说:“我不会离开。”并解散了内阁,任命自己的亲信苏莱曼为副总统,军人出身的沙菲克为总理。 穆巴拉克的上述措施只是在包坡脚。31日埃及示威变得更加升级。美国认为需要“民主化与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除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甚至是韩国也举行了声援示威游行。据联合新闻31日报道,驻韩国埃及人组成的“支持埃及革命的埃及人”和市民团体们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穆巴拉克总统马上辞职,埃及政府马上终止针对反政府势力的镇压。 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侯赛因等实例来看,长期独裁者们都不能客观地了解自己面临的变化局势。意识没有转变到完全的觉醒现状,还在过去的思考方式延长线上了解目前的局势,所以不清楚目前的发展局势,马马虎虎地度过一定时间。想用让亲信担任副总统来临欲盖弥彰的穆巴拉克也是如此。客观地讲,穆巴拉克时代已经过去了。 问题是穆巴拉克之后的民主化过程。埃及示威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民主主义,而是跟青年失业、生存问题有关联。据说,埃及8000万人口中占一半的人处于每天用不到2美元过生活的艰难处境,失业率也不是正式发表的9%,而是20%。因此,埃及示威跟政治民主化与“活不下去了,推翻得了”的要求相挂钩的。 目前,主导埃及示威的团体尚无法确定。但综合至今为止的报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兄弟会”仗势可能遭软禁的前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艾巴拉迪成为示威的中心。 还有消息称,“4月6日青年运动”组织正主导这场革命。据DailyNK31日报道,该组织是青年组织联合体,2008年为援助北部产业地区工人而建立,并通过Facebook首次公开露面。4月6日组织全国性罢工,从而获得“4月6日青年运动”的名称。据悉,该组织去年2月份在巴拉迪回国时组织了大型欢迎集会。 巴拉迪从奥地利的维也纳回国之后,立即成为示威队的中心人物,还被称之为“过渡政府的负责人”。他在朝鲜和伊朗进行核开发期间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而赢得国际声望,有评价认为他能聚集埃及的民族主义势力和稳健派穆斯林势力建立执政构图。 他一直主张应承认“穆斯林兄弟会”为合法政党,因此从埃及国内政治角度判断,与“穆斯林兄弟会”联合很自然。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标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将很难走向民主化体制,从中长期来看也不利于中东的民主主义化。 巴拉迪前总干事是西欧型人物,因此不会自觉选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由于国内支持势力微弱,建立新政府之后也很难维持影响力。 埃及媒体“Ummah Press”总编30日接受联合新闻采访时表示,“平民对巴拉迪的信任度不是很高”,“目前不存在穆巴拉克体制的对岸势力”。即穆巴拉克总统在30年的执政期间没有培养二把手,也不存在作为民主化阵营的对岸势力。 因此,埃及的未来民主化将不是平坦的过程。明确的是,穆巴拉克先退出,军队保持中立,国民则在现实条件下就最合理的民主化政治日程达成共识,并通过大选建立民主政府。 即使新政府的民主化程度不令人满意,埃及人选择“达成民主主义共识”之路才合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美国和欧洲等国际社会应帮助埃及顺利实现民主化日程。 目前的埃及状况对朝鲜问题有不小的提示。 朝鲜目前的国内情况很难如突尼斯或埃及那样通过社会网络实施民主化示威。 朝鲜如要实现民主化,首先要让尽量多的信息流通。此次的突尼斯和埃及事件再次证明,信息的流通是民主化的最重要基础设施。通过手机建构的社会网络,会继续对今后的中东民主化以及缅甸等亚洲民主化发挥影响力。 第二,埃及的“后穆巴拉克”及朝鲜的“后金正日”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是如果穆巴拉克和金正日不让位,很难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而且,正如埃及的民主化势力不承认穆巴拉克任命的副总统苏雷曼和新任总理沙菲克,日后朝鲜的民主化势力也不会承认“后金正日”时代的包括金正恩在内的金氏家属。 埃及和朝鲜的差异在于埃及未来的民主过程只能依靠国民自己的力量,而朝鲜却有大韩民国这一世上最可信赖的兄弟和后援者。大韩民国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朝鲜居民提供成功的产业化、教育和民主化过程,从而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大韩民国曾经犯过的错误。 目前最重要的是进入朝鲜民主化的准备阶段。包括广播、电视、手机、DVD、报纸、传单和书籍在内的各种情报媒体,是激活朝鲜国内情报流通的基础。为中国从经济领域蚕食朝鲜而不安,还不如以情报这一我们的长项为基础,在针对朝鲜居民展开的思想战上占优势。这是更核心的事情,并且从中长期考虑在走向和平统一方面也更为有效。 第三,朝鲜国内要建立反金正日民主运动团体,韩国和国际社会要积极提供援助。 韩国社会有很多自称为“进步的团体”,如果真的是“进步”性质的,现在为在朝鲜国内建立民主主义运动团体而献身具有极大的意义。即不要帮助金正日-金正恩世袭政权,而去帮助2400万朝鲜居民。这才是进步团体应该做的事。虽然开始艰难,但只要认真努力总能找到一条路。

