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NK - 冷静的对朝战略 …“中国作用论”极其重要

关于中国的对朝战略终究如何各方众说纷纭。

从中国终究会合并朝鲜的观点到中国将不会介入朝鲜问题且实际的影响力也并不大的主张，存在各种猜测和分析。

确实，与美国货日本、韩国的对朝政策相比，中国的对朝政策尚不清晰。在自由民主主义社会，重要的国家政策，其决策主体和过程以及内容大体上都很透明。因此外界的判断也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到底是何人以何种方式决定很多情况下不适很明了。朝鲜问题尤甚。

正因为这种不透明性韩国国内对中国的对朝政策的判断也存在明显的分歧。

“中国合并朝鲜论”是“早期吸收统一论”者们的主张

观点之一就是中国将最终合并朝鲜，成为“东北四省”。就像1950年中国合并西藏一样。

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们大多是支持韩国早期统一朝鲜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他们将中国对策“东北工程”也解释为合并朝鲜事业的一环。也就是说，中国通过“东北工程”确保过去高句丽、渤海的历史主权，将其作为今后合并朝鲜的名分。

还有一种观点是担忧朝鲜经济从属于中国。

这种观点虽然不主张中国从领土上合并朝鲜的极端观点，但是强调朝鲜有可能在经济上成为中国的属国。实际上朝鲜对外贸易中朝中贸易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39%（2006年数据）。

这种观点多是由“阳光”论者们提出。其原因是强调朝鲜成为经济属国化的危机，以加强“阳光政策”的正当性。

持上述两种观点的人们有着一个共同点。即，对中国在朝鲜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持否定性的立场。

他们都同样认为应该尽可能地阻断中国在朝鲜未来命运中的影响力，扩大韩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对立地看待中国和韩国的影响力。

黄长烨和理查德•坡尔的“中国作用论”

相反，也有人主张中国的积极作用。代表性的人物有前朝鲜劳动党国际秘书黄长烨。黄长烨认为在朝鲜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是重要的，只要断绝中朝同盟关系，就可以搞垮金正日政权。并一贯地主张朝鲜的金正日政权倒台后因该遵循中国式改革开放的路线。进而敦促美国应该加强美中合作，以使中国能够积极参与朝鲜政权的更替。

曾经主导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理查德•坡尔（Richard Perle）的观点也类似于黄长烨。他在自己的著作《邪恶的终结：如何打赢反恐战争》中主张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实现政权的更替。

“只有军事压迫才能让金正日屈服。美国的对朝攻击压力可以说服中国除掉金正日。即使是亲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除掉金正日后上台的政权将更加有利于美国。美国也应该接受这种结局。”

曾经在布什政府负责朝鲜问题的维特•车观点虽然比黄长烨或理查德•坡尔相对稳健一些，但是同样在主张美中两国有必要合作解决朝鲜问题。他在《政治学季刊》2004年夏季号发表的文章中主张，中国主动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为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这将极大地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从理论上讲在解决朝鲜问题的过程中美中合作是可能的。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再次确认有关中国在朝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应该起到的作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多种观点。一方认为应该尽量缩小中国的作用，转而展开韩国的政策。而另一方则肯定地评价中国的作用，进而主张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使中国发挥更多的作用。

但是看似截然相反的上述两种观点也并非没有共同点。两种观点立足于相同的现实判断，即认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足以引发朝鲜的根本变化。无论中国介入朝鲜问题有无必要，其前提都是中国对朝鲜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多数观点认为“中国的对朝影响力实际上微不足道”

也有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观点。即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实际并不是很大。

2007年8月28日出席第七次韩中领导人论坛的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说道；“中国并非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对朝鲜的情况了如指掌。”“希望韩国的朋友们不要过度期待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

认为中国对朝影响力不足以根本性地改变朝鲜的主张主要由中国国内朝鲜专家或政府官员们提出。笔者见过的中国智囊探索输血者们、外交部及国防部的官员们都说出了类似的观点。

如上所述，从确认中国的对朝影响力到评价如何才算是好的对朝政策，显然目前还无法得出统一的立场。

但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应该逐步提高韩国社会在对中政策上的共识程度。因为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围绕中国问题迟早会引发国论的分裂。

因此为提高韩国社会对中国的对朝政策评价上的共识程度，笔者在此要提出几个原则。

不应该毫无根据地刺激反中感情

首先，不应该依赖不确定的根据刺激不必要的反中感情。

事实上认为中国将合并朝鲜的主张论据及其薄弱。这种观点有两点根据。其一是中国有过侵略西藏的先例，所以也有可能侵略朝鲜。但是这种这张混淆了初期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目前的中国与上世纪50年代时不同具有很高的国际依赖性。无法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行动将导致中国的孤立，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会轻易地选择这一“下策”。

