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流散的机会不容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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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自从旧约时代以来,流散不断发生,除了悲剧的性质,没有两次大规模流散是相似的。二十世纪,世界见证了犹太人逃离大屠杀、布尔什维克革命,然后是希特勒;非裔美国人逃离黑人歧视;和越南人逃离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本世纪,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逃离失败的解放和残酷的宗派战争;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和洪都拉斯人一直在摆脱贫困和暴力;现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数百万新抵达的乌克兰人想知道何时甚至能否回家。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流散也并不新鲜。问问俄罗斯人就知道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及其继任者克格勃密切关注外籍俄罗斯人,始终担心他们可能构成威胁。而现在,俄罗斯总统弗普京的安全部门 FSB 在延续这一传统。根据 FSB 最近的估计,今年前三个月有近 400 万俄罗斯人离开国家。

显然,FSB 的统计数据很难验证。但今年流散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惊。与 2021 年第一季度相比,前往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增加了 5 倍,爱沙尼亚增加了 4 倍,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增加了 3 倍,哈萨克斯坦增加了 2 倍。此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接待了约 74,000 名俄罗斯人,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土耳其等热门旅游景点的接待人数略少于 100 万人。近 750,000 人进入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地区,这是普京的附庸领土之一。

虽然这些俄罗斯旅人中的一些人无疑返回了家园,但第一季度的离开总人数是惊人的。它相当于俄罗斯人口的近2%,还不包括前往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俄罗斯人。

FSB 跟踪这些离开并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俄罗斯人流散一直是工人天堂的美中不足。俄罗斯人在 1905 年革命失败后便已开始逃离,但在 1917 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和随后的内战期间,流散数字激增。 “小莫斯科”遍布整个欧洲。

这段历史在 1990 年代重演,但有所不同。苏联解体不仅使 3000 万俄罗斯族人滞留俄罗斯境外(主要在波罗的海、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更让数百万人移居欧洲、亚洲和北美,形成了几百年来的第二波流散潮。

如此庞大的侨民社区真的很重要吗?这取决于你的观点。在 1920 年代,流亡的俄罗斯保皇党、右翼分子和各级退伍军人——他们是五年内战的失败者——继续密谋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但他们并没有改观先前导致他们失败的分歧。同样,在 2011 年,德国历史学家 卡尔·施洛格尔(Karl Schlögel )认为,今天的俄罗斯流亡者缺乏有组织的政治结构,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影响他们祖国的变化。

但施洛格尔也发现了 1920 年代的移民和难民与 21 世纪俄罗斯侨民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今天的侨民包括俄罗斯社会中最具活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元素,从企业管理者和信息技术专家到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外流代表重大的人才流失。

普京的内政部副部长伊戈尔·祖博夫(Igor Zubov)在 6 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警告,当时他要求俄罗斯议会允许更多的外国 IT 工人进入该国。在他的证词中,他透露俄罗斯短缺大约 17 万名 IT 工人,这与官方声称大多数离开的人已经回国的说法相矛盾。俄罗斯电子通信协会(Russian Association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说法类似。业内人士预测,2022 年可能会有10% 的俄罗斯 IT 员工离职。

不仅仅是技术人员。与 1920 年代一样,数百名俄罗斯记者、作家、演员、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也逃往国外,通常会在避难国恢复同样的工作。投资者和企业家也在离开。 Henley & Partners 是一家为寻求改变国籍的富有客户提供入籍服务的英国公司,其报告称,预计2022 年有15,000 名百万富翁将离开俄罗斯。大多数人将尝试在马耳他、毛里求斯或摩纳哥定居,那里有迷人的海滩和宽松的税法欢迎携款而来的移民。

无论是技术娴熟的专业人士还是水晶狂徒是因为反对普京还是出于个人经济原因而离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剥夺俄罗斯的关键人才和资本。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提议立法放宽对拥有高级学位的俄罗斯 IT 工人和科学家的签证要求。其他国家和公司也在做出类似的努力,以利用新的俄罗斯流散带来的好处。

但这些措施主要产生的是私人经济和金融收益,流散的政治潜力仍未开发。如果西方国家要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就应该采取贡多措施汇集俄罗斯的海外知识和金融资本,形成一个真正的海外社区,与身处国内的俄罗斯人交流并施加潜在影响。

一个世纪前,大约 300,000 名俄罗斯人——商人、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在柏林创建了欧洲第一家“小莫斯科”,到 1920 年代中期,这座城市拥有大约 150 家俄罗斯政治期刊和 87 家出版商。其中一些是苏联单位,但大多数不是。正如施洛格尔 所指出的,俄罗斯流亡者不仅被魏玛德国的自由所吸引,也还被其战略位置所吸引。这是一个书籍、杂志和政治传单可以进入新苏维埃国家的地方。

在当今的互联世界中,印刷时代的这一插曲可能听起来很古怪。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指数级更强大的工具来传播信息。说到底,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决定他们国家的命运。但西方有足够的手段来帮助那些希望改变自己家园的人。

肯特·哈林顿是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员,东亚国家情报官,亚洲情报站站长,现为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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