新政府若希望改变朝鲜,就应该向对北广播投资

当前朝鲜半岛应该解决的问题可分为三大种类。从缓急角度查看以下其顺序。一是朝鲜居民的人权问题,二是韩国的世界化问题,三是南北统一问题。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是居住在朝鲜半岛内的我们民族当前面对的课题,这是无所质疑的事情。同时又是急速的世界化趋势中国际社会应该合力解决的世界史性课题。 朝鲜半岛地区的三种问题因为各有自己的性质,所以不能一同解决。可是三种问题有共同点。解决每个问题以前都有事先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且碰巧这些问题具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跟朝鲜的变化和改革有直接的关联。如果朝鲜不通过政治经济上的改革过程引进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朝鲜居民的人权问题和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都很难得到解决。 担着朝鲜这一包袱,韩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力量很难集中在经济发展和世界化改革。我们经历过的第一次朝核危机、大量饿死事件、核试验等和朝鲜崩溃时的重建和统合费用的估算也充分地说明了不能低估朝鲜变数。考虑到这一点,目前是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引导朝鲜变化和改革的时候。 诱导朝鲜的变化和改革有几种方法。新上台的政府和为朝鲜的改革开放、人权和民主化而尽力的专家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希望朝鲜产生变化的国际社会应该集中智慧寻找出具体的方法。 在此想特别建议一件有效引导朝鲜变化的方法。那就是大幅加强收音机广播。收音机广播早已被证明是有效引导封闭社会走向变化的媒体。苏联等东欧社会的急速变化背后有居民们的意识变化。当时对居民们的意识变化成为重要动力的就是传运外界信息和变化信念的收音机广播。 朝鲜是极端的个人独裁社会。为维持这种社会,金正日政权构思出了三种统治方法。第一是霸占了国家的生产手段和粮食,掌握了居民们的生存权。第二是切断了外界信息,反复实施了把独裁者自身崇奉为“神”,把朝鲜当作是“地上乐园”的思想宣传。第三是动员了彻底的政治性肃清和暴力完全拔除了竞争、抵抗、不满势力。 这三种统治方法中,第一个方法在90年代中后期粮食危机以后随着配给制度的崩溃变得名不副实。而且2000年代以后,朝鲜开始变为没有外界交流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就无法维持下去的社会。只要好好利用这种局势就能打垮金正日政府的第二种统治方法。弄垮第二种统治方法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强对北收音机广播。 应该大幅扩大KBS韩民族广播针对朝鲜居民的节目。特别是加强正在进行的对北民间广播的援助。有在政府的忽视下艰难展开对北广播的广播局。代表性的是自由朝鲜广播、自由北韩广播、开放朝鲜广播等。可是大部分对北民间广播局们因为没有政府的援助和协力,只能利用外国的波段和送出所进行广播。而且播送效率也很低,不能向朝鲜居民提供音质好的广播。 应该积极探讨向民间对北广播局提供国内波段和送出所的方案。向朝鲜居民心里埋下“自己并不是生活在地上乐园,而是生活在独裁社会”的自觉心,并向朝鲜传送改变他们自身生活的方法并不是“战争”而是“朝鲜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的事实的广播。这就是新政府应该着力进行的对北工作之一。