其二是认为中国的“东北工程”是合并朝鲜的前兆。“东北工程”对过去历史的歪曲必须要指出来。但是对其政治意图存在各种解释。中国学者内部也认承认“东北工程”的目的之一是事先阻断有关过去“满洲”地区的是非。但是在缺乏客观而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将其延伸到“合并朝鲜”，这只能刺激不必要的反中感情。

对朝鲜问题思考应该从国际合作出发，而不是民族主义

第二个原则是不应该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看待中国对朝鲜的介入。换言之，无论是中国介入还是美国介入，评价朝鲜问题的标准都应该是是否可以在朝鲜发展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

“阳光”；论者们为拥护自己的“胡乱送”政策，不是拥护普遍价值，而是在巧妙地利用着韩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感情。强调朝鲜经济的对中依赖性，目的是强词夺理地辩护“胡乱送”政策的正当性。

可是比较中国和韩国的对朝经济合作就会发现中国的对朝经济合作在发展朝鲜的市场经济方面作用远大于韩国。（请参阅Daily NK的相关报道）韩国的对朝经济合作如开城工业园区、金刚山等项目在激活朝鲜市场经济的方面影响不大。

如果承认朝鲜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法是促进朝鲜内部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中国的方式远比韩国的方式有利。相反，可以说韩国的经济合作带给朝鲜的只是不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也可以赚取美元的幻想。

因此朝鲜问题的解决应该彻底坚持国际合作路线，而不是民族主义路线。想要让韩国单方面全部承担朝鲜的民主主义和经济重建问题的无疑是极为愚蠢的想法。必须得到美国、中国、日本的帮助。为此对朝鲜问题的思考应该遵循国际合作路线，而不是民族主义路线。

我们的当前目标是金正日政权的更替，那么我们就要尽可能减少敌人和增加友邦。如果可以分割中国和金正日，就要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它。韩国一旦采取反中路线，最先欢迎的人应该就是金正日。因为自己可以得到一个最强有力的靠山。

从中国的立场上讲没有必要必须推行亲金正日路线。中国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不积极进行改革开放的金正日也有诸多不满。中国所担心的只是在毫无对策的情况下发生金正日政权的垮台会引发大量难民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危害。

如果朝鲜内部存在可以取代金正日的势利，在金正日垮台后也可以充分地掌握秩序以及解决难民问题，中国就没有理由反对他们。因此韩国也没有理由在“后金正日”体制的构想上不与中国进行合作。

中国的决策过程也日渐多元化

第三，中国内部的观点也日渐多元化，韩国应准确地把握并加以利用。

过去的中国是党为中心的体制，所有决策都是在党内自上而下地传达。但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决策过程也日渐变得多元化。

一位中国“智囊团”的学者也表示，虽然现在的中国依然还贯彻着共产党的领导性，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制定过程日趋多元化。与过去相比，学者和专家们的声音变得更为重要，在内部的讨论会上不同意见之间也出现激烈的冲突。近来中国内部开始公开出现在以往传统的中朝同盟关系中是无法想象的言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称：“朝鲜战争是朝鲜领导层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挑起的战争。”“中国的参战导致经济的恶化和丧失统一台湾的机会。”“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得到了一个非常恼人的邻居。”

时殷弘教授还主张：“如果因核问题朝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中国不应该介入。”（《中央日报》，2003年7月2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认为，1961年签署的“中朝友好合作及相互援助条约为朝鲜提供了做出错误的判断的根据，…… 中国政府现在应该正式向朝鲜提出条约的改订。”（沈骥如，《维护东北亚安全的当务之急》，http：//www.iwep.org.cn/wep/200309）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忠文还直接提到“金正日世袭制”和“政治迫害”的问题。（王忠文，《以新视角审视朝鲜问题与东北亚形势》，《战略与管理》，2004年4期。目前这一刊物已经停刊。）

诸如此类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反朝”主张公开被提出，这种形式的变化韩国的对中外交也颇值得借鉴。

中国无法和朝鲜半岛的命运分割开来

韩国现在也应该加强与中国党政中线以外学者、专家集团等的交流等，要努力丰富外交途径。中国的对朝政策不是固定的，是可变的，随时都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发生转变。因为在也不会有过去那种朝中同盟关系。因此韩国也应该丰富自己的对中国外交，以使无论中国的对朝政策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负面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国和朝鲜半岛一直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中国对朝鲜采取的政策也许会左右今后一个世纪的朝鲜半岛秩序。所以，准确判断中国的对朝政策和制定韩国的对中政策，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现在应该理性地关注中国。