烛光在萨克拉门托发出真正的光亮

据悉,敦促朝鲜尽早释放被扣留的两位美国女记者的蜡烛示威活动将在美国举行。集会地点为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和旧金山等城市,将于当地时间28日下午同时举行。 萨克拉门托报纸26日报道,蜡烛集会将在被扣留的女记者之一的罗拉•凌的母校萨克拉门托德尔坎普高中以及她们所述的旧金山卡伦特电视台总部前举行。 罗拉•凌的姐姐丽莎•凌表示:“两位女记者的家属们非常感激主办方予以的支持。”“对于被朝鲜扣留的两个人而言,现在是非常困难和敏感的时期,家人们将在心中点燃蜡烛,真诚地祷告。” 两位女记者被朝鲜方面扣留已经1个月有余。朝鲜当局表示要审判她们的“非法入境”及“敌对行为”等。 朝鲜当初扣留两位女记者时没有表明扣留的经过,也没有保障朝鲜刑事诉讼法所保障的律师会面等权利。但是朝鲜当局却宣称“通过证据材料和本人的陈述确定非法入境及敌对行为等嫌疑。”因此即使朝鲜搞出一场审判“闹剧”,我们也不能期待审判能有一丝的公正性。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地认为朝鲜以任命为担保的政治交易会在短时间内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心希望在即将在美国举行的蜡烛示威能够将全世界人渴望两位女记者安全回归的心聚集在一起。对于焦虑不安地关注朝鲜“人质事件”的家属们而言,蜡烛集会将成为不小的依赖。 但是对于那些用所谓“进步”粉饰自己的韩国亲北(朝鲜)左派势力而言,这一蜡烛集会或许像是一把瞄向自己心窝的匕首。因为朝鲜无端扣留手无寸铁的国外女记者并企图扣上莫须有的“间谍罪”等行为彻底地击毁了亲北左派势力们的口头禅“和平与人权”。 人们点起蜡烛的原因是为了处在逆境中的他人表达纯粹的支持与安慰之情。所以蜡烛的蕴意始终是那么地温馨。起源于韩国反美示威的蜡烛示威越洋过海到了美国才真正具有了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这岂不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悖论! 想到金正日政权扣留两位女记者以及开城工业园区员工刘某的恶行,蜡烛换成火炬也不能完全表达人们心中的怨气。但是仍然希望这次蜡烛示威能够在人们明白真正的人权应该超越人种、宗教、思想和政见。

网络安全的真正意义

柏林——当我们谈论网络安全时,我们通常会想到商业杀毒软件、针对大企业的勒索软件攻击,或者政治丑闻电子邮件的泄露问题。但数字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却鲜为人知。而且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和物联网来开展普通日常活动,这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此外,上述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混合犯罪问题。许多非法活动现在横跨物理和虚拟世界,从而带来了新的取舍,以及重新思考长期执法策略的呼吁。 以非法娱乐休闲物质为例。许多人现在试图从网上获取这些物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线购买比在黑暗的巷子里与陌生人见面更安全。但在线渠道往往导致人们与有组织犯罪团体直接接触,因为绝大部分非法物质的分销均由上述团体所控制。当人们将资金交给这些团体时,他们其实在不知不觉中资助了全球网络,而上述网络同样资助恐怖主义和武器、人员以及人体器官和组织的贩运。 众所周知,2019年新冠疫情加速了众多形式的数字创新和适应,其中也包括在线购买毒品。暗网、开放网络、加密市场甚至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地提供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这些新型分销渠道既有风险,也有潜在收益。积极的一面是,分析数字数据流可以更快地发现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而且,毋庸置疑,在加密市场或通过类似数字渠道进行交易可以保护个人用户免遭人身暴力、偷盗、性剥削和绑架的威胁。 此外,近期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渠道来吸食毒品和获取精神类物质的人更有可能采取减轻危害的做法,并且促进负责任的使用,这往往因为他们进行此类操作是从隐私的家庭环境或其他安全环境中。 政府和执法当局在寻求创建安全的公共在线空间时应牢记这些研究结果。尽管只有国家有权定义什么是犯罪,但监管犯罪活动并不是其唯一的目的;它还必须保障公共卫生并捍卫隐私等基本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毒品的情况下,它需要更谨慎地思考谁是真正的罪犯,谁是受害者。 因此,人们应重新思考许多执法策略,并重新调拨资源用于强化新生网络犯罪部门的能力。调查工作不应主要关注娱乐物质的使用者和市场,而应关注对公众构成巨大威胁的以网络和通讯技术为媒介的犯罪活动和操作。 这方面,一种前景光明的全新模式是“逮捕前警方分流”或“转移”。这种协作干预策略联合执法部门、生物心理社会机构和公共卫生系统,旨在创立基于社区的治疗和支持途径,从而使吸毒者不必进入到司法体系。正如安全社区治疗替代方案的雅克·查理尔所解释的那样,分流“将执法部门置于酿成潜在危机前基于社区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的介绍源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执法部门为有需要者开辟了此前无法利用的新治疗接入点。” 但另一个问题是,很难找到没有被污名化或被禁止主义诡辩所沾染的有关支持途径的准确在线信息。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需要将针对吸毒者的公共行动从压制转化为教育视角,才能创造安全的数字空间。这意味着利用专业执法部门并优化生物心理社会机构的覆盖范围。通过这些改变,我们还可以开始重建上述群体与执法部门之间失去的信任。 众所周知,上述方法可以减轻管制物质使用对社区和家庭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释放执法资源,专注处理恐怖主义融资、新型阿片类药物市场崛起、假药、武器贩运以及在线销售儿童性虐待材料等真正重要的事。 但由于上述网络犯罪形式具有混合性质,我们需要国际协调才能确保全新执法战略的有效实施。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打击将信息和通讯技术用于犯罪目的的综合国际公约”。但为保障网络空间的公共安全,公约需要将改善执法程序与支持分流的那种人道主义目标结合在一起。 只要各州坚持将休闲娱乐物质确定为刑事犯罪,人们要想得到它们就会继续前往黑市,而执法机构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也将不会停止。但如果制定正确的战略,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减少对吸毒者伤害和授权执法部门专注于真正有害的犯罪行为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随着世界的在线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必须意识到防止黑客和欺诈并不是网络安全的唯一问题。它还牵涉到改善屏幕后面民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Martin Ignacio Díaz Velásquez,年轻的世界大使,Knowmad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按原则紧追不舍,若朝不接受便毫无眷恋地放弃

30日,李明博总统回国。据分析,李总统在韩-印度首脑会谈和瑞士达沃斯论坛中取得了外交成果,尤其在达沃斯论坛,传达了韩国要在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更大作用”的信息。 但是,李总统提及的“年内召开南北首脑会谈可能性”发言在国内成为“更大的新闻”。2月第一周,舆论将关注青瓦台、统一部和外交部等就南北首脑会谈发布的内容。这也说明南北首脑会谈的敏感程度。 关于南北首脑会谈的召开,在议题、时间等问题上在野党有可能提出抗议。保守-进步阵营可能分别提出赞成或反对,保守阵营内部也有可能出现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此,关于议题、时间和场所等问题,政府要忠实地考虑原则、现实及国民舆论等。 有关李总统接受BBC、CNN采访的内容,概而言之即只要朝鲜明确表明弃核意向,就推进大妥协(grand bargain)方案。 李总统在接受BBC的采访时称,“我随时准备着与朝鲜金正日委员长会面。只是我们要进行有效的对话,并坦诚地讨论朝核问题。双方为和解和合作,事前开诚布公地见面,这里不应谈条件。只要能这样做,就随时都可以举行会晤。虽然不好说是在眼前,我认为年内就能够见面。” 他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表示,“朝鲜要回答是否弃核的最后时机即将来到”。他还称,“因为朝鲜也有具体情况可能无法马上进行,但(过段时间)还是能就大妥协方案进行协商”。 李总统的发言内容与其一贯主张的“大妥协方案”一致。只是在“年内召开可能性”这一点上,南北首脑会谈已迫在眼前而更具现实感。 有关总统接受BBC采访的内容,青瓦台新闻首席秘书李东官表示,“是强调只要符合原则,环境和条件允许,就能随时举行南北首脑会谈的基本立场”,“但目前尚未进行具体讨论”。 去年10月,劳动部长官任太熙与朝鲜统战部部长金阳建在新加波举行会晤后,首脑会谈便没有被外界所知的特别进展。据悉,南北只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个别人士持续进行接触。最近,统一部长官玄仁泽称“球在朝鲜那里”,意即韩国已完成朝鲜所要求的事项,现在是朝鲜作出回应的时候。 南北首脑会谈的议题应是核心。具体而言,首脑会谈中朝鲜表明弃核意向以及国军俘虏、被绑架者问题可能取得可视性成果。如果能满足这两方面,将根据六方会谈的进展程度启动大妥协方案,朝鲜就能得到经济援助。 期间,政府执政圈一直表明不会进行为会谈而会谈,经济上做出很多让步却受到核问题等被打后脑勺的会谈。在这一点上,至今为止政府的对朝政策保持了平衡。 李总统接受BBC、CNN采访的内容一经播出,青瓦台的相关人员就强调称,“总统的发言意即朝鲜要无条件地参加首脑会谈”。但反过来,这也可以解释为目前朝鲜“要求首脑会谈的代价”。即朝鲜有可能向我们提出“要先做出履行6.15宣言和10.4协议内容的承诺”。如果南北之间的议题不包括弃核问题而只确认6.15宣言,南北关系就会回到10年之前。 有关南北首脑会谈的召开问题,应考虑的仍然是“有原则的姿态”。现在既然我们把球踢给朝方,就要确认朝鲜是否确实答应弃核相关议题,以及国军俘虏被绑架者问题是否有进展。即要确认朝方是否有诚意到启动大妥协方案的程度,如果得到确认就积极去推进。 如果朝方不拿出这样的诚意,我们也没必要迷恋南北首脑会谈。即重要的是采取“最大限度地按原则行事,朝鲜如果不接受就毫无留恋地放弃”的姿态。 李总统不用去理会总统周围的人们像金大中-卢武铉时期那样,鼓吹“总统在任期间怎么也得参加南北首脑会谈一次...”这样的话。事实上,不去理